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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3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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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访谈,纳博科夫说只愿意书面采访。采访者的提问书面提交,他书面回答,发表时一字不差保持原样。剔除每一种自发性因素以及与交谈相似的东西。让访谈变成一篇段落分明的文章。在我们对薛忆沩的采访中,他也谈到这点。因此,关于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以及他的文学都在他的回答中。』
《希拉里 密和 我(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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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薛忆沩
出版时间:2016年08月
薛忆沩最新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今年上海书展期间推出以来,已经受到媒体和读者的热情关注。这部以发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离奇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碰撞,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相信我们的这一次专访能够引起更多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兴趣。
百道网:让我们先从《希拉里、密和、我》的结尾开始吧。经历了蒙特利尔最奇特的冬天之后,“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移民生活。这是符号小说逻辑也令人伤感的决定。之后,“我”与女儿道别的过程洋溢着“和解”的气氛,有点出乎意料;接着,那位“温馨”的护士长的出场也一定会让不少的读者感觉意外,当然最后还有《空巢》的“现身”……您将小说的结尾称为“结束的结束”,为什么在最奇特的冬天结束之后,还要安排另一个充满着这些意外的结束?
薛忆沩:我想这是出于叙述本身的要求。因为“最奇特的冬天”的结尾充满了悬念,或者说是一种开放的结尾:希拉里下落不明,密和也前途未卜,“我”又似乎马上要回到“开始的开始”,回到那种绝望“空巢”状况……这时候,一些比较实际的“逆转”能够让叙述安全着陆。许多经历过儿女反叛期的父母都知道,“和解”的出现经常出乎意料,就像“反叛”本身一样。而小说中的这种“和解”直接将“我”带到了抵达异乡之后的第一天,也缓解了离开的压力。经过了整个冬天的喜悦和忧伤,这种缓解是必需的。“温馨”的护士长起到的也是类似的作用。她让“我”有了淡淡的归宿感。《空巢》的出现也符合小说的逻辑。它促成了“我”与父亲的和解,也促进了“我”对护士长的了解。最开始,我是想让“我”不喜欢我自己的这部作品的,但是,叙述逻辑的需要让我改变了初衷。
百道网:“我”、希拉里、“王隐士”及密和这几个人物都有对自身遭逢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必然的追问,尤其在“我”那里,这种追问多次出现。这是否也是您自己的追问?
薛忆沩:是的。这也是我的许多作品,甚至可以说我的全部作品的追问。《白求恩的孩子们》就是建立在这种追问的基础之上的: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底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必然?整整两代中国人的生活因为他的“来到”而改变了:他的精神塑造了我们的性格,他的事迹确定了我们的视野……而我们如今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和技术的力量进一步放大了偶然的魔力,代表必然的真理正在面对着不断的挑战,也正在节节败退。在这样的时代,终极的追问显得更加重要。通过这种追问,我们也许能够找回一点生活的意义,也许能够召回生活的“魂”。
百道网:“我”最后一次走进皇家山的时候,突然感到了彻底的幻灭。您好像是想告诉读者:不论是充满精神含量的爱情(出现在“我”与圆明园的少女、希拉里及密和之间),还是浸透物质利益的婚姻,最后都会以分离终结,或者说,无论生命中偶然和必然最后都要同归于幻灭?
薛忆沩:“我”最后一次在皇家山上感到的幻灭是一种终极的幻灭,具有强烈的形而上色彩。它是人在追寻“真”和“爱”的道路上必然要遭遇的精神痛苦。“爱情”是生命中永恒的奇迹。它是创造力的根源。它是艺术创造的隐喻。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经历过伟大爱情的心灵一定能够超越狭隘的“现实”和低俗的“自己”。任何涉及物质利益的关系都无法与爱情相比。爱情的喜悦是最值得去享受的喜悦。爱情的忧伤是最值得去经历的忧伤。“我”后悔过婚姻,却没有后悔爱情。那个寒气袭人的童话或者神话将永远陪伴他的余生。
百道网:在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里面,您让妻子和女儿因为车祸而离去,中篇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里面的主人公也已经站在了婚姻的废墟上,而在《希拉里、密和、我》的一开始,您就让妻子去世、让女儿离开……您对婚姻是不是持否定的态度?
薛忆沩:死亡是我观察生活的重要视角,所以我的每一部作品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或者说建立在死亡的基础上。你列举的这三部作品就很典型。“向死亡而生”成了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我关注的并不是婚姻,而是死亡,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我对婚姻的态度其实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从你列举的作品里也能够看出这一点。比如出租车司机吧,他妻子和女儿的死改变了他的视角,也改变了他的生活。当然,我对陈词滥调从来就持强烈的否定态度,而婚姻是很容易变成陈词滥调的。
百道网:《希拉里、密和、我》中,“王隐士”的一番极具哲理的“布道”让我想到《遗弃》中的图林。我觉得这两个人物有许多的相似性,他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也应该就是您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您承认《遗弃》有很大程度的“自传性”,《希拉里、密和、我》是否也是您现在心境的写照?
薛忆沩:你关于“王隐士”和图林的比较很有意思。是的,他们都是“业余哲学家”。他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也的确与我的非常接近。《希拉里、密和、我》始终都沉浸在忧郁和幻灭的情绪之中,那是对一个时代的忧郁和幻灭。这与我现在的心境也很吻合。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急剧加速,“全球化”过程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处境。我相信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是消极和荒谬的。过不了多久,做“王隐士”那样的“逃犯”也将不再可能。无孔不入的信息和无处不在的诱惑已经彻底打破了个人的尊严和生活的秩序。
百道网:正因为您的作品之间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您觉得您是一个在“重复自己”的作家吗?或者说,您不过是在用不同的作品来探索同一个主题?
薛忆沩:我是一个具有强烈探索意识的写作者,我对形式上的创新有天生的癖好。比较我的五部长篇小说,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每一个写作者的主题都是有限的,因此每一个写作者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重复自己”。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这是写作这种事业本身的特点。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写作与“时代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八十年代中国的那种思辨和批判的精神,那种纯粹的“精神性”,《遗弃》就完全不可能存在。同一个时代的写作者往往会共享一些主题,甚至一些视角。也就是说,他们不仅“重复自己”,还“重复同行”。事实上,他们是在“重复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们处在“全球化”急剧加速的大时代。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全球化”过程就已经引起写作者的注意,它事实上催生了整个现代主义的文学革命。而最近这四十年,这个过程空前加速。它的影响力已经直逼人类生活的根基,直逼人性的底线。正因为这样,它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的挑战,同时也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百道网:根据纳博科夫的说法,大多数文学访谈都有点像是智者与小丑之间的无聊对话,或者更差。而您说您将回答访谈的问题当成是一种创作。我很好奇,您觉得谈论您自己和您自己的作品会有助于作品的被认识吗?
薛忆沩:纳博科夫的这种说法有点刻薄,却很有道理。关键谁是小丑,被访者还是采访者?我想,这种说法也许就是纳博科夫只接受笔访的原因:他不想让未经深思熟虑的回答将一个智者变成了小丑。我也是几乎只接受笔访的人。我甚至会修改采访者的问题(当然不是内容上的修改,是语言和形式上的修改)。我对访谈的态度其实与纳博科夫的说法相吻合。精心的创作将小丑变为了智者。许多读者都反映我的访谈让他们对我的作品有了更深的认识。这说明访谈的确有“辅助”阅读的效果。而更重要的可能还不是对读者的帮助,而是对我自己的帮助。精彩的问题经常会引起我对自己的生活和作品新的思考和认识。这也许是访谈最神奇的地方。
百道网:《希拉里、密和、我》中有不少的巧合或者说重叠:不管是八十年代在圆明园遇见的少女,还是三十年后在皇家山上遇见的希拉里与密和,“我”的走近都以阅读和写作为媒介。甚至密和的父母在七十年代的走近也与阅读和写作有关……这是不是您作为创作者的刻意安排?除此之外,密和的父亲说:“哲学和死亡是我的导师。”这更让我有点疑惑,哲学怎么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人的导师?作为读者,我觉得这是因为您对人物进行了薛忆沩式的想象。这种想象让您的作品中的人物具备了类似的气质,成为了“这类人”。
薛忆沩:两个很重要的事实也许可以有助于消除你的疑惑。第一,这部小说中的两个主要女性人物完全“来源于生活”,而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我在2010年到2011年间的那个冬天同时在皇家山上遇见了她们。那个东方女性每天都坐在湖边写作,坐在轮椅上写作,而那个西方女人每天都迷惘地看着远处,好像对身边的一切都没有兴趣。我后来知道,她是一位莎士比亚的专家。而“我”在圆明园遇见的少女也间接地“来源于生活”。八十年代,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过在圆明园的“艳遇”,都与阅读有关,都与写作有关。我那时候也经常去圆明园。很遗憾,我自己没有那样的“艳遇”;第二,我总是在生活遇见相同气质的人物。有时候,我甚至会听到这些人在不同的时空里说出同样的话。在关于短篇小说《小贩》的创作谈里,我谈到过自己与“小贩”长达33年的关系。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小说中最暴力的那一幕就发生在我们学校的门外。后来,我又不断遇见“他”,在伦敦、在巴黎、在蒙特利尔……相同气质人物的重复出现是生活的神秘或者说诡异之处。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我在《希拉里、密和、我》中刻意安排了一些巧合和重叠,比如在圆明园和在皇家山上,《十四行诗》在相距三十年的时间和相隔着一个地球直径的空间里重现;比如密和的父亲的话在四十多年之后又被“王隐士”重复。我甚至还暗示希拉里也许就是密和母亲的魅影,而“我”有可能就是密和父亲的幻象。这样,三个主要人物在皇家山上的相遇其实就是密和正在写作的故事翻版。《希拉里、密和、我》是一部向阅读和写作致敬的书。我相信,世界上许多人的生命可以通过一部作品,一种气质甚至一个意念联在一起。人类历史中存在无数这样的神秘莫测的链条,就当它是一种精神的DNA吧。
百道网:在上一次百道网对您的采访中,您提到了卡夫卡的《饥饿的艺术家》。那段精彩的回答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您小说中的人物与卡夫卡异化世界里的那些人物相似,都是彻底的孤独者。不过您的人物往往带上了哲学的色彩、受阅读的影响很大,而卡夫卡的人物则通过寓言的形式来呈现,不需要借助哲学和阅读的“外力”。加缪也没有借用哲学和阅读就将“局外人”默尔索的孤独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很想知道,您对自己今后的创作有什么期待?
薛忆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借用物理学的术语,我称它为“参考系”问题。我一共有五部长篇小说,其中《一个影子的告别》《白求恩的孩子们》和《空巢》这三部都没有用哲学和阅读做参考系。而我的许多短篇小说,包括最著名的《出租车司机》也都没有用到类似的参考系。《出租车司机》只有一处提到了书,就是压死了出租车司机妻女的是一辆运送图书的货柜车。“深圳人”系列小说中,还有一篇题为《文盲》的作品。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我有能力做到不用作为我写作标志的参考系。或者说,我有能力更加直接地去呈现我的故事。但是,有没有必要来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彻底摒弃这个被一些人认为不接地气的参考系?我觉得没有必要。以我现在正在酝酿的三个故事为例吧,其中两个故事的主要背景都是“乡村”,而它们的主人公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两个故事的中心也都矗立着一个显眼的文化坐标。而且这个文化坐标都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我不喜欢别人给我写作贴上诸如“知识分子写作”一类的标签,但是,我也不会刻意地去抹杀自己文学的个性和特色。
《希拉里、密和、我》为8月百道好书榜·文学类好书
(本文编辑 高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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