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九州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的《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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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是穆盛博，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人，1977年生，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历任加州圣玛丽学院助理教授、乔治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2009年他出版了环境史专著《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这本书填补了中国环境史民国时期的空白。穆盛博的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环境史。近年来，他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抗战时期华北环境史”。

这本书的译者是亓民帅和林炫羽。亓民帅是山东莱芜人，在2017年获得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泰山学院历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区域社会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林炫羽是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曾赴日本神奈川大学和关西大学访学，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日关系史。

这本书全书共七章，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五章，主要讲述了饥荒难民由于食物供应不足，通过迁移来寻求生存之道，以及迁徙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

1937年7月，中日军队在北平郊外卢沟桥发生的小规模战斗升级为全面战争，国民党当局决心不再让步，于是中日两国全面爆发战争。1938年6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炸毁地处华北的河南省黄河南岸大堤，希望能够以此来阻止日军的进攻。一开始，由于雨季还没到来，黄河浑浊的河水还未涨起，河水流动比较缓慢。后来，随着汛期的到来，水流开始持续不断地涌出大堤缺口，朝东南奔流，从而切断了日军行进的道路。炸毁大堤、黄河改道阻止了河东岸的日本人，使他们放弃了向西进军，位于郑州的铁路枢纽暂时安全了，武汉也能够暂松了一口气。

然而，黄河的战略性改道也许是世界史上最具环境破坏性的战争行为，它使长期建设的水利系统陷入了一片混乱，由此引发的洪水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后，而且战争期间洪水导致河南、安徽、江苏三个省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在国民党控制的扶沟地区，当地政府派人乘船前往泛区，从有人居住的村庄里收集粮食和金钱。扶沟国民党游击队招募了不少土匪，这些土匪从当地村庄获得食物、饲料和补给。当他们获取了想要的东西后，就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而当保长和当地的绅士们把他们送走之时，其他的游击队很快又来了。当地的民众把这些游击队称为“蚂蚱队”，因为他们蜂拥穿过村庄，吃尽他们能吃的一切。

军队的汲取，对于仍然居住在那里的平民来说，资源也变得更加稀缺和不可获得。由于食物供应不足，当地居民开始通过迁移来寻找生存之道。1941年至1942年的干旱和蝗灾，还有粮食税和其他税收，迫使先前不愿意离开的人们放弃了家园，尤其是扶沟县城，很快就成了饥荒难民的聚集地。一开始，难民涌入庙宇，但随着越来越多流离失所的人涌入县城，他们不得不居住在城墙周围那些原本用来抵御日本人轰炸的庇护所的洞穴里，又或者是露宿街头。

随着县城人口的增加，粮食稀缺，物价飞涨，一些家庭为了寻找食物而向西迁移，但是贫穷的家庭并不能负担逃离的费用。难民们在当地政府设立的施粥所排队，但由于需要救济的人实在太多，这些举措也无法预防饥荒。灾民们开始卖掉了他们的财产，一些家庭甚至卖妻卖女，而被卖掉的妻女，有很多最终不得不在漯河、洛阳或西安这些地方当妓女。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关于灾民王氏因饥荒而被迫逃亡的故事。

1938年之前，妇女王氏和她的丈夫李合志、婆婆以及三个女儿一起生活在尉氏县的张铁村。黄河的洪水冲走了他们的草房，淹没了他们的土地。于是他们和她丈夫的家族一起前往附近的瓜村寻求亲戚的庇护，但在那住了几天之后，她的婆婆就去世了。他们的到来使亲戚家里本来就有限的食物储备更加紧张了。后来，她的娘家人也来了，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了。她的父亲催促她的丈夫逃往陕西，因为那里的粮食便宜，他们将会更容易谋生。但她的丈夫李合志心里却很犹豫，既担心没有亲戚的帮助难以生活，又担心半路遇到强盗，还怕走得太远了回家很困难，直到妻子提醒他亲戚家的粮食也快要吃完了，他才意识到他们没有别的活路了，于是他去买了一辆土车，带着家人和一些财产向陕西出发了。

离开时，王氏的亲戚给了这个家庭一点粮食，但刚刚经过郑州，他们就把粮食都吃光了，于是她和合志去要饭。然而要饭也不容易，因为在他们经过的地区，很多人也没有粮食，自身都难保，哪里还能管他们呢？王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的人把落地的小柿子、榆树皮搁在一起磨面吃，有的人吃起了白土，能要到一块糠皮饼子，就像是吃到了山珍海味。

有一天，他们九岁的大女儿秀兰从田里挖出了一些胡萝卜，她并不知道那是别人家种的。田主发现了，抓到了秀兰，并坚持把她的父亲合志带到了连保处。在连保处合志被打得很厉害，以至于无法走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们一家就住进了一座破旧的土地庙里。由于合志的伤势严重，他们不能再走路或乞讨了，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决定把秀兰交给另一个家庭作为童养媳，以获取一些食物，因为实在别无选择了。

秀兰不想离开她的家人，但她的父母向她保证，如果她加入另一个家庭，她就不会再挨饿了，同时还和她说，如果他们到达陕西并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就会回来找她。合志拄着拐杖，和王氏、秀兰一道去探寻是否有人想要一个童养媳。终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同意用两袋谷壳和一点现金换取这个女孩。几天后，合志的伤势好了一些，他们就上路了。合志只能艰难地行走，而王氏的缠足也走不快，还要推着土车，所以他们走走歇歇，一天只能走10到15千米。

灾难、流离失所以及因为丈夫受伤而不得不承担的辛勤工作，使得王氏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抚养孩子，当时她自己还是吃糠咽菜，有一顿没一顿的，而最小的女儿还在吃着奶，几天下来，身体也快扛不住了。由于担心妻子的身体状况不能撑到陕西，合志决定放弃幼女，从而保护她的母亲。他们把婴儿放在了一个集镇的十字路口，很快就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把她带走了。

后来，合志和妻子听到别人说，难民们即使在去到陕西后，生活仍然很艰难，很多人最终还是饿死了。所以，他们放弃了去那里的想法，靠着给人帮工、乞讨又维持了半年的生计。第二年，这家人决定返回老家尉氏县。由于妻子的身体越来越差，走路都没有力气，合志便借了一头驴，让妻子和女儿骑上先走，他自己则留在后面推车子。

在一场暴雨中，王氏和女儿回到了尉氏县城，在一位亲戚家得到了庇护。当天夜里，王氏得了伤寒症，亲戚给她请了一位医生连夜抢救她。几天之后，她的病情减轻了，能走路了，但当她回去找她的丈夫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几年过去后，她也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所以她就再婚了。正如本章中所描述的，这个故事十分典型。

难民们痛苦的具体程度难以度量，但证据表明这种痛苦是普遍存在的。根据1946年扶沟县和西华县的一份家庭调查信息，自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流离失所，几乎三分之一的家庭都经历过一个近亲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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