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
 您现在的位置:Fun书 > 工厂女孩
工厂女孩


工厂女孩

作  者:丁燕 著

出 版 社:外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04月

定  价:32.80

I S B N :9787119081755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社会科学  >  社会学    

标  签:纪实文学  文学  

[查看微博评论]

分享到:

TOP好评推荐   [展开]

TOP内容简介

在东莞,这个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数百万女孩从乡村奔赴这里,固定在流水线旁,日夜重复着机械的劳动。
在工厂,女孩们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
在流水线上,人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都被清晰而准确地规定好。一个简单的动作,一百次地重复,一万次地重复 ,一万次乘以一万次地重复。一切围绕着机器旋转,人成为无意识的附庸。
2011年,为深入理解东莞工厂女孩的生活,诗人丁燕先后在两家电子厂、一家注塑厂打工,经历了200天最真实、最深刻的工厂生活,记录下这些工厂女孩青春、爱情与梦想的萌生与破灭,也是对裹挟了无数人命运的现代工业洪流的追问。
只有亲历过工厂生活的人,才能写下这样细致、敏感、真实的记录。

TOP作者简介

丁燕,诗人,作家。二十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汉族。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诗作入选百种诗歌选本。出版诗集《午夜葡萄园》,曾获得多种诗歌奖项,2011年获第三届“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同时从事小说、散文、评论创作,有长篇小说《木兰》、散文集《和生命约会四十周》、《王洛宾音乐地图》等。2010年迁居广东东莞, 专事写作,系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

TOP目录

前言:飞跃电子厂
啤工初体验
赌徒阿凤
插嘴事件
玛丽的爱情
第二面的生命
深夜尖叫的兰花
怀揣菜刀的女孩
从女工到女生
阴性帝国
北方出逃
厚街有女初长成
梅娇梅娇我爱你
何日君再来
疼痛的肉身
后记:从西北到东南

TOP书摘

啤工初体验

那条横幅一直挂在那里:
大量招收男女工,薪多粮准!
宽红布,大白字,如火如荼的感叹号。
工厂过去和现在都需要人,而工人并非生来就是工人,在某段时间,工人是被邀请到工厂来的。和传统大厂不同,在珠三角,密集的小楼里拥挤着各类小厂,重复而相像。
从新疆迁居珠三角后,每当我对某些场景提出疑问:人们为何边走路边吃盒饭?厢式货车为何横冲直撞?邮局提款机前为何排着长队?皆被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所打发:工厂多啊。那条通往镇中心的道路,正午时分,行人稀疏,但在清晨或黄昏,车轮滚滚,人流澎湃,米粉店、小卖部、菜场或水果摊前,到处是穿工装的人。
很快我便发现,事情比我所看到的更为复杂。在我的周围,半明半暗中,大多数是穿工装的人,数百名、上千名穿工装的人??这么说,简直像在拍电影,然而,这是真的。
在新疆,我知道游牧文明的魂是转场,农耕文明的根在定居,然而,对工业化进程中的钢铁、戒律和坚硬,我是目盲的;这一空白,令我对目光所及的南方景象,总处于惊讶状态。我变得不安起来。我的不安告诉我,在我的近旁,还有另一个隐秘世界。我想进入那里,不是被人介绍、处处受照顾的体验生活,而是自己拿着身份证,递过去。
中年女瞄了我一眼,即刻做出判断:“你干不下来的。”
又问:“高中(我在学历一栏填了高中)?”见我点头,说:“我帮你问一下QC(quality controller,质量检查员)招不招人。”
我穿着灰衣灰裤旧运动鞋,戴着隐形眼镜,试图让以往的身份变得模糊,然而,这个女人依旧看出了某种差别。我身旁的女人粗矮黑胖,头发腻成缕,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掏出身份证,让保安帮她写,而中年女对这举动没提出任何异议,好像这个女人才是她要招的人。
在中年女打电话时,保安递来叠发黄的打印纸,写着各类规定:上下班要打卡,厂方有权利要求员工加班;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厂方;殴打他人、罢工、调戏女工,解雇时扣工资20%;严禁上班睡觉,厂方可没收员工在宿舍内的煮食器??
中年女沮丧地向我摇头:“不行??你年龄太大了。”
她的惋惜令我迷惑。她是招工的,却以某种奇怪的方式,竭力阻止我进厂。保安突然笑起来,犀利夸张。女人把脸一沉,嚷道:“我不想把人家骗来,干不了又走!”??骗?片刻的沉默后,中年女又拿起我的表,不甘心地问:“文凭带来了吗?有复印件吗?”见我摇头,她便肃然起来,在表格的职位栏,写下两个字:“啤工。”
可这不是啤酒厂??这是音像带盒厂啊!然而,我忍住纳罕。我已不能随便发问,我已不是我自己,而是118号。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那个字的念法:biē。

第二天,6点50分,我已骑着电动自行车,拐入工业区。春风猎猎,扬起头发。迎面走来一群女工,清一色土黄工装,大声说话,伴以粗粝锐笑,牙齿白得瘆人。是她们的嘴咧得比常人大,还是晨光中明暗对比更强烈?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也是啤工,我上的是白班,她们是晚班。机器二十四小时不休息,所以啤工一般都是两班倒,半个月白班,半个月晚班,倒班时休息两天,平时周末正常上班,每天八小时后,再加班三小时。
四周高墙包裹着办公楼、厂房、操场、宿舍楼。办公楼的玻璃窗很大,外墙悬挂着空调主机,操场上立着篮球架,宿舍楼上晾晒着衣服,而车间的模样,显得既现代又壮观??如今,这一切都和我有了联系。我心跳怦怦地冲进门卫室,拿起卡,却不知该打两台打卡机中的哪一台。保安疾呼:“这个!”打卡后,我居然??迟到了两分钟!我拿起手机一看:离7点还差四分钟。
虽然厂规规定,迟到或早退五分钟,扣人民币一元,我迟到了两分钟,还不会被扣款,然而我惊讶的却是这时间。保安道:“打卡机快六分钟,二十年了,一直这样!”我脱口而出:“这种走在时间前面的时间,根本没道理!”
在车间的时间越长,我便越理解“时间就是金钱”的含义:抓紧一切时间,埋头苦干,是工厂创造财富的秘诀;而时间的损失,就是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的损失。不同的时间段工资不同:正常上班时间,工资较低,只有加班时间,工资才高一些,故而精打细算地控制时间,不仅是来自生产机器的要求,也来自生产者本身。
保安将我带进通道,左右敞开两个巨大的车间。他指着右边道:“进去吧,找组长。”
我傻了:“谁是组长?”保安眯起眼,指着晃动的白衣服说:“就是他。”

这就是注塑车间:水泥地面潮湿,噪音巨大,四处是碎屑,充满刺鼻的混合味。
这个车间并非全封闭,相反,除东西方各有两个大门外,中部还有两个对称小门。车间长五十米,宽三十米,有两层楼那么高,顶部挂着排排日光灯,行车轨道上吊着大铁钩,像倒置的问号,能轻而易举钩起千斤重的货物,一圈圈铁链弯曲而下,机修工一扯,链子便哗啦响。靠墙的两侧摆放着十几台注塑机,中部立着六七根水泥柱,白灰斑驳,每根柱子上悬着台风扇,一圈圈黑铁丝,中间是花瓣心脏。
在注塑机和水泥柱的空当,垒着一摞摞高出人头的塑料箱,一摞十几个,或黄或蓝,内铺塑料薄膜,放着各类产品。在箱子和箱子间,夹着小纸条,是“塑胶成品标签”,印刷着日期、班别、机号、工号、产品、色粉号码、数量、检查员??这些红字居然是繁体字:原来老板是香港人。
路过卫生间时,我从脏污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土黄工装,淡黄帽子,松紧带已脱线,帽檐软塌塌地耷在脑袋上,邋遢如一片落叶,但我的脸色是红扑扑的。几乎所有从农村来的女孩,都持有这样的红晕;但到了工厂后的第二年,脸色就会变得发黄,及至发青、发乌。
我迎向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米八,五官祥和,但各个部位都发生了下垂,无论眉毛、眼皮还是嘴角。说起来,他长得不差,但器官从原来的位置歪斜下来,显出不可遏制的老相。他已秃顶,侧旁头发留得很长,搭到头顶,支援中央。我对他说:“组长你好,我是新来的。”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我就跟着他走。他歇脚后,指着29号机说:“你到那儿。”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我完全愣怔。到那儿?干啥?
两台机器的空当,有个女人,正从水箱里捞货,看到我,用脚踹过个反扣的塑料箱来:“坐。”箱底上垫着纸壳,边缘沾着水渍,箱子下汪着水,浮动着机油。我坐到上面—在两台注塑机的缝隙中,坐了下来。轰隆声在这个地方,陡然变得巨大,前后叠加的雷声,无碍地砸向前胸后背,我怀疑我马上就要碎掉。我的脸正对着机子闸口,每过三分钟,闸门打开一次,将啤好的注塑品“扑哧”吐出来,刚好掉进装满凉水的箱子里。刚啤出的产品温度太高,要用凉水降温。
这个叫方姐的女人,身材瘦小,五十多岁,焦黄的长脸上挂着双三角眼,额头皱纹深刻,鬓角处有白发。她让我把“726刷头”(刷马桶的小型刷头,像两根冰棒,中间被水口相连)从水箱里捞出,再放进另一个水箱,用倒扣的塑料筐压住。还是为了降温。而她呢?终于可以从两台机器间抽身而出,坐在通风的过道口,待刷头完全冷却,从水口上拧下,用干净的白布擦拭,刀片削去披锋(凸起毛刺),交替码在箱内。
一旦跨入车间大门,被安置在特定位置,工人便被牢牢地钉在网格之中,劳作即刻迫不及待地作用在工人的身上。每个工位都规定了身体应采取的姿势。个体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严格遵守这个工艺流程。
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注塑机在规定的时间开机、出货;接着继续,开机、出货。时间被切割成块,四方四正,不多不少;同时,也将人的身体切割成无数个格子,放在规定尺寸中。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钟,并不会感觉疲倦,可一个小时呢?五个小时、十一个小时呢?若去上厕所,那机器还在“扑通、扑通”往下掉货;如果想偷懒,货就会明显地积压下来,招来组长臭骂。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
我好羡慕方姐,她让自己稳稳地坐在干爽处,拿布擦刷头,浑身松弛;而我所在的位置,扫水是没用的,因为将刷头捞起,放进旁边水箱时,总会有水溢出。水混合上机油(姜黄如糖浆),形成一条条变形的蛇。我貌似有板凳,却要不断起身捞刷头,根本无法享受坐的滋味。因脚底寒凉,一阵风从大门吹进时,我止不住打了个冷战。车间里的浮尘侵入眼睛,让原本如水滴般柔软的隐形镜片,变成两把小刀,不断刮擦眼仁儿,硬生生地痛。
在捞刷子的间歇,我下意识地闭了闭眼。突然,组长从天而降,话像锥子,猛地扎入耳膜:“一大早就打瞌睡!货都满了!”我的脑袋轰地一下,突然变得清醒,双手赶忙探入水箱。方姐见组长走了,一拍大腿笑起来:“我来不及告诉你啦。下次吧,下次一定!”方姐说,她最害怕组长说“交工衣,走人”!听到组长只是催促干活,知道他不会辞退我。我心存感激,说我倒不是瞌睡,而是眼睛疼。
奇怪得很,每次当我试图闭眼,或吃了口东西,或拿出手机看时间时,组长都会从天而降,大喝一声:“还不做事!”是因为我开小差时,表情很慌张吗?我渐渐发现,恐惧是个活物,在脆弱而孤独的灵魂里,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你要小心,有人会打小报告。”当方姐告诉我这个秘密时,我感觉脚底愈发寒凉。
只有我是傻瓜—以为只要逃得组长盯视,便可偶尔偷懒。我错了。车间里的每个人,都目光灼灼,互相盯视,然后在某个隐秘时刻,向组长汇报,以换得他们想要的好处。他们并不为二十年如一日,提前六分钟打卡而愤怒,相反,却要死死地盯着那些新来的、更弱的、懵懂的人。然而,在车间干活,每个人都会疲惫、打瞌睡、往嘴里塞食物、到卫生间接电话??每个人,都无法让自己彻底变成机器。
方姐对我接替了那不断躬身、将双脚浸在油水中、双手泡在凉水里的活计,充满歉意。她絮叨说:“这活儿一个人做不来的。”她说她的手一会儿干,一会儿湿,腰一会儿直,一会儿弯,所以,向组长提出一个人干不了!现在,为显示她的工作强度,她举着抹布道:“这水是有毒的!”矿泉水瓶子上贴着三个字:天那水。就是香蕉水:无色透明,易挥发,易燃烧,有一定毒性,对人体有害。我们无法不闻到那味道,无形无象,却尖锐存在,堵得鼻孔发紧,每呼吸一次,心脏就更猛烈地跳动一下。但我却无法不呼吸,不管我多么不想让这毒气进入体内。
方姐说她不愿去别的厂,因为这里发粮准,二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出门打工就是要挣钱,不加班的厂,谁去?!”对从没打过工的人来说,这是种陌生的生活,根本无法想象。当我听到方姐这样说时,深深地吸了口气,像将某种灼痛也同时吸进肺腑,然后,再吐出。仅仅坐在办公室,或看报纸、听广播,根本无法体会方姐们的心情。存钱是她们的终极目标,如果将时间用来娱乐,那简直是扯淡。
我们俩分工合作,步调趋向默契一致。某个间歇,方姐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新疆,她于是两眼放光。“你们那里雪下得很大吧?吃什么肉?有没有鱼?棉花几月熟?”我尽量以形象而专业的语言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厂规规定,闲聊、开玩笑、吃东西是不允许的,但是,有时候组长走来走去,盯的只是工人的手,只要手还在麻利地动着,他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知道,不聊天是不可能的,人会崩溃;同时,组长并不指责我们在卫生间里磨蹭几分钟。
总算熬到11点,我准备下班,但方姐却拦住我:坚持到12点。她分析给我听,上午干四小时,下午就要干七小时;上午干五小时,下午只干六小时。她说:“劲儿要匀着使才行。”我点头同意。然而,下班前的最后一小时,难熬至极,大脑趋于呆滞,手指的速度明显降低。快到12点时,组长来了,看着我,语气突然变得温柔:“吃完饭快点儿回来啊,机器可是不停的哦。”他指了指那箱子,“货堆得太多可不行啊!”
从早7点到晚7点,不间断工作,中间只休息一小时,而他居然说,吃完饭快点回来!他要求啤工像机器,完全适应钢铁的速度。要知道,人下班了,机器不停,人走开的那段时间,虽然有同事会帮着接货,可货堆在那里,要等自己回来做。除非这个机器坏掉,否则,它便永远不会停下来。这种所谓的午休,反而需要身体更加卖力才行。
我的午饭怎么办?我刚进厂,到食堂吃饭要交五元现金,不能享受从工资里扣三元的待遇。去外面吃,我对小吃店一概不熟。方姐一挥胳膊:“走,到我家!”时间太紧迫了。一小时六十分钟,每一分钟,都在静静流逝,我来不及多想,触电般起身,朝门外走去。打卡后,我将帽子从头上捋下来,把工衣也脱了,而方姐,只摘下了帽子。

一百米处就是巷子尽头,过了主通道,进入对面小巷,两侧是五六层高的农民楼,穿过小菜场的凉棚,空间陡然变暗,味道比车间更难闻:黑泥、灰尘、排水沟、鸡屎、尾气、皮革、化学、汽油??菜场旁的空地上,纵横交错着瓦房,有上百间,每一间都有扇单独的门。
这片瓦房得以存在的原因是,打工者永远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在劳务市场,农民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而只是临时工,不仅“认真、肯干、易于管理”,且“不用变更户口”,“有工作的时候来,没工作的时候走”,这种暧昧的身份,为城市提供了劳动用工,又不会导致城市人口增多。而当农民被召唤到城市来打工时,这里并没有相应的住房和教育提供给他们,他们要么住宿舍,要么租住贫民区;他们的孩子,要么在老家读书,要么上当地的私立学校。
方姐掏出钥匙,打开房门,阳光射进内部,投下斜影:只是单独的一间屋,没有窗户,靠门的左侧,立起道水泥墙,隔出个卫生间,令整个房间弥漫着浓烈的怪味,像钢爪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咙,让我想吐。屋子四壁黝黑,从没粉刷过,墙角有霉点,双人床上窝着被子,桌上倒扣着碗筷,拉杆箱靠在衣柜旁。
没有阳台!没有厨房!没有阳光和清洁的空气!这片瓦房令人沮丧:它莫名其妙地藏在小巷深处,像个巨大的垃圾场。房间里除了味道难以忍受,还有种可怕的窒息—如果将门关上,整个房间将完全陷入漆黑,无一丝光亮,如墓穴。
显然,这屋子仅仅是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而不具备房屋所包含的温馨内涵。到了夜晚,这片瓦房如黑魆魆的波浪,潜伏在周围灯光璀璨的摩天大厦下。
这些房子的主人是本地人。他们不仅盖起了五六层小楼,还在逼仄处盖起简易瓦房,皆用来出租。这个地方已形成两个阶层:拥有本地户口的本地人(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居住权);向本地用工单位出卖劳动力的外来工(但没有在此长期定居的权利)。
方姐将煤气罐搬到屋外,拎出炒勺,撕开两包方便面煮起来。这时,周围的门一扇扇打开,回来的几乎都是中老年妇女。她们大声嬉笑,麻利地做饭。有人在面条里下了几片生菜叶,有人蒸了米饭,就着榨菜和辣椒酱吃。食物在这里变得异常简单:一个菜、一碗米饭、一碗面。没有肉。我目光所及的碗里,没有一星肉。但她们非常爱笑,喜欢互相开玩笑:谁和谁去吃饭啦,谁和谁分手啦,谁因为谁的关系从普工变成文员啦??她们总会说到男人,出现在她们话里的那些男人,不再高大神圣,反而遭到了某种程度的亵弃。虽然她们知道这种亵弃是无力的,然而,同样能给她们带来快感。
方姐说,不同年龄段的打工者,住的各不相同。十几岁的年轻人住宿舍;二十几岁的租一室一厅,两百五;有老人和孩子的中年人,租两室一厅,三百五;四五十岁的夫妻俩,租瓦房,一百五。方姐的丈夫就在旁边印刷厂工作,两个人每月可挣四千元,一千五用来维持基本生活(房租、食品、电话费),预留五百元现金机动,存两千。
我想弄明白,何以方姐如此大的年龄才出来打工。答案令我惊诧,原来早在二十年前,方姐就已出门打工。她和这家音像盒带厂的关系,哪里如我这般简单—看到招聘启事,一个人来到门卫室,掏出身份证—不,她和这个厂的关系,几乎称得上血肉相连。
二十年前,当这家厂刚刚建成,方姐的小姑子便离开四川农村,成为第一批打工妹。春节时,小姑子说起工厂趣事,令方姐十四岁的女儿颇为心动,遂弃学南下。几个月后,方姐亦收拾行李,来到此厂—家里的地让丈夫打理。小姑子和女儿在拉线上当普工,方姐当清洁工。对在大田劳动惯了的方姐来说,打扫卫生相当于玩耍。她和女儿住在同一间宿舍,小姑子住在隔壁,周末时三人去逛街,并不寂寞。
在珠三角的工厂中,工人们之间大多有着各种联系。内地乡村的异变,通常从两三个女工开始,之后,以她们为核心,扩散到她们的家人、亲戚、老乡,令打工者队伍不断扩大,形成族群,大家彼此照应,遵守互惠原则。这种蜂窝状的关系网,是被特定的时间和情境创造出来的。那些刚到城市来的打工者,往往寄身于熟人的工厂宿舍。她们住不起招待所—哪怕是最便宜的地方,于是,由亲戚或同乡构成的这个隐秘族群,便为她们抵达城市并进入其内部,提供了最初的支持。
年复一年,五年过去了。女儿十九岁时找了个男友,是老乡,于某个周末突然宣布要辞工,回老家。方姐惊诧:难道女儿要跳槽?她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犯不着去别家。然而,女儿的理由让方姐无法不辞工:她怀孕了。这是显性原因;隐性原因是,女儿厌倦了打工生活。女儿越来越知道,她们和本地人有差别。女儿拼命存钱,但并不奢望在这里定居,她知道她买不起这里的房子,也知道没有户口,孩子上不了公立学校,她想的是多存些钱,回老家结婚。
方姐操持了女儿的婚礼后,将自己和女儿攒下来的钱凑起来,开了家服装店,让女儿经营。又买了辆二手小面包,让女婿进货。她自己,当起了全职外婆。看起来,方姐的生活和周围村妇一样,做饭,带外孙女,洗洗涮涮。然而,关于工厂的回忆,常在夜深人静时,猛然涌起。
方姐变了。她不再像别的村妇那样没有时间概念。在乡村,农民遵循着耕种和收获的模式生活,这种劳动方式是闲散的,无需争分夺秒。然而,五年的工厂生活,令方姐习惯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起床、做饭、歇息,皆有定时。参加红白喜事,方姐总穿得整齐干净,手里捏着餐巾纸。
六年后,方姐决定再次南下,不仅女儿吃惊,更令全村惊骇。“哪有厂要你这样的外婆?!”但方姐自有打算:外孙女上的是住宿学校,田里的事可让女婿打理,家里虽盖起二层楼,但手头还是拮据,不如最后一搏!她和打工回来的女孩闲聊,获悉珠三角缺工人,年龄大的女人也能找到工作。
方姐似乎又回到了十一年前的那个夜晚:也是灯下,也在收拾行李。然而那时,有小姑子和女儿等在厂里,她并不害怕;而这次,她还要带上从未出过门的丈夫!
她用工资说服他:哪怕是清洁工,一个月也有好几百。并且,再等下去,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方姐不懂政治,不懂经济,只凭生存嗅觉,在关键时刻,心一横,脚一抬,做出决断。
二楼清洁工的美差,自然不会等着她,然而一楼的啤工,又脏又累,总是缺人。方姐一咬牙:干!她不愿去别的厂。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工人,总会有人要走,总可以等到机会。她带着丈夫围绕着这家音像带盒厂找工作。没出几日,便被印刷厂要去。两人一合计,在两家工厂间的巷子里,租了间瓦房。

返回车间,水箱里虽然浮着刷头,但却不多,显然,有人帮我把货捞了出来,且已堆在旁边箱子里。是谁呢?两台注塑机间的位置,空空荡荡。来不及细想,我即刻弯腰,开始干活!
时间一声不吭地下达着命令,让我从脑海中挤掉哪怕半点想象,开始变成注塑机身上的运动零件。短暂的午休,换来的是频率更高的劳作:我的手、肩、颈、腰,全都动了起来,希望能把活儿干得更巧妙、迅速、出色。和早晨不同,那时的肉身充满清新和希望,而现在,只剩单调和艰涩。我渐渐领悟,农民在田里干的活儿可能更繁重,秋收时需要连夜干,但他们可以选择干活的时间,也便更自由;车间里的活儿却像苦役,其艰苦程度在于永无休止、不断重复。
空气越来越污浊:汗腥味、脚气味、塑胶味、柴油味、铁锈味,受潮的木板味、腐烂的石灰味、电焊味、旧塑料味;噪音更剧烈—咚咚、轰隆、吱嘎、咔咔、沙沙,每一种声音,都比早晨扩大了好几倍。气味和声嚣互相重叠、倾轧、交织,并非只侵占了人的身体,更如蛇信,引毒钻入人的血液,形成痉挛,要将五脏六腑都掏出来。
组长板着脸走过来时,没有在我的身旁停留一秒:他在表达他的愤怒!他像只秃鹫,锐利的双眼什么都能看见。越到快下班,方姐变得越有耐心。她告诫我:别出现不良品,省得返工。而我却愈发焦虑、烦躁,心里乱成蚂蚁窝,想即刻逃离此地。
这就是我和方姐的差别:这个车间对我来说,是某段旅程中的客栈;但方姐做活儿用力均匀,有条不紊,不随意停歇,也不猛烈狂干。她不觉得这活儿是惩罚,也不觉得这车间是牢笼,她将整个身心扑在活计中,反而更坦然。
当方姐让我帮她填写工单时,我才发现她是个文盲。她自己无法将“塑胶成品标签”上的空白处填满。显然,她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邀我吃饭,而是早有预谋。同时,她说出了新的打算:“去新疆打工!”
听说音像带盒厂要搬迁到江西,方姐意识到,她不能随厂迁徙。内地有大把年轻的女孩,就是啤工,也不会轮到她。但方姐却不想返乡。有老乡从新疆回来,说那边活儿多,无论拾棉花、晒辣子皮、摘红花、割麦子,总缺人,吃的饭里有肉,喝的是雪水,就是离家远。我这个新疆人的出现,令方姐的狂想有了依据。她下定决心,下半年走西口,去新疆!
“新疆再远,还不是中国?”她哈哈笑着,像已经穿过河西走廊,看到了天山。
赌徒阿凤

卡上出现的时间是6:58。我笑了,同时心里一紧。
我已不再像刚进厂时那么愤怒,身体像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打卡机快六分钟。现在的真实时间,应是6:52。当我习惯性地“走在时间前面”时,我知道,我还习惯了其他的。
譬如这个车间。它还如第一次所见的那般喧嚣,那些气喘如牛的注塑机,依旧轰响;穿土黄工装的啤工,依旧如枯草般抖动??然而,时间一久,这一切便如褪色画面,丧失了最初的饱满和尖锐,变得不再扎眼。
譬如每天六小时的睡眠。开始我觉得我坚持不了一周;然而,一周后,那种重复的循环、稳定的规律,不仅精密地操控住我的身体,同时,还渗透进我的灵魂和精神中。无论我起初多么不适应,最终,还是屈从了这新的日常生活习惯。工厂的时间表规定得细致而严格,每个进厂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都必须熟悉它,实践它。现在,当我套上工衣,对着脏镜子扣上帽子,端着不锈钢茶杯,走向注塑机,脚步平稳,眼神安然,像在这里已待了几辈子。
在工厂工作,比参观工厂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无论是注塑机、卫生间、塑料箱,还是那敞开的前后左右四个门,都显得真切起来。人们承认工厂是重要的,但如果不参与其具体的日常工作,很难理解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也会对工人的某些行为感到怪诞惊诧。参观者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工厂:工厂被努力装饰过,而参观者所能提出的疑问又那么少。
那天早晨,一切都那么平静。当我走向29号机时,停住脚步:那里已有人在干活。是个女孩,十七八岁,身子细长,小脸白肤,单眼皮,怯生生望着我。我问她,方姐呢?她没听懂:“什么意思?”
我将茶缸放在倒扣的塑料箱上,冲着机器里喊:“方姐?”
阿凤探出身子,团团的脸,肿眼泡。她用手戳了戳对面车间:“去了那边。”
我瞥了眼那女孩:“你老乡?”
她点点头:“新来的。”
看起来,她像片移动的纸,白、薄、脆;而阿凤则刚好相反,黑、胖、粗。

118号!
我打了个寒噤。在车间,每个人都必须牢记自己的号码。这个号码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私人身份,而变成某种被高度浓缩的简化品。我想起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他们能认得出羊群中的每一只,并根据不同特征,给它们起名:半只耳、黑白花、小尖角、傻大个。
迷你衣架有巴掌大,凹槽里凸起的塑胶棍,需用钳子剪掉,再用布擦净,放在箱内,每箱五叠,每叠二十个,一箱一百个。看起来,这个活儿比从水箱里捞刷头轻松许多,至少,那种钻入骨缝的寒凉,不再侵袭我;然而,我高兴得实在太早。衣架刚啤出,滚烫,凸起小棍虽细如铅笔芯,有一指节长,却相当坚硬,加上支架内交叉着十字框,所剩空隙有限,若要平稳剪去小棍,须将钳子完全探入,适度斜侧,方能彻底了断。若第一次剪不彻底,留有凸点,需补剪。
这一天,我做了二十箱货,捏钳子两千次以上。我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几近僵硬,从无名指至掌心,表皮磨出道暗红印迹,大拇指变粗,虎口处肌肉隆起。那凸起的小棍,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群群出现,我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我总想找一块尚未受到挤压的地方,然而,丝缕暗伤,已蔓延到整个掌心,无论我从何种角度捏下,都能扯得心痛。
没有人计算过,一双手的皮肤、血管、肌肉和神经,到底能承受得住多少次挤压。枯燥、单调,单调、枯燥。循环往复。也许我会发疯。现在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和钳子组成一个整体,我是不存在的,只是钳子的一部分。

嫌我干得慢,组长把阿凤调过来。她确实快,简直是,太快了。我剪掉一根棍子的时间,她已剪掉两三个。这种活生生的逼迫,令我真想抡起衣架,打在她的肩膀上,让她慢一点儿。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
阿凤才不傻,不会只顾埋头苦干,把自己变成机器人。不,阿凤的聪颖,需面对面潜心观察才能发现:她往往在一阵大干之后,突然起身,像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昂首疾步走到对面,从注塑机间穿过,从有风和阳光的门口穿过,再挺直腰杆,大踏步返回座位。
她干得太漂亮了!
脸色坦然,嘴角挂着笑,根本不像无故脱岗。当她返回,坐定,再次启动手指时,像某台机器被按了启动键,闪电般干起来。如果这时组长进来,会一眼看到,整个车间里,惟阿凤最卖力。
阿凤的快让我的慢变得扎眼,我戴着隐形眼镜,对焦总不那么利索。并且,我没有那样一双手:五指粗短,像被烟熏过的木棍,指甲乌黑,看不清掌心纹路,左手大拇指内侧,有几道印痕(她削东西时总是刀片朝内),像毛笔蘸着白漆在黑纸上划过。
她说:“绝不在一根棍上剪第二下。”
我纳闷:活干得快,有表演性质;但活还要干得细,不返工,才是最后的胜利。
我惊诧地问:“QC让返工怎么办?”
她“呸”了一口,咬牙道:“QC跟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家!”
组长喜欢熟手,怂恿大家速度要快,填工单时,可以将总数最大化。可是,这一切都必须要过QC关。阿凤将对QC的声讨扩大化,延展到对这个厂的不满。她扬言再过两个月就走,回原来的玩具厂,说这里不好,要连上十三天才能休息,下半个月还要上夜班,能把人熬死。我诧异地问她,何不现在就离厂?她叹气,春节为回家辞了工,再来时,厂里已招满人。但她揣测,再过两个月,天气变热,到了卖玩具的高峰期,工厂为赶货,还会再招工。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阿凤甩下钳子,冲着小老乡喊:“阿红,走!”阿红像触电般,即刻抬起苍白小脸,丢下刷头,将湿漉漉的双手在工衣上擦了擦,跟着阿凤冲出大门。她们居然??上了办公楼!上班时间擅自离岗,简直是发癫。阿凤打工多年,哪里不知这道理?即便是阿红,也不会如此愚痴。可是,听到阿凤召唤,阿红依旧毫不犹豫地跟在她身后,一派生死与共的模样。
她们离开车间后,这里的一切都在继续,像没发生任何改变。然而,某种古怪的情绪四处蔓延,致使空气稀薄。每个人都呼吸紧张,眼神古怪。二十分钟后,她们从大门口进入,我即刻做出判断:她们不会走。因为??她们没有摘下帽子!那帽子在我看来,实在丑陋:面料稀疏,帽檐疲沓,松紧带丧失弹性,既不像厨师帽般雪白,也不似头盔般坚硬,非但不能赢得某种职业尊重,反而更让人丧失自信。若我离职,第一时间,就要把那帽子摘下来。
我对啤工的工装颜色亦很愤怒:土黄色。在这个厂里,还有湖蓝、粉红、果绿、白色工装,那些颜色让人显得鲜艳、干净;而“普工=土黄”,其心理暗示是:低人一等。我曾在克拉玛依陆梁油田和采油工深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既不感觉害怕,也没有因穿了工装而感觉身体遭到贬抑。现在想来,同为工装,意义却大不相同。石油工人是个确定称号,他们生活在自己建造的城市里,颇具自豪感,完全不同于珠三角的打工者。
阿凤和阿红回到座位,一声不吭地开始干活。不到十分钟,阿凤忍不住骂起来:“破保安!”昨晚,保安突击检查宿舍,发现阿凤屋里接了电线,要罚款(工厂为省电,宿舍不安装插座,手机在门卫室充电)。阿凤说她根本不知道这根电线的存在,一定是前面的人接的。保安说,你们湖南女人最会说谎!
在工厂,打工者总是被预先设定某种身份,以及一系列被想象和假定出来的文化特征。在广东人看来,外省人懒惰、不讲文明;而外省人则总是力图通过抗争来纠正这种偏见。阿凤虽打工多年,能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但却坚持说湖南普通话。她不喜欢广东人,觉得他们仗着自己有钱,就胁迫别人说他们的方言。
而在女工宿舍,很多女孩周末租碟看电视剧,不是为了剧情,是为学广东话。她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在珠三角,若想获得更多上升机会,不仅要改变以往生活的“坏习惯”,还要改变口音。而阿凤则认为,只要自己干得足够快,就已是好员工。
今天一早,阿凤都在寻找机会,当看到经理的身影闪过门口时,她弹跳起来,喊上阿红,直冲三楼申冤。这种做法危险至极,如果经理心情好,一切都好说;如果碰巧经理心情烦躁,懒得听这种越级汇报,阿凤便会失去工作。今天,经理的心情不坏也不好,听完阿凤的讲述,叫来组长,让他处理这件事。
经理并非纵容这种行为,实在是,珠三角严重缺工。并且,工厂就像个压力锅,必须让工人有地方透气。放别人一条生路,否则,就会有人在你喉咙上开一道口子—这道理,经理懂。组长根本不愿辞退阿凤,他最讨厌培训新手。一切因素纠结在一起,国际大环境加上工厂小环境,令阿凤的这次赌博行为,非但没有遭遇惨败,反而以保住工资、挽回尊严告终。

车间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复制、复制、复制。注塑机中不断吐出啤好的模具,让它们从一变成一亿,无限膨胀,大如银河系。所有的机器都在动,自己也在动,整个世界都在动。在运动的车间,思想是软弱的,没有中心,一切都在围绕着机器旋转,没有任何支撑点,人变得随波逐流,成为漂浮物。
当我不断地捏下钳子,终于明白:肉身是有极限的。手掌磨烂,肩头酸痛,腰肢弯曲,汗液从全身喷涌??疲惫、疼痛、困倦,无尽头的重复,没完没了的衣架,汹涌而来的珠光蓝小棍??扭成龙卷风,裹挟着我,让我几近晕厥。人到底不是机器—甚至机器,也要加油,也要发脾气,突然啤出如婴儿拳头般大小的产品,像某天心情不爽,要罢工。
人在机器面前失去的是自由—这是最重要的症结。
当我陷入思忖时,干活的速度就会变慢。我总比不上阿凤。她说,最初在电子厂干活时,也慢,被拉长训斥后,她还被罚不准吃饭,中午加班。整个拉线上只有她一个人,她边干边哭,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屈辱。她发了狠,尽量不去想任何事,让脑袋一片空白,只用眼睛盯着电子板。奇迹发生了:速度提了起来。
我试图照着阿凤的样子,让手指快起来,然而,我却无法让脑袋一片空白。阿凤说我的心思太多,说老板根本不喜欢像我这样的人,说老板喜欢年轻、没有经验的女工,不会提更多要求,不会打架滋事,一干就是好几年。
终于熬到中午。
厨房紧靠宿舍楼,是间大平房,侧旁开着窗,窗外有个铁护栏,长四五米。人群在其间蜿蜒,一个挨一个。菜装在长方形不锈钢铁盘里:炒豆腐、炒黄瓜片、炒油白菜、炒笋丝。除笋丝里有些肉外,其余三个皆素。汤和饭放在露天的大桌上,管够。汤的颜色灰白发乌,装在大桶里,看不到底,用木柄长勺舀起后,有丝缕蛋花浮动。
饭堂不大,有二十平方米,长条木凳前坐着三四个人,端着碗,正盯着电视看《甄嬛传》。坐在中间如痴如醉的人,居然是组长!一绺头发耷拉到额头,他却浑然不觉。屏幕上的人服饰华美、面孔精致,正与他疲倦的脸色、脏污的工装形成反比。据说,组长算不上管理级,工资只比普工稍高一点儿,角色十分尴尬,别说董事长、经理、QC他得罪不起,就连熟练的普工,他也不敢怠慢。他在监督别人干活的同时,自己也要干,将装好货的塑料箱码在大拖车上,运走,忙得昏头涨脑。
更多的人走到露天的棚子下,坐在塑料桌椅上吃。靠墙立着个一人多高的木架,六七米长,搭着木板,放着各式碗筷。洗碗池三米长,前后两个水龙头,有公用洗洁精。我洗净碗,打了饭,坐在凳子上时,突然反应过来:阿凤呢?
阿红说,阿凤出门,是为了还赌债。
上次倒班时,阿凤去打麻将,输掉一百五十元。我知道男工嗜赌成风,却第一次听说女工也爱赌。阿红垂下眼皮:“湖南人没法不爱打麻将,小伢子站不稳时,扶的就是麻将桌!”
我们俩沉默地吃起饭来,米粒和菜搅拌在一起,第一口和最后一口的味道,一模一样。喝完汤,肚子鼓胀起来,舌头却没有任何滋味,嘴里淡得很。离上班还有四十分钟,这时候就返回车间,下午简直没法熬。我提议出门去吃烤肉肠。
出了大门,走到巷子与大街的交叉处,是排农民房,一楼是铺面,楼上出租,晒着各类衣物,衬衫、牛仔裤、胸罩、枕巾,像万国旗,招摇在灰尘和尾气中。便利店门口放着台烤肠机,滚动着油光锃亮的肉肠。
阿红接过肠子,咬了一口:“真香啊。”这是她第一次吃烤肉肠。我笑了起来,随后,又被一阵抑郁淹没。

侧旁的屋里传出喧闹声,从门外看进去,麻将桌前围坐着男男女女,夸张地抓起牌,瞅一眼,再甩出去。女人戴着金戒指,男人将赤脚缩在凳子里。有台小风扇在半空旋转,它放在一个倒置的塑料凳中,用绳子缠住腿,勒在柱子上。我直喷笑: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断然不能想象,还有这种放风扇的办法。而那风扇底下的女人,正是阿凤。
这时候的阿凤,不再是车间里的阿凤。她的眼里像有种怪异的光,身体不可思议地晃动着,变成了某种精神的附属品,无论眼睛、鼻子还是眉毛,皆像被强光照射,变得灵动溢彩。她被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幸福感所笼罩,并且,这感觉似乎会伴随她一生。
然而,这种时间太短了。打完一局,阿凤起身,当她离开桌子,像离开了她所依赖的土地,陡然变得虚空,皱纹爬上她的额头眼角,她又变成了平庸的啤工。
我诧异何以没有年轻女孩打麻将,阿凤撇嘴道:“靓妹可以到网吧聊天,逛商场,拍拖,她们的日子不难熬啊!”“熬”这个字,从她的齿缝冷冷蹦出。
我递给她烤肉肠,她不客气地咬着,突然发狠,咬牙低吼:“我根本不喜欢打工!”而我却无法接话。在车间,她是强者,她的活做得那么快,总能获得组长首肯,而我,则几乎是个被嘲弄的笨蛋。转瞬,她又笑了起来:“改天我请你们吃邵阳米粉!”
邵阳这两个字,在珠三角是重要的:邵阳人从不打广东麻将,只打家乡麻将,且只和老乡打。一晚上输个几十块、几百块,不算什么事。打牌的人有小老板、主妇,也有如阿凤这般的普工。到了牌桌上,外在的标签皆被解除,只剩下两个字:老乡。邵阳人始终是岭南大地的陌生人,他们不说粤语,喜吃辣椒,但他们的身体上像长出了软壳,压住他们,让他们不能轻易返回家乡。于是,某种精神上的返乡之旅便建立起来:打麻将不仅仅是娱乐,更是某种“中国式的社交活动”,邵阳人用家乡话传递信息,相互照应,形成小集团,对抗外部的强大世界。
见我用五元钱买了双塑料手套,阿凤瞪圆眼睛:“你不能这样花钱!”我说我的手好疼。她瞧了瞧,确实,和她的不同。突然,她看我的眼神变得古怪起来。她从我请客吃烤肠、买手套不眨眼等细节,觉察出我是“富裕”的,但是,某种惯性思维依旧让她止不住说下去:“咱们出门打工,就是为了存钱,你这样花钱,哪里能存得住,一个月不是白辛苦了??”
我冲口而出:“你输掉的一百五十元,能买多少双手套?”
她愣住,血气凝在脸上,愈发苍老。她慢慢道:“我是戒不了??”
某种压抑的气氛笼罩住我们,那吃到嘴里的烤肠味,变得有些古怪。

下午的时间打发得很快,转眼到了三点。我暗中计算,还有四个小时就可以下班;还有四个小时,今天就变得无比完美。组长疾步走来,速度快得吓人,令我浑身一抖,然而,他却看都不看我,直挺挺走向阿凤。阿凤将钳子放进塑料箱,跟在他身后,出了车间大门。二十分钟后,阿凤回来,头上居然没了帽子!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凤。这时的她,和中午在牌桌上的她,精神迥异。她脚步踉跄、脸色乌黑,像被人举起枪打了一靶,正中眉心。她已经死去,只凭借着本能挣扎,挪动身躯。她无力多说话,只在拿走茶缸时,向我们摆了摆手。
阿凤的丈夫雨天跌下山沟,摔断了腿,高位截瘫。
和别的女性主动逃离乡村不同,阿凤是被丈夫赶着出门打工的。丈夫眼瞅着别人家里慢慢富起来,心里急,就和阿凤商量:必须有个人出门打工。说来说去,还是决定让阿凤出门。阿凤便拎着包,上了火车。阿凤的强悍坚毅,都是在打工途中历练出来的。她也累,甚至比别人更累,但却咬着牙硬挺着。一年又一年,每次春节都嚷嚷着不出门,可正月一过,还是照样上了车。
虽然她的能干有口皆碑,然而她从不以此为豪。她和工厂,和城市,始终处于隔离状态。现在,阿凤将重返老屋,照料丈夫吃喝,下田种地,烧火做饭,洗涮缝补,拉扯孩子,巨细靡遗,一点不漏。她将变回一名普通村妇,春种秋收,曾在南方的生活,恍如一梦。
然而,这样一场梦,那么容易被遗忘吗?
阿凤不再是从前的她。从前她是家里向外延伸的翅膀,说不定,能带着一家人飞起来;现在她是家里的一根梁,里里外外都靠她,她需加倍努力,才不致让日子陷入困顿。但她到底和那些从未出过门的女人不同。
“嘿,我打工的时候啊,你才这么大点儿??”阿凤曾和阿红这么开始聊天。
阿凤能够诉说的南方,不过是把门推开了的微小的局部,而就那么一点点光亮,吸引着阿红,毅然离家。如今,当阿凤返乡回家,那扇已经推开的门,在身后,无声无息地关上了。
插嘴事件

早晨一进厂,组长还未派活儿,大家便围坐在凳子上,边剪迷衣架上的小棍,边说笑。好景不长。二十分钟后,组长拿到工单,伸出手指:118号!
我被调到23号机前:它正从洞里吐出B-370刷头,白色,用PP塑胶粒制成。这种刷头成型后,以四个小圆缀成“品”字形出现。我先拧下刷头,再将半米长的柄插入,看能否到底,将接缝处的白色凸点、披锋(边缘毛刺)用刀片削去,擦净水和油,方始合格。有些刷头因浸泡不充分,长柄插不到底,或插进去拔不出来,我便对着箱子边磕。无论插、拔、磕??都得使大力,干半个小时后,肩头酸痛起来。
阿清出现在门口,车间一片窸窣:“QC来了,QC来了。”大家并不叫她的名字。在珠三角,我逐渐习惯靓妹(美女)、醒目仔(漂亮的孩子)、炒鱿鱼(被辞工)、出粮(发工资)、搞掂(办事成功)、八卦婆(多嘴女人)、卖剩蔗(大龄未婚女)等词,也不再为英文字母混在粤语中皱眉。这种南方语汇的侵蚀力是强大的。某些词语已成功北伐,譬如,埋单(结账)。
阿清穿着蓝工装,帽子戴得稍微向后,将刘海裸出,像道黑瀑布,恰好停在清泉之上。她的五官虽然标致,但却有一股稚气,说话细声细气,总喜欢“哎呀哎呀”大叫,那声调出现在车间,简直就是娱乐。
阿清在查阿超的刷头。阿超的手虽然还在忙碌,但眼神已变得暧昧,语调从贵州腔换成广东腔。阿超二十八,十年前,他出门打工,先在浙江,后到广东,攒了点钱,去年回家结婚,不到一年就离了婚。新婚妻子不让他赌钱,他就甩出拳头,打来打去,只能散伙。
“靓妹,和哥晚上去宵夜?”
“没空!”
“哥好想你哦??”
“闭嘴!”
“哥很累了,你不心疼啊?”
“关我什么事?!”
“你不要让哥返工啊??”
“该返就要返!”
“返就返,谁让你是皇太后!”
“做不好就要返!”
阿超正处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饥渴期,他疯狂追求阿清,而阿清却不吃他那套。阿清在箱子里挑挑拣拣,眼神锐利,态度凛然:不良!不良!不良!最终,阿超抠女(泡妞)失败,被迫端着塑料箱,坐到注塑机对面,一个人孤零零开始返工。
阿清走到我身旁,轻声说:“干得仔细点。”
她住在我的隔壁宿舍,晚上聊天时,我获悉她是广东焦岭人,父母连生七胎,最后一个是儿子,她排行老三。小学毕业那年,她跟着叫“吴校长”的人,到广州附近印刷厂打工,说是“培训实习”。父母倒很愿意她出门,家里孩子太多。她说印刷厂的环境还可以,但组长脾气太坏,如果做得慢或做坏了,就要吃拳头;男孩子更惨,要被抓起头发来扇巴掌。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一个月八百元,而且她知道厂里根本没按加班工资付。她想要跳槽,便常买报纸看招聘信息。听同学说这个厂出粮准,便来见工,因为视力好,直接分到QC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的眼前,无数个刷头跃动起来,像一群刚上岸的鲤鱼,我头晕眼花。太累了。我起身朝厕所走去,在那里可以暂时歇息一下。厕所在车间大门右侧,用水泥墙隔出两个屋,镜子脏污,洗手池发黑。没有门,穿过水泥框架,拐个弯,就到了里间。三个坑,也都没有门,没有垃圾桶,卫生纸、卫生巾,就丢在角落,散发着黏稠的血腥味。我蹲下,一侧眼,发现墙上写满字迹—
我很累!我不想加班!都是我的错!我只爱你!我想要你!你去哪里了?我要杀了你!嫁不出去吗?王鲜香爱马为亮!有你这样的男人!如果你爱男人?如果有一天!相识是一场梦!我叫马志英!女人没人爱!我累得要短路!恨能维持多久?快乐的我不见了!快疯了我!我一直在等你!
在珠三角,由于男女比例失调,女工对性的需求格外强烈。“60后”、“70后”的打工者,因为穷怕了,一心想挣钱,把性的问题紧紧压抑住;到了“80后”、“90后”,性成为格外刺目的问题。

没有任何征兆,我被调至36号机。这个机器面目狰狞,像一张狮子大嘴,外套闸门,关闭后,内里两个铁家伙一对接,浇铸出塑料壳。啤工需把外门拉开,将胳膊完全探入,将粘黏在机器左侧的壳子取下来。壳子滚烫,散发着甜腥味。将外门关闭后,机器继续对接。组长演示一遍,即刻转身走人;我凝立在机器前,陷入两难:我怕胳膊伸进去后,把握不准手指缩回的时间,被两个铁家伙夹在正中??
断指!
我在虎门医院工伤康复中心,一早晨见到过六个断指者。
一个男人的右手只剩大拇指,被切掉其余四指的地方,形成道古怪斜线;另一个男人的断指被及时接上,但不如以前灵活(即便是最成功的手术,看起来,也和正常的手指完全不同);那个断脚趾的男子对我说:“我可以把脚趾向上翻过去。”我惊骇得直摆手:“不要??不要??”然后他大笑,说现在不行,是刚砸断的时候。他走路时斜着身子,已经做了手术的脚趾黑黄,粘着干巴巴的药膏,像秋天被雨水浸泡后的树根。
当我伸出右臂,浑身都在发抖,满脑子闪过那些断指者。
我关上外门,紧紧盯视内里的运动:凸起的钢铁深深插入凹槽。看起来,一切都没有问题,然而,啤出的产品越来越小,充满黑气纹、淡黄油渍,无一合格。我毛发悚立:机器有问题!
几分钟后,阿清和QC主管到。主管拿起产品仔细看:不良、不良、不良!然后将废品丢弃,顷刻间,堆满两大筐。我好不容易挑出个齐整的,递给阿清,她却轻易地找出瑕疵。我们继续,拿起一个又一个。
主管走后,阿清揉着眼睛说好累。
我也累,不仅仅胳膊、手、腿和脚趾累,眼睛最累!
要紧紧盯着白色面板,在灯光下晃动,细细检查表面,一遍遍重复后,眼里像揉进沙粒,磨得发痛。
我恍然明白,何以阿清一进厂就干上QC,而我只能干啤工。她那十八岁的眼睛,多么明亮、新鲜!工厂要的就是这样的眼睛。如我这样的年龄,必然遭到歧视。似乎,中年妇女、老年妇女,是可以被完全忽视、根本不存在的群体。
阿清轻声说:“主管不喜欢你。”
我知道,她说出这句话,下了很大决心。同时,我也能理解主管何以讨厌我。
在注塑车间久了,啤工们驯服于这里的气场,卑躬屈膝,视角越来越低,只顾盯着脚面看,只看到那些浮动着油花的积水。因为是超负荷劳作,且每一项工作,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啤工的适应能力格外强,见了主管,便不自觉地畏缩、讨好、巴结。但是,即便农民耕田再自由,人们还是愿意到工厂里受束缚:从土地里得来的收入太微薄。
厂规第五条:厂方有权要求员工加班或调动部门及工作时间,员工请假,经部门主管、组长批准,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员工必须服从厂方负责人支配工作,否则,将予以解雇。
阿清丢下产品:不行。她叫来机修工。那男人瘦而黑,脸色冷峻,扯过挂在行车上的大铁链,套在注塑机上,又拿起钢钎,对着某个地方捣鼓。在他大规模动作时,啤机的外门依旧一张一合,我依旧要伸进胳膊去。
我忍不住问他:“如果不关外门,里面就不动?”他含混地“嗯”了一声,脸色愠怒。难道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啤工,对这台机器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而它,显然不是万能的:我眼瞅着它因为缩水,让产品从一本书的面积缩成一片树叶。然而,在机修工看来,我对机器的不信任,就是对他工作的藐视,我对机器性能的揣测,就是对他技术的嘲讽。后来,机修工说我多嘴多舌。
我不放心这个铁家伙,拉开外门,取出产品后,仔细揣摩凸起的钢板要过多久才会插入凹陷处。虽然我知道,厂方压下我的身份证,并用我的五元钱买了工伤保险,但是,我才不想享受那个保险!我本来就对机械反应迟钝,加上近视,举止有些迟缓;现在,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掐算好时间,举起手臂,一次次伸进那个恐龙大嘴里!
在工伤康复中心,那个家具厂的男工说:随时随地都存在危险!
他盯视着我:不管你是新工人,还是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不管你是刚上班,还是要快下班,因为你不是机器,总会有一不留神的时候,然后,扑哧,你的手就完蛋了??
他伸出他的手,凑到我眼前,我下意识地朝后退了退:看起来,那手掌完好无损,白而大,没有明显的疤痕,然而,他抱怨说,明显不如以前灵活。
他说:我做家具十年都没出事,那天,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剩下最后一片木板,用手推过去,心里一愣神,扑哧一下,指头已经被咬住了,举起一看,血淋淋的,断了四根,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我大叫着“完了完了”,赶快坐上摩托车到医院,说“快做手术,快做手术”,可医生先包扎起来,让我去交钱。两千不够,我让工友们凑,交了五千元,一个小时后才开始做手术,做了四个小时,总算都接上了。麻醉过后,疼得直打摆子。现在好些了,不那么疼了??
他的模样很周正,甚至算得上英俊。他是湖北人,三个孩子的父亲,已买好回老家的火车票,当晚就要上火车。然后,“扑哧”,一切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他将很难再找到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全家老小的开支,原本都靠他。但他又笑着指指旁边的人:“总比没有手指强!”
难道这种社会底层的牺牲是发展之必需?

注塑机修了十分钟,没有好转迹象。
主管到了,拖着长腔:“哎哟,看来,早晨是搞不掂了?”
她耸着右肩,顺势往机修工身上顶了过去。在这样的空间,看到如此暧昧的身体动作,令我瞠目。那机修工无言地转身走了,而她还在笑。直到那男人走远,她的嘴角依旧上翘。
36号机是无法继续等下去了,组长带我去20号:那里有个钢铁装置,类同机械手,高高在上,咔哒,右移,长铁杆下缀着铁板,上面吸着两个白色PC305内碟,铁板向下一翻,内碟坠落桌上,铁杆收回,左移,再向下探去,吸出内碟,循环往复。
被调离此岗的大姐皱眉:“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我去那儿?”
我理解她:到新岗位,要适应新程序,会加重身体的疲劳感。
每日连续工作十一个小时,人的身体会变薄、变脆,皮肤变厚,脸颊干燥,每个手脚关节都痛,不痛的时候则发酸,肌肉不可控,四肢失去整合能力,目光无法长时间集中于一点,看什么,都有些摇晃。
但她还是接受了现实,教我如何操作。机械手在半空丢下两张碟片后,她将其分别归拢后道:“左边那叠很干净,不用管它;右边的,侧面有油垢,要用棉花蘸上天那水擦掉。”我不解,为什么左边没油垢?她住手,惊骇地瞪我:“不知道哦。”
我已很熟悉这种表情了??上一个啤工只负责告诉下一个怎么去干,没有人会问为什么。我的想法是,如果出现油污,说明机器的某个部位脏了,可以直接擦净机器,而不必让啤工在成品上一个个擦拭,浪费时间。但是,我的提问让我在这个空间变得滑稽、突兀。人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工业化流程中,已被榨干,人只剩一具机械操作的躯壳,像牲口一样不停地干活,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时候都得服从命令。
大姐拿起吹风机,对准光碟的披锋吹,原本细小的碎片,在热风中缩成小晶体,渐次消亡。要等到吹风机的头部变红,再开始吹;风不能太大,否则会吹过头,让盒子上出现白色晶体。她告诉我怎么将二百六十张碟片装入箱子后,走了。我扯过铁腿高凳坐下,打开电吹风,启动身体内部的程序,一刻不停地擦、吹,将碟片对好,先数出五十个为一叠,用硬物压住,压好四叠后,将第一叠装入箱中。
每个动作看起来都毫不费力,但却要保持快速和稳定的节奏。
我真想磨洋工。但是,不行??
一旦机器设定好速度,便有了自己的意志,它会推着人往前走。如果不想被组长骂,桌上便不能堆货太多,所以啤工虽然是一个人面对啤机,无人盯视,但却像身旁站着个幽灵,正监督着这一切。身体陷入周而复始的怪圈中,能量被最大限度地压榨了出来。
崩溃终于来临,这种无止尽的节奏让我真想大吼一声:不干了!
可我到底还是忍住了。
我想起那个中年女,她看穿了我。她说,你干不下来。不,我不能自己败下阵来。
我趁着去找空箱子,快步走到车间大门,在那里顿住脚步:一股风吹过,我赶紧深吸两口,喔,干爽,甜,洁净。原来,外面的风是这样的味道!此前,我从未觉察。咬咬牙,返回啤机,挥动手臂,接着干起来。
当越过那个尖锐的坎儿后,身体变得麻木起来。
身体像失事飞机的黑匣子沉入深海,意识居然纵入茫然。
现在,我不看任何人的脚步,不管任何人的脸色,一心一意将碟片擦净,吹好,扣在一起,数好二百六十个,装入空箱。
汗流了出来,不是从额头渗出、从腋窝泌出,而是从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喷涌而出。身体像水库的闸门被拉开,汩汩外溢液体。汗如此之多??甚至腰部,也滑腻起来,人像泡在游泳池。
此前,我从来不知,身体可以这样流汗。
我陡然想起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会因为脱水而晕厥、死亡,突然害怕起来,赶忙翻出水杯,接了水来,啜了两口。我忘记给自己补充水分,忘记身体是个多么纤细、敏感的物件。
我干得太投入了,甚至中午去食堂,还惦记着那些“噗噗”掉下来的碟片。
我居然,用十五分钟吃完饭,五分钟返回车间,提前四十分钟到岗!
桌上多了四堆碟片,静静地等在那里,等着我来处理。我的身体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咔哒,咔哒,加速运转起来。我和它—20号机—融为一体。我逐渐适应了这个空间的一切:味道、噪音、油污、速度??我投入地劳动。我正在自我消失。我作为人的特点,正在被机器抹煞,它越来越坚强,而我,越来越像它的某个零件。这是我到达这里后,最和谐的时刻!
我不再紧张地环顾左右,看组长是否来巡查,想法子去厕所,找个机会偷懒??没有,我一心一意干活,将整个桌面清理得干净利落。我简直要表扬自己:在某个时刻,我甚至比机器还快!当停下来等它时,我会犒赏自己:看窗外。
围墙边那排芒果树,顶着繁茂而可爱的绿叶,每一片叶上,都有纹脉,涌动着鲜活气。

阿清来了,拿起一张碟片,对着阳光道:“披锋有些没吹好。”
我接过那张:“还要再吹?”
她点头。我便抄起吹风机,再吹。递过去后,她皱起眉头:“过了。”
“过了?怎么过了?”我太想把这个活儿干好,于是,不断吹,不断问:“这样?这样?”很快掌握了技巧。这个度,无法精确计算,但干多了,手便有了灵感。阿清不断点头:“就是这样。”
主管来了,径直走到这台啤机前,看了看箱子里的货,突然道:“这里绝不能出现次品。”
我不明白这话从哪个角度横空出世,下意识地反抗:“没有次品啊。”
她和我对视一眼:她的脸很白,眼皮有些浮肿,涂着淡色唇膏,面色愠怒,和冲着机修工媚笑时,完全不同。我和她,同时想到了那一刻:她知道我看到了那一幕!
她突然恼羞成怒:“你顶嘴!”
我的忍耐亦达到极限:“我只是说这箱子里没次品??”
她容颜大变:“你还插话!”一转身,她大喊:“组长!”
组长顷刻间赶来,铁青着脸对我说:“她们是检查产品的,你要听她们的,不然会返工!你要返工的!”他浑身颤抖,像触到高压线。他急切地说:“你不懂,产品要让她们查,你刚来,不明白??”
我怎么能不明白!QC主管高看一眼,产品就过了关;低看一眼,就要返工。一箱子几百个货,端到一边,比别人多干一个小时,还连累整个车间的出货率。
组长说:“你道歉。”
我瞪着眼,简直不敢相信。我闭紧嘴唇。
不??我绝不会道歉。
我提前四十分钟来上班,努力掌握吹披锋的技术,甚至将速度提前到机器之前,工作台没有堆积一个产品??如果我承认我有错,那就是将我自己的汗水一笔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别说我的自尊心不答应,首先是我的汗水不答应。
组长道:“你怎么不听我的话?”
我不解:“我一直都在听啊。”
他苦笑:“你看,我说话的时候你也插嘴。”
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瞬间真是具有典型意义:啤工,车间里最低级别的工种,身体上只长着耳朵,没有嘴巴,只能乖乖地聆听,而不能开口说话。只要开口,无论说的是什么,就是插话,就是反抗,就是不服管教!
后来,每当我试图反思这场“插嘴事件”,都像深夜里走在戈壁滩,感觉周身辽阔,彻骨寒凉。这场事件,对真正的打工者来说,小得不值一提;但是,我记录下它,它的价值在于我是现场亲历者。无论我将身体的耐力发挥到怎样的极限,如何适应各种规章制度,忍受疲劳疼痛,都难以改变啤工的最终命运:在这个大系统中,作为个体的啤工,其力量是微小的。在车间,啤工并未自由地发挥出体力和智力、因劳动而幸福,只感觉肉体备受折磨,精神备受摧残。只有逃出车间后,啤工才感觉获得了自由。
然后,他们全都消失了:主管、组长、阿清??只剩下我和20号注塑机。
半小时后,组长走来,向我招手。我站起身。他眼皮耷拉,脸色很不好看。他并不看我。在我和他之间,出现了一段极为复杂的安静。我心跳得厉害。
他终于开口,语调沉闷:“他们反映你插话、打瞌睡、偷懒??现在,你可以??”
他咽了口唾沫(他知道我比刚进车间时进步了多少):“你可以走了??”
在这个车间,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做什么都不对,因为我骨子里是剽悍的,我的脑袋里总在想着什么,我的舌头下总藏着个大怪物,让我止不住要说点什么,所以,我是被一股合力推出车间的,而不是被哪个人,哪项制度。
厂规第八条:员工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当事方,按当地政府最低工资核算;离厂前将工衣洗净,交回人事部,如果遗失,照价补偿。凡没办理离职手续者,当月工资不发。员工触犯法律法规,后果与厂方无关。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拽下帽子。
我看着他说:“谢谢你,组长。”他涨红了面颊。
我三下两下脱掉工装,朝门口走去。我知道,那些忙碌在啤机前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我获得了解脱,而他们的刑期,还长得很,须在这个油污之地,在声嚣和浊气中,过着没有希望又胜似有无穷希望的日子。当我转身挥手时,他们并不显得吃惊,但我知道,他们因清楚自己无法轻易摆脱这个地方,而在内心悲伤不已。
回到家,倒在床上,我听到骨头缝咯咯响,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像遭到强有力的挪移,不在原来的位置:某些地方变得沉重、坚硬;而另一些地方,又像根本不存在。这种累所导致的痛,令人昏沉,像吸食了乙醚,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尽快睡着,白天晚上地睡,一周、两周、三周、四周地睡。
我沉沉睡去,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能闻到鼻腔中仍存有股怪味:是混合了机油、塑胶、潮湿的车间味。我可以洗净身体表面,却无法涤荡掉那已吸入肺部、进入循环系统的车间味。
我的身体!
它迸发出超强能量,变得安静下来时,多像一片薄羽毛。
……

TOP 其它信息

装  帧:平装

页  数:296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加载页面用时:93.7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