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标 签：小说 中国当代小说
一个行踪诡异的西方女人
一个身世神秘的东方女人
一个因妻“离”子散而濒临崩溃的中国男人
在天寒地冻的皇家山上的奇遇
将一段梦幻般的“三角关系”带进了阅读的视野
三个生命的“真相”与中国最沉重的历史和现实纠结
三种激情的碰撞与人类最古老的喜悦和悲伤交织
这是一个冬天的童话
这更是一个时代的神话……
薛忆沩，生于郴州，长于长沙，现居蒙特利尔。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从蒙特利尔大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1996—2002年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6—2007年为《南方周末》及《随笔》杂志撰写读书专栏。2009—2010年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2013年受聘为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1991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2014年及2015年连续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
主要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遗弃》（2012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版）、《一个影子的告别》（台湾版）、《空巢》（2014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及《南方都市报》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流动的房间》（2013年新版）、《首战告捷——“战争”系列小说》（《南方都市报》2013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小说》（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十二月三十一日》；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与马可·波罗同行》、《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伟大的抑郁》。
开始的开始
那是我在蒙特利尔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那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离开蒙特利尔已经一千九百五十二天了……直到现在，那个冬天围绕着皇家山所发生的一切都还是让我感觉难以置信。每当它们在睡梦或者幻觉中重现的时候，我总是会突然被最无情的疑问惊醒：这会是真的吗？这会是真的吗？这会是真的吗？……我痛恨这如同绝症一样的疑问，因为它想将我与那不可思议的冬天割裂，因为它想将我与那不可思议的激情割裂。每次从睡梦或者幻觉中惊醒，我都会因为这残暴的割裂而感觉遭受了至深的伤害。
按照蒙特利尔的标准，那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冬天：它开始于十二月下旬，结束于三月上旬，持续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而在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共只发生过四次雪暴，零下二十度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就是说它也并不是特别冷……可就是在那样一个非常普通的冬天里，生活向我打开了那一扇从来没有打开过的窗口，那一扇永远也不会再打开的窗口。我至今都觉得我通过那窗口看到的风景难以置信。
我现在相信，所有那一切都起源于我妻子的死。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对她的感觉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她已经面目全非的身体每天都让我感到恶心，甚至是极度地恶心。她已经忍无可忍的痛苦每天都让我感到恐惧，甚至是极度地恐惧。是的，我仍然在精心地呵护着她。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仍然”完全是出于冷漠的理智，没有任何情感的温度。我已经不再将她当成是与自己共同生活过二十三年的女人了。她只是一副还存留着微弱知觉的骷髅。我完全是凭着冷漠的责任感抓紧了她的手。她最后一次昏迷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惊慌了。我叫醒了刚刚躺下的女儿。我问她还要不要拨打急救中心的电话。“你说呢？”她用很虚弱的声音反问我。我知道她也已经疲惫不堪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说打或者不打都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那还是打吧。”我凭着冷漠的责任感说。
前来急救的医护人员十五分钟就到了。我妻子在他们到达之后八分钟就停止了呼吸。
我妻子是在一年一次的免费常规体检中发现自己身体的异常的。复查的结果证实她的胰腺癌已经进入中期。从发现异常到停止呼吸，我妻子只用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前面的四个月，她的情况比较稳定。在化疗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妻子不仅力图保持情绪的稳定，还力图保持生活节奏的正常。她甚至还坚持到便利店来帮过几次忙。但是进入新年之后，她的状况迅速恶化。那天清早她在洗手间晕倒之后，我们第一次拨打急救电话，将她送进了医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的体重每天都急剧下降，她的情绪每天都激烈波动，她每天都被忍无可忍的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
从我妻子住院的当天起，我就将便利店完全托付给了那位一直想买我们便利店的朋友，全天在医院陪护。整整六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在二月的最后那个星期一，她的医生告诉我，进一步的治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就将她接回到了家里。我妻子当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是，她很高兴能够回到家里，最初几天的精神状况比在医院里有明显的好转。每天中午，有一位护士会过来查看病情的发展。还有一位信教的朋友每隔一天会过来为她做祷告。那位朋友每次都要求我跟她一起为我妻子做祈祷。尽管我和我妻子都不是基督徒，她相信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祷告来减缓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我必须承认，我的祈祷不仅一点都不专业，也一点都不专一。在祈祷主为我妻子减轻痛苦的同时，我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祈祷。我祈祷主将来在接我走的时候一定不要再这样犹犹豫豫。我绝不愿意遭受我妻子遭受过的煎熬和折磨。从接我妻子回到家里到在死亡证明书上签字，我只用了不到三个星期。
我妻子的死亡对她和我都应该是一种解脱。与这死亡相比，我在三个月之后经历的另一次死亡至少对我来说就是纯粹的折磨了。那是无法用死亡证明书来证明的死亡。那是我与我女儿关系的死亡。其实，在我女儿进入中学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已经出现明显的症状：她对我的依赖和依恋越来越少了，她与我的交谈和交往也越来越少了……对生日的态度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进入中学之前，每次她过生日，她都会盼望着我给她的礼物，而每次我过生日，她也都会送给我一张自制的贺卡。但是在进入中学之后，我女儿不仅不再期盼我的礼物，也不再记得我的生日了。而到她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已经进入了垂死的状态：她没有根据我的意愿去选择大学，也没有根据我的意愿去选择专业。尽管如此，我对我们关系的死亡并没有心理准备。我知道她不打算根据我的意愿在读完本科之后继续深造，争取更高的学位。她想马上工作，而且想到远离蒙特利尔的地方去工作。但是，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的关系马上就会夭折啊！她没有得到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工作。她沮丧的表情让我偷偷高兴了四天，也只让我偷偷高兴了五天。第五天晚上，我刚进家门，我女儿就告诉我，她收到了她申请的唯一一家蒙特利尔公司的录用通知。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对她的祝贺，她接着说，她已经在办公室附近找到了一个住处，马上就会搬出去住。这是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决定。“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出去住呢？”我着急地问。“因为我想。”我女儿冷冷地说。她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就搬走了。那是比我能够想象到的要激烈得多的行动。我女儿不仅是从我的身边搬走了，还从我的生活中搬走了：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她既没有给我来过一次电话，也没有接过我的一次电话，她甚至没有回复过我的一次邮件，她甚至连她新的住址都没有告诉我……我终于失控了。在最后一次邮件里，我愤怒地写道：“作为你的父亲，我至少有权知道你现在的死活。”我以为我的愤怒会刺激她马上给我回复，让我知道她还活着。我苦苦等待了十天。那是比等待我妻子的死亡还要痛苦的等待。那是让我对自己的死活都失去了感觉的等待。第十天的傍晚，我在超市里遇见了她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我问她与我女儿最近有没有联系。我没有想到她的回答会那样肯定。她说她们“昨天”还在一起吃过晚饭。这回答首先让我兴奋，因为我知道她还活着，接着我又感觉备受羞辱，因为我与她的关系现在还不如她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不需要再等她的回复了。我知道，尽管她本人还活着，我们的关系却已经死去。
一个月之后，我卖掉了我们的便利店。这对我是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交易。它意味着告别，也意味着结束，甚至还意味着逃离。它也可以说是我紧接着经历的另一次死亡。其实在我妻子的复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我就想到过要卖掉我们经营了十三年的便利店。我想到的不仅是自己要集中精力来陪护她，还想到这突如其来的结果其实是一个提醒：它提醒我们人生苦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而不应该没完没了地工作。但是，我怕我妻子误解了我的意思，将我的想法当成是对她的宣判。在她住院之后，卖掉便利店的想法又一次被我女儿提了出来。她也提到了复查结果是一种提醒。她说我们不应该再像从前那样过着起早贪黑和省吃俭用的生活了。我心里非常赞同，嘴上却强烈反对。我对她说，如果马上卖掉便利店，肯定她母亲的病情肯定会加重，因为她母亲将便利店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接着，我又经历了另一次同样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死亡。在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我卖掉了我们已经住过将近十年的房子，搬进了位于皇家山西面“雪之侧”路边的一幢高层公寓。那是一幢有四十八年历史（也就是与我同年）的公寓。我选择在那样的淡季卖掉房子是因为不想在它里面孤独地过着圣诞节和我妻子的诞辰日（她的诞辰日在圣诞节之后的一天）。而我看上那幢公寓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它离我妻子的墓地非常近，我每天都可以散步从她的墓碑前经过。
搬进新居之后，我又试着给我女儿打过几次电话，她还是一次都没有接听。最后，我只好通过电子邮件将我已经搬家的消息和我新的地址告诉了她。我在邮件里希望她能在她母亲诞辰日那天上午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去为她母亲的扫墓。我女儿没有回复我的邮件，但是，在她母亲诞辰日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她走进了我的新居。那是她搬离我的生活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想领她参观一下我的新居，她显得没有一点兴趣，我就只好放弃了。我们在客厅里坐了半个小时。我首先差不多是强迫她接收了新居的备用钥匙。我觉得留一套钥匙在她那里非常必要，而她却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接着，我问她工作情况怎么样。她说不错。接着，我问她住的情况怎么样。她说很好。接着，我问她下班回来还要自己做饭，会不会感觉很辛苦。她说还行。最后我问她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的电话也不给我打电话。她说太忙。我没有办法得到更长的回答，感觉极为失望。然后，我们一起去墓地。我对着墓碑鞠躬的样子在她的眼里似乎非常可笑。她默默地走到墓碑前，伸出右手抹去了墓碑顶上的积雪。我问她是不是梦见过她母亲。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又问她是不是还记得她母亲做的牛腩煲。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接着问她，在她母亲去世之后，我一次都没有梦见过她，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她还是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非常失望。这时候，我女儿告诉我，她还约好了一位同事中午去逛街。我看了一下表，我们在她母亲的墓碑前呆了还不到二十分钟。我很想说服她多呆一会儿，但是又没有开口。
我女儿在墓地的门口就想与我分手。这一次，我没有妥协。我坚持陪她走到了地铁站，尽管她一路上都没有怎么跟我说话。在入闸口分手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够经常回家来看看。她说她真的很忙，差不多每天都要加班。她不假思索的回绝对我是更大的打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过孤独。”我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说，“我有时候都想离开这里，甚至离开这个世界。”不知道是我的语气还是我的语言触动了我女儿，她站在闸口的另一侧停了一下，脸上显出了不安的表情。但是，那不安很快就消失了。“不要整天闷在家里。不要总是去想过去的事。”她冷冷地说完，转背走了。我还想再哀求一次，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绝望地看着我女儿的背影，很想她在下站台之前能够回过头来再看我一眼。她没有。
一阵强烈的酸痛穿透了我的身体。我的眼眶顿时就湿透了。你为什么不回头看我一眼？你为什么不问我任何问题？你的回答为什么都那样短促？……难道这些都必然是成长的标志吗？一连串的问题激烈地翻腾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起那一天我在那位台湾邻居面前对我女儿的抱怨。我说我正在成为李尔王那样的“弃父”，正在面对新一轮的“身份危机”。好心的邻居劝我不要给自己强加过度的“危机感”，她说我女儿的表现很正常，她说现在的孩子都这样。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很正常”和这样的“都这样”。我很孤独。我很绝望。我想离开这里，甚至想离开这个世界。
等我女儿完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我才含泪转过身来。关于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故事也许就应该从这个瞬间开始，因为刚转过身来，我就注意到了那个东方少女。她的年纪应该跟我女儿的不相上下，她的个头跟我女儿的非常相似。她站在两个通道交汇处，正在为选择出口而犹豫不决。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对我的一种补偿。我走到她的跟前，问她想要去哪里。她说想去皇家山顶上的观景台（那是可以俯瞰蒙特利尔城区的著名景点）。“你跟我走吧。”我说，“我走的正好是那个方向。”她充满信任地接受了我的建议。这对我是一种更大的补偿。与刚才陪我女儿来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一路上又不少的交谈。她告诉我她来自韩国的釜山，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就像我女儿一样，她也是夏天刚从大学毕业。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够好，这次报名参加了麦吉尔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为期三个月的英语补习班。她昨天刚来到蒙特利尔。她想趁学校还没有开学，抓紧时间参观城市里的旅游景点。我好奇她为什么会选择在冬天来蒙特利尔。她说她就是冲着蒙特利尔的冬天而来的。她说冬天是她最喜欢的季节。这要归功于她父亲或者说要归功于维瓦尔第。她说她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业余小提琴手。他特别喜欢拉维瓦尔第《四季》中的“冬季”。她说那一段神奇的乐曲是她和她父亲之间的精神纽带。她的这一段话立刻引发了我很深的内疚。为什么我和我女儿之间就没有这样的“精神纽带”呢？我不知道这种缺失是我自己的错还是我女儿的错。除了阅读，我没有其他方面的爱好和专长，而我女儿喜欢的是数字而不是文字。在阅读方面，她稍微有点兴趣的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侦探小说。
我在我住的公寓大楼门口停下，与给予我很大补偿的韩国学生告别。我告诉她，顺着马路对面的那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就可以走到皇家山顶了。韩国学生浅浅地对我鞠了一躬，她说幸亏遇见了我，不然她一定要走许多的弯路。她感激的言辞和举动激起了我深深的满足感。我目送她横过马路，我目送她渐行渐远……我的心情与刚才在地铁站里看着我女儿的背影浅行浅远时的心情完全不同。深深的满足感让我决定一直要看着韩国学生的背影完全消失。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冬天里的第一个奇特的场面会在那背影即将消失的时候出现：在小路尽头拐弯处那家鲜花店的门口，韩国学生突然转过身来，向我举起了双手。她怎么知道我还在看着她？这有点不可思议。她好像是知道我刚才在地铁站里对我女儿背影的期待。她好像是想满足我的那种期待。我也对她举起了双手。我很激动。韩国学生继续高举着双手倒退着走。我也等她完全消失在鲜花店的后面才将手放下来。就在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那个韩国学生刚才转过身来举起双手并不是向我做最后的告别，而是在我提出新的请求。这奇怪的感觉推着我跑过了马路，又推着我沿着那条小路跑向了鲜花店，跑过了鲜花店，又一直跑到了韩国学生的身边。“我其实还应该再陪你走一段。”我不太好意思地说。韩国学生充满喜悦的表达让我充满了喜悦。
我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在冬天的时候走进过皇家山了。刚来蒙特利尔的那些年里，我女儿总是盼望着冬天的到来，因为她非常喜欢在皇家山上的露天溜冰场溜冰。皇家山上有两个露天溜冰场。海狸湖边的人工溜冰场几乎在整个冬天都会开放。而到了严冬，有人工溜冰场四倍那么大的海狸湖本身也变成了溜冰场。节假日里一起在皇家山上溜冰不仅是我女儿的享受，也是我自己的满足。尤其当我们手拉着手在海狸湖上溜冰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感觉我女儿永远都不会与我分离，永远都需要我的呵护。这时候，我对生活的热爱都会迅速膨胀到极值。但是，我女儿的变化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了：她开始是不愿意我拉着她的手溜冰了，她后来是不再让我陪着她一起去溜冰了，她最后是自己也不愿意去溜冰了。
我一直将韩国学生带到了海狸湖边。事实上应该反过来说，应该说是那个韩国学生将我带到了海狸湖边。没有她在地铁站的意外出现，肯定就不会有我在严冬的海狸湖边的重现。面对意想不到的山景，韩国学生发出了一声韩国味很重的惊叹。我也在心里悄悄地发出了一声惊叹。我惊叹十年之后又能面对自己曾经非常熟悉的景观。我惊叹生活就好像是重现的幻觉或者幻觉的重现。
海狸湖还没有作为溜冰场开放。我在湖边的小路上为韩国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拍了三张照片。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人工溜冰场的旁边。韩国学生好奇地打量着溜冰的男女老少。而我还在继续惊叹着生活和幻觉。这时候，韩国学生突然转过脸来，问：“你会溜冰吗？”她的问题激起了我淡淡的伤感。我说我会。接着我又说，不过我已经将近十年没有溜过了。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冬天的第二个奇特的场面会在这时候出现。
“那我们一起来溜冰吧。”韩国学生说。
我深深地颤抖了一下，感觉她的建议有点难以置信。
“我们一起来溜冰吧。”韩国学生重复了一遍她的建议。
我们马上走进名为“海狸湖阁”的服务站里租鞋换鞋。韩国学生动作非常敏捷，很快就换好了冰鞋，站在一旁等我。这与我女儿当年的情况正好相反。当年，总是我先换好了鞋之后在等着我女儿。“你为什么十年没有溜过冰了？”韩国学生问。
她的问题激起了我更深的伤感。“因为我女儿长大了。”我说。
韩国学生好像马上就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微微地低了一下头，然后又看着我问：“她多大了？”。
“应该跟你差不多。”我说，“她现在都不愿意回家来看我了。”
韩国学生没有再多说什么。她等着我换好鞋之后，与我一起走进溜冰场。她很快就完全适应了溜冰场的气氛，彻底放开了她的身体。她溜得非常漂亮，不仅倒溜和顺溜转换自如，甚至还能做漂亮的跳跃和旋转。而且她每次从我身边溜过的时候，都会很开心地跟我打一声招呼，让我感觉十分温馨。而我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勉强适应溜冰场的气氛。这一方面是因为十年的隔膜，更重要地是因为我的注意力一点都不集中。我不断地停下来观赏着韩国学生轻松自如的表现，又不断地回忆起我与我女儿当年在溜冰场上的场面。同时，我还在继续惊叹着生活和幻觉：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十年之后又重新回到皇家山的露天溜冰场上，而且是用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这种惊叹让我在走出溜冰场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冲动。我想这应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想以后每天都来皇家山上溜冰，而且是每天清早起床后就来，而且要坚持整个的冬天。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仪式啊！我想用这奇特的仪式驱散已经令我忍无可忍的孤独和空虚。
换好鞋之后，我指给韩国学生看通往观景台的山路。她说她已经感觉有点疲劳了，加上天色也已经昏暗，拍照的效果肯定不好。她想还是跟我一起下山，以后再去那里参观。“我正好还可以再多练习一下英语。”她说。我隐隐感觉她是有意想陪我下山，心中充满了欣慰。
一路上，韩国学生谈起了她儿童时代学习溜冰的一些经历。她说有时候她父亲会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看着她溜冰。她说那真是很奢侈的享受。我继续在暗暗地羡慕她有一个那样的父亲，也羡慕那个父亲有她这样一个女儿。在我住的公寓大楼前，我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再陪她一段，陪她到地铁站去。她显得非常高兴，说：“我们正好可以在相遇的地方分手。”接着，她谢谢我为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而我说我应该谢谢她，因为她让我找回了溜冰的感觉。我也祝福她在蒙特利尔的学习和生活都很开心。我们最后也是在地铁的入闸口分手。但是我看着她走进入闸口的心情与三个小时前看着我女儿走进入闸口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喜悦。我想看着她走下通向站台的台阶。我没有想到她会突然转身，并且又快步朝我走过来。我更没有想到她会说出那句至今都让我充满感激和喜悦的话。“她会回到你身边来的。”她说，“一定会。”
这应该是那个冬天里的第三个奇特的场面。它更加坚定了我对自己刚才在皇家山上做出的那个决定的信心。回到公寓大楼，我直接去了设在地层的杂物间。上次搬家的时候，我处理了许多从前的物品，包括我妻子的大部分衣服，我女儿的大部分书籍。但是，我特意留下了我自己和我女儿的溜冰鞋。当时我只是想留着它们做一个纪念。没有想到，它们还会重新遭遇皇家山上的真冰。
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的脑海里交替翻腾着白天奇特的经过以及十年前在皇家山上溜冰的画面。我对自己的重新开始不仅充满了憧憬，也充满了惶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每天清早上山的决定。十年前，我只是在节假日的中午或者下午去，而且每次都带着我女儿去。我们在上山的路上总是不停地说着话。我们在换鞋的时候也总是不停地说着话。我们在溜冰的时候也总是不停地说着话。现在，我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整个冬天都上皇家山的决定。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上完厕所之后，我坐在床上读完了那本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小说。最近半年以来，我给自己规定了每天阅读英语的定量。这种阅读已经成为我与孤独相伴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在，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一静一动，正好是一种补充。我在八点差十分走出家门。像从前那样，我的右肩上背着我自己的冰鞋，左肩上背着我女儿的冰鞋。失眠的影响很快被激动冲淡。我激动地朝着皇家山上的海狸湖边走去。这时候，我当然还不可能知道这个冬天将会是我在蒙特利尔度过的最奇特的冬天。但是，我清楚地意识到与上一个冬天相比，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丈夫，我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父亲，已经不再是一个业主，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关于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故事其实也可以从这里开始。
希拉里
我走进服务站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个人。这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遇见过的情况。以前每次带女儿来，赶上的都是节假日的高峰期。那时候的服务站总是处于爆满的状态，找到有空的鞋柜都很不容易。而我女儿还总是坚持要她最喜欢的鞋柜，就是靠近面对海狸湖的窗口那一排正中间的那三个鞋柜。说服我女儿接受其他的鞋柜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她同意之后坐下来换鞋又需要很长的时间。当然，我从来没有觉得那是耽误时间。我从来没有觉得为我女儿做任何事情是耽误时间。可是，她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她现在根本就没有兴趣与我做任何交流。她现在好像觉得给我来一个电话或者接听我的电话都是在耽误时间。
那是一个女人。她坐在我女儿最喜欢的那一排鞋柜的正中间。她的双手抱着弯屈的双腿。她的头轻轻地靠着她的膝盖，脸侧向面对海狸湖的窗口。那很像是一张著名的黑白照片中的姿势。她显然是刚刚从溜冰场上下来，脱去的冰鞋倒卧在她的跟前。非常奇怪，从我的目光接触到她背影的一刹那，我就感觉到她好像是一个病人。更准确地，应该说我在那一刹那就已经感觉到了她的生命中强烈的矛盾：一方面，它散发出能够挑战一切喧嚣的活力；另一方面，它又散发出无法承受任何骚动的恐惧。一个奇怪的标签立刻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个女人是一个“健康的病人”！
我没有想到迎接我“重新开始”的是如此强烈的矛盾。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感觉有点不安。而她对有人走进了她一个人的空间并且还从她身边走过都没有任何反应，这让我感觉更加不安。
我走到以前我女儿最不喜欢的那一排鞋柜跟前，选择面对而不是背向服务站的内部坐下。这样，“健康的病人”就完全处在我视线之内。从现在的方向，我能够看清楚她身体上的更多细节，比如她盘在头顶上的发髻和她交叉在小腿前的手指。这些细节好像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当然，我还是看不到她的脸。我也就还是无法知道她究竟是在观看、是在沉思，或者仅仅是在发呆。我想不管是哪种情况，她都应该是非常专注的，否则她不会对一个陌生人的出现没有任何反应。
我每天不仅要背着我自己的冰鞋，也要背着我女儿的冰鞋。这是我在深夜失眠的时候做出的决定。我希望这会造成一种幻觉，好像我女儿还依然跟在我的身边。刚才在上山的路上，我就一直在与她交谈。我还是问她喜不喜欢蒙特利尔。那是在移民生活最初的那些年里我对她问得最多的问题。她的回答从来都是肯定的，这是我能够在移民生活中坚持下来的重要保证，这是我和她共同的幸运。
我望着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的“健康的病人”，又看了看我女儿的冰鞋。我知道我又不得不开始劝说她了。“你看，”我说，“已经有人坐在那里了。”我女儿当然不肯放弃。她要我去跟“健康的病人”交涉。“没有用的。”我说，“她不会让开的。”我女儿问我怎么知道。“刚才我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她都没有任何反应。”我说。我女儿还是不肯放弃。她说她要一直等着。“她永远都不会离开的。”我继续劝导说。我女儿又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又看了“健康的病人”一眼，突然，我好像窥探到了她心灵的秘密。“因为她很孤独。”我说。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女儿其实并没有跟在我的身边。已经十年了……而且我相信她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窥探到的其实并不是那个女人心灵的秘密，而是我自己心灵的秘密。我很孤独。我真的很孤独。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过孤独。
溜冰场的管理人员还没有上班。租卖冬季运动器材和各种配套物品的门面还没有打开。这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我突然想，如果不是我妻子的离去和我女儿的离开，我就不可能遇见昨天的那个韩国学生，就可能永远都不会走进清晨的皇家山，看到这完全不同的溜冰场和服务站。是死亡将我带到了这“完全不同”之中，是孤独将我带到了这“完全不同”之中。这“完全不同”让我马上又想起了刚才读完的那部小说里的一段话。小说的叙述者是巴列维家族中的一员。她在巴黎过着流亡的生活。有一天，她听一位从小失明的老人谈起了巴黎与爱情的关系。他说：“客观存在的巴黎其实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个体生命中的巴黎。卢浮宫、艾菲尔、圣母院……这些景观只有通过个体生命的体验才能去除外表的遮蔽，获得真实的意义。你与不同的人走进的巴黎是不同的。具体地说，你与爱你的人和不爱你的人走进的巴黎是不同的巴黎，你与你爱的人和你不爱的人走进的巴黎更是不同的巴黎。这不同的巴黎在审美的意义上当然有高低之分。爱改变语言、改变世界、改变人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婚姻改变不了人，但是，爱注定要改变人。为什么海明威说巴黎是‘流动的盛宴’？因为他在那里经历了爱，那改变了他的爱，那将要被转化为巨大创造力的爱，那唯一的爱。”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那一段话以及那部有点晦涩的小说想要表达的意思。我突然感觉到皇家山变成了我个体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经历过的死亡和孤独正在给皇家山赋予意义。
我故意放慢了换鞋的速度，因为我很想看到“健康的病人”改变她的姿势。但是，我没有看到。一直到走出服务站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觉得那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她怎么会那么专注？她怎么会对闯入她的空间里来的陌生人没有任何反应？她怎么会让我在见到她的那一刹那就同时感觉到她的活力和恐惧？……她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我想看见她的表情，我想听到她的声音，我想知道她的背景……我从来没有对一个陌生人产生过的如此强烈的好奇。
站在服务站外的过道上，我忍不住又透过窗口玻璃朝她那边张望：她的姿势还是没有任何改变。我带着强烈的好奇走进溜冰场。因为有前一天的热身，我很快就找到了对冰的感觉。但是，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冰上。我想象着“健康的病人”的表情、声音和背景。我甚至在想象着她与我的决定的关系：我会每天清早都在这里遇见她吗？她也将溜冰当成是克服孤独的方式吗？我对她强烈的好奇会引起她的不安吗？……是突然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音乐将我的注意力拉回到了溜冰场上。高音喇叭悬挂在溜冰场南侧的灯柱上。在高峰期的时候，它里面传出的总是适合大众口味的流行音乐。而这时候我听到的却是古典音乐，而且是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是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曲目之一。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乐曲是在初中地理老师的家里。那是一九七九年八月底的一天下午。当时我不到十八岁，正在等待着人生历史上的第一次远行。再过四个小时就要登上去北京的火车了。我特意去向一直都很关心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辞行。我们交谈了几句之后，他将一盒磁带放进他新买的索尼录音机里。他说他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给我送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是一部同时饱含着对过去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憧憬的作品。我从它的第一个小节开始就感到了强烈的震撼。我甚至觉得它就是贝多芬专门为一百七十多年后的一次特定的远行写下的作品。它改变了我的那一次远行，它也改变了我人生中所有的远行……没有想到那居然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没有想到时光的流逝居然一点都没有磨损乐曲的震撼。我溜到设计得很现代的灯柱跟前停住，抬头看着被白雪覆盖着的高音喇叭。我好像能够看到一个个纯净无比的音符从那里飘出，飘进了没有一丝污染的旷野，飘进了没有一丝浮躁的静谧，最后飘向了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空……一种神奇的喜悦浸透了我的心灵。从十八岁的那次远行之后，我离家越来越远了，对“远”的忧伤也成为我心灵中无法消除的郁结。但是此时此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我人生中所有的远行其实都是为了接近，接近这浸透心灵的喜悦，接近这纯洁无比的宁静。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之后，配合着音乐的节奏，夸张地甩动着双臂，畅快地溜动起来。我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不，这还不足以充分表现我获得的喜悦和享受的自由。于是，我掉转了方向，开始我并不十分熟练的倒滑。我仍然在加速，加速，加速……突然，我感觉右边的冰刀晃动了一下。紧跟着，我就完全失去了平衡，侧身摔倒到了冰面上，并且马上凭着强烈的惯性一直滑行到了溜冰场的边缘。
这迅雷不及掩耳的变化让我感觉非常开心。我将计就计，畅快地叉开双腿，摊平双手，紧闭双眼，躺在冰面上继续跟着高音喇叭哼唱着熟悉的旋律。我没有想到这畅快的享受会被人的声音打断。“你没有事吧？”那个声音问。一个陌生的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我迷惑不解地睁开眼睛，发现刚才那个“健康的病人”正站在我的身旁，俯视着我。我迅速从冰面上爬了起来。我一边低头拍去身上的雪迹，一边用喃喃自语般的声音回答说自己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没有什么问题。听完我的回答，“健康的病人”转背走开了。我抬头望着她的背影，很后悔自己刚才草率的回答：为什么不回答说我摔得很重呢？为什么不请求她搀扶着回到服务站里面去呢？
我望着她充满活力的背影，又想起昨天与我女儿在地铁站的分别。我相信那在皑皑白雪中渐行渐远的背影也不可能突然掉转方向。我非常后悔地想自己对“健康的病人”强烈的好奇可能永远都得不到满足了。我想自己刚才失去的是一生中唯一一次走近她的机会。就在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她没有背着她的冰鞋。她的冰鞋呢？她为什么没有背着冰鞋离开呢？新的疑问让我的好奇变得更加强烈。她当然是将冰鞋留在服务站的鞋柜里了。这就意味着她现在并不是要离开皇家山或者她在今后的某一天还会要再回来。也许她真像我一样，决定每天都要到皇家山上来……这种想法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这意味着我刚才失去的可能并不是唯一的机会。
我好奇地盯着她的背影。她果然没有往出山的方向走，而是在往进山的方向走。这时候，我注意到在皇家山空旷的清晨里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个人：一个坐在海狸湖边的人，一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健康的病人”显然也注意到了那个人。她从电动轮椅边走过之后，回头看了两次。然后，她继续朝丛林里走去。她走到了一棵老榆树的跟前。她将手伸进了老榆树上的一个的树洞里。她从里面抽出了一对滑雪板和一对雪杖。这又是怎么回事？我的好奇更加强烈了：一个人要对皇家山熟悉到什么程度才可能发现一个能够存放滑雪板的树洞啊？这发现是她的健康的标志，还是她作为病人的证明？“健康的病人”非常熟练地踏上滑雪板，动作轻盈地沿着滑雪道朝皇家山深处滑去。她刚才显然是已经溜过冰了，怎么还会有精力去滑雪？一个人要多么健康才可能做到这一点？一个人要多么“病”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好奇越来越强烈了。我想知道所有这一切。
我又心不在焉地溜了两圈之后走出溜冰场。我选择从刚才进来的门进入服务站，这样，我又会很自然地从“健康的病人”刚才坐着的那排鞋柜边经过。我注意到正中间的那个鞋柜上了锁。那应该就是她存放冰鞋的位置。那也是十年前我女儿经常存放冰鞋的位置。我在那个鞋柜前停下来，怀旧地看着窗外。我立刻就看到了湖边那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从这个可以展示海狸湖全景的角度看上去，那个人与洁白又寒冷的皇家山的关系显得更加神奇。我觉得那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幅作品，而且是只有神能够创造出来的作品。我突然好像理解了“健康的病人”的“没有任何反应”。我猜想她刚才就是在专注地欣赏着这样一幅只有神能够创造出来的作品。
我回到自己存放冰鞋的那一排鞋柜边。换好鞋之后，我仍然迷惘地坐在鞋柜上。我有点想等“健康的病人”回来。我想知道她引起我好奇的一切。一对老年夫妇手牵着手走进服务站。他们各自的肩上都挎着一双冰鞋。他们在我对面那排鞋柜上坐下，动作稍显迟缓地换好了冰鞋。我忍不住与他们打招呼，问他们已经多大年纪。老先生说他刚满了八十四，老太太说她比老先生小两岁。我夸奖他们到了那样的年纪还有勇气来溜冰。老太太得意地告诉我，他们从结婚前一年起就在一起溜冰了，至今已经溜了六十二年。老先生得意地告诉我，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们每年都用溜冰来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心中泛起了淡淡的伤感。我想到世界上包括我妻子在内的许多人甚至连寿命都不及我眼前这两位老人的婚龄。我想到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会有如此漫长又如此幸福的婚姻。
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也没有等到“健康的病人”。而且我注意到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也已经不在海狸湖边了。我不想再等下去。在下山的路上，我想着刚才躺在冰上睁开眼睛的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了“健康的病人”的面容。从那严肃的面容里，我看不出她实际的年纪，却能够看出她受过很高的教育，也有非常丰富的内心。更奇特的是，我从见到她的一刹那就已经感觉到的那种矛盾也很清晰地显露在她的那里。我知道，正是她生命中的矛盾激起了我对她强烈的好奇。
那一整天我都在想着“健康的病人”。我为什么会在见到她的一刹那就看到她生命中的矛盾？我为什么会在见到她的一刹那就肯定她是一个“病人”？她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强烈的好奇完全代替了强烈的孤独。晚上在床上躺下之后，我的脑海翻转着的不再是我妻子的隔膜和我女儿的冷漠，而是“健康的病人”优雅的坐姿、关切的询问以及那个神秘的树洞……那里甚至还出现了我们在一起溜冰的场面。她溜得就像那个韩国学生一样娴熟。她的耳孔里插着耳塞，应该是在欣赏着音乐。她一次次地从我的身旁超过。她轻盈的背影带给了我亲密的感觉。
第二天清早，我故意提前了半个小时出门。我想也许我真能像昨天晚上看到的那样，与“健康的病人”在溜冰场上相遇。我仍然背着我女儿的冰鞋。但是在上山的路上，我完全没有再去想她了。我在想着与“健康的病人”的交谈应该怎样开始？我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让她看出我对她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我想交谈最好是从感谢她昨天的关心开始。然后，我还应该夸奖一下她的溜冰技术。接着，我可以顺势问一下她是不是也决定每天都上山来溜冰，接着我还可以问一下除了溜冰之外，她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我想这样的一些问题能够将我带进她的世界。当然，我不会让她知道我已经知道她藏匿滑雪板的位置了，因为那可能会让她感觉难堪。当然，我更不会让她知道她昨天离开之后，我一直都在想着她……刚走进服务站，我就知道我所有的设想都没有意义了，因为她已经坐在了昨天同样的位置上，外套和冰鞋都已经脱下，显然已经完成了溜冰。她没有保持昨天的坐姿，而是完全面对着朝向海狸湖的窗口。我小心翼翼地从她身后走过。我又注意到了她仍然是盘在头顶的发髻。它让我心烦意乱，因为我感觉到了一阵奇怪的冲动，想向它伸过手去。她头发的颜色并不单纯，栗色里面夹杂着零星的灰白。这告诉我她的年纪并不像她的动作表现出来的那样年轻。
就像昨天一样，她还是对有人进入了开始只有她一个人的空间没有任何反应。我还是坐到了昨天的那一排鞋柜上。但是我不敢像昨天那样面对着她坐了。我突然害怕起来，害怕她突然转过身来。我非常紧张。想着自己从她昨天离开之后就一直在想着她，我就非常紧张。想着自己刚才居然产生了触摸她的发髻的冲动，我就非常紧张。我背对着服务站的内部坐着。我忐忑不安地换好了冰鞋。在朝服务站出口走去的时候，我都不敢朝她那边张望。我只想赶快离开与她共享的空间。只是已经走出了服务站，我才忍不住透过窗户玻璃偷看她那边一眼。怎么回事？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我匆匆绕到面对海狸湖的一侧。我看到了“健康的病人”。她已经差不多走到了那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的身后。她减慢了一点速度，将脸侧向电动轮椅，好像很想知道什么。接着，她又快步朝那棵老榆树走去。
第三天清早我决定再提前半个小时出门。可是，就在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不出所料，又是我那位正在办理投资移民的中学同学打来的。他第一次来电话咨询的时候，我问过他为什么会突然有移民的想法。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中国的有钱人都在考虑移民。我们已经失联许多年了，我不知道他已经变成了“有钱人”。我也不太熟悉中国“有钱人”的情况，不知道移民成了他们的时髦。这已经是他第五次给我电话了。上次通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太太从一开始就对移民充满了顾虑，完全是在他的哄骗之下才勉强同意了一起申请。正式递交申请之后，她变得更加不安了，经常都会失眠。而他们刚刚收到的面谈通知更是将她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她现在每天都哭哭啼啼、不思饮食，失眠的情况也更加严重。她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去参加面谈。我的同学已经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他希望我能够结合我个人的经验，与他太太谈谈移民的好处。我当时就断然回绝了他。我说从我个人的经验里可能看不到移民的任何好处。可是，他的这第五次电话还是来了。他说他的太太就在他的身边，他说她想与我谈谈。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太太。我根本不相信她会想与我交谈。我也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与她交谈。我首先很礼貌地与她打了一声招呼，并且报上了我的姓名。没有想到，这简单的开场居然会让她放声大哭起来。我的同学抢过了话筒，请求我不要挂断电话。他说她一下子就会好的。接着，我听到他一边责骂一边哀求，最后终于止住了他太太的痛哭。然后，他将话筒交给了她。刚才在听着那些责骂和哀求的同时，我突然有了主意，觉得可以从夫妻感情的角度来开始我的劝说。我马上问她爱不爱她的丈夫。她回答说当然。我接着说既然如此，她就应该与他步调一致。“可是我总不能跟着他往火坑里跳吧。”她激动地说。她的话让我忍不住想开一句玩笑。“加拿大不是火坑，是冰窟。”我说。她没有回应。我接着告诉她，有人把移民说得太好，有人把移民说得太糟，这两种极端都不可信也都不可取。“其实移民就是换一个地方过日子，”我说，“只要你对你丈夫还有感情，跟他在任何地方过日子不都是一样的吗？”她还是没有回应。我接着说他们现在面对的还不是马上就要移民的问题。他们的面谈可能根本就不成功。他们的申请可能根本就不获批准。哪怕申请最后获得了批准，他们也完全可以选择不去登陆。哪怕他们选择了登陆，他们也还随时都可以放弃。“还是一起去面谈吧。”我最后说，“你不是爱你的丈夫吗？！”她还是没有回应。这时候，我的同学抢过了话筒。“你真有办法。”他兴奋地说，听上去好像是我的劝说已经奏效。这让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这奏效的劝说让我错过了“健康的病人”。与昨天相比，我不但没有提早，反而还晚了四十分钟才走进服务站。那里空无一人。溜冰场上也空无一人。我一边诅咒着刚才耽误我时间的“有钱人”，一边在我这几天的老位置上坐下，准备换鞋。我感觉有点失落。我想知道“健康的病人”是已经离开，还是还没有来。但是我马上又想，她已经离开或者还没有来其实都没有关系，只要她还会来。我走到她一直占用的那个鞋柜跟前，看到它还是被锁着，感觉好了一些。接着，我觉得还应该去老榆树那边查看一下，因为如果滑雪板没有在树洞里，“健康的病人”就应该在皇家山上。我将两双冰鞋都放进鞋柜里，跑出服务站，跑向老榆树。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我会一口气跑到老榆树的跟前。我在从电动轮椅后经过的时候，放慢了脚步。我在从那里走过之后，也忍不住像“健康的病人”一样回了两次头。新的好奇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对那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的好奇。它分散了我对“健康的病人”的疑虑。走到老榆树跟前，我伸手在树洞里摸到了滑雪板。这不是我希望的结果，却并没有让我失望。我知道这是因为新的好奇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第二天清早，我还没有走进服务站就透过窗户玻璃看见了“健康的病人”。她还是坐在自己的老位置上，她显然又是刚刚从冰场下来。我没有给自己任何犹豫的机会，直接走到了她的身旁，跟她打了一声招呼。她侧过脸来看着我，表情还是那样严肃。我说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感谢的话，感谢她那天的关心。她礼貌地对我点了点头，然后，又将脸转过去，面对着窗外。我不希望我们的交谈再一次中断。我希望她注意到我对她的关注。“你昨天好像没有来。”我认真地说。
“健康的病人”猛地将脸侧了过来。“你昨天没有来。”她说。她将重音落在“你”的上面，语气带着责备的味道。
这激烈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非常得意。这说明“健康的病人”已经注意到了我对她的关注。这也说明我们的交流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我没有想到原来是错过。”我说。这是我们在整个冬天里的第一次错过。
我忍不住又瞥了一眼她盘在头顶的发髻，同时马上又感到了那一阵很深的烦躁。但是，我暗暗提醒自己，一定要将交谈推进下去。“你是蒙特利尔人吗？”我问。
她好像也在等待着我们新的话题。“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住在这里。”她说。
但是，她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接着也问及我的身份。“我也是蒙特利尔人，”我主动说，“已经在这里生活十五年了。”看到她没有进一步的反应，我接着说：“不过，我之前生活在中国。”
我没有想到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会再次引起她激烈的反应。她的目光变得那样地不安。她的表情变得那样地阴暗。“中国。”她重复了一遍，语气又好像是轻蔑又好像是畏惧。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一个西方人用那样意味深长的语气提到我的祖国。那语气向我提醒了我们之间现有和将有的距离，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我对她的好奇。“你去过那里吗？”我好奇地问。
“健康的病人”用极度不安的目光看着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这意想不到的沉默令我不寒而栗。我感觉这是她比前面那些激烈反应更为激烈的反应。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为什么不回答这只有两个对立答案的最简单的问题？她到底是去过还是没有去过？……“健康的病人”显然是注意到了她的沉默引起的疑惑。她将手向我伸过来。“我叫希拉里。”她用非常严肃的口气说，“很高兴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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