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环境史这一新兴学科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环境史学科覆盖范围广，包含内容庞杂，跨学科属性强，学者研究这一领域有一定的难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是三位学者王玉德、黄尚明、李文涛分别用了十余年时间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是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具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作用和里程碑意义。丛书作者之一的王玉德表示，他们盼望社会上各个方面都能支持这套丛书的发行工作，并鼓励这项学术成果。如果条件成熟，希望这套丛书能在国外出版，让海内外的人们了解中华环境变迁的历史，让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美国环境史学者唐纳德·休斯认为，环境史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 他认为，环境史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是，它使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时下关注的引起全球变化的环境问题上来，譬如，全球变暖，气候类型的变动，大气污染及对臭氧层的破坏，包括森林与矿物燃料在内的自然资源的损耗。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王玉德表示，环境史是从人类社会视角观察自然的历史，研究的是自然与人类的历史。环境史学的产生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之所以会产生环境史学，当然是学术多元发展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结果：一是人类社会越来越关注人自身的生存质量，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二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条件日益恶化，人类对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越来越不满意；三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环境资源消耗增大，且正在消耗殆尽，人类越来越感到资源欠缺；四是人类面临的灾害越来越多；五是人类希望社会可持续发展，希望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希望子孙后代也有好的生活空间。

“正因为有环境史，所以人类更加关心环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这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魅力。毫无疑问，环境史研究既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又有很大的社会意义，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重要价值，值得我们投入到其中。”王玉德说。

2021年12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玉德策划的《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本套丛书运用多学科交叉、多视角变换进行中国环境变迁研究，分析细致入微，剖析到位，包括《先秦环境变迁史》《秦汉环境变迁史》《魏晋南北朝环境变迁史》《隋唐五代环境变迁史》《宋元环境变迁史》《明清环境变迁史》六册，由王玉德、黄尚明、李文涛写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入选项目《中国环境变迁史》的最终成果。百道网专访三位作者，请他们介绍《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的亮点和出版意义。

《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作者  王玉德

《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作者 黄尚明

《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作者 李文涛

了解中国历史上沧桑变化的窗口，解读中华古典文明兴衰的钥匙

《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的出版，对王玉德来说是一波三折的“揪心”经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是我国史学研究的重镇，在20多年前，王玉德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得知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环境史是最热的学科。自那时起，他开始投入到环境史学术研究中，并从1999年起出版了《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生态环境与区域文化史研究》《荆楚生态》等环境史相关的著作。在长时间研究环境史的过程中，他觉得有必要撰写一本中国的环境通史。

早在十年前，王玉德的《明清环境史》在华中师大出版社就已经进入到“核红”阶段，马上可以见到新书，但出版社希望整体推出八卷本丛书，于是就把这份稿子搁置下来。遗憾的是八卷本丛书难以凑齐，丛书就“夭折”了。四年前，中州古籍出版社的编辑杨天荣主动联系到王玉德，认定这套丛书是非常好的选题，不应放弃这项工作，她还鼓动三位作者写出了丛书余下的部分，并且热情转达了中州古籍出版社领导的愿望。于是，作者们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全力撰稿。

即使从今天看，环境史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内容涉及极广，学者视为畏途。国家社科基金连续数年设置了有关中国环境史的课题，但是因为这一课题并不容易做好，一些大型学术单位在拿到课题后，迟迟没有推出学术成果。《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出自三位学者之手。李文涛年届不惑，黄尚明年过半百，王玉德年近古稀，三位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分别用了十余年时间从事环境史研究，甘于寂寞，坐冷板凳，相互切磋，砥砺治学，终于完成了近三百万字的学术成果，使这套丛书在2021年10月开始陆续见书。

王玉德介绍称，《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主要有四大亮点。第一，尽量吸收已有的学术成果。丛书重视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环境学理论，既采用了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等西方学者的前沿理论，也吸收了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等国内学者的环境史学术成果，还借鉴了当下中国跨学科的环境史研究论著，在传承、创新的基础上自成体系。第二，研究的专题有系统性。每本书研究的视野都注意到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植被、物候、水利、农业、生物、矿藏、灾害、生态思想等环境史内容，纵向贯穿于中华历史，有机地形成为一个整体。读者如果把每本书的相关专题联系起来阅读，可以清晰地了解中国环境史某一个方面的不间断线索，有助于从专题角度更深入地研究环境史。第三，研究的宗旨紧扣中华五千年文明。这套丛书大致展示了中华大地一万年以来的环境变迁，揭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环境背景，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沧桑变化的窗口，是解读中华古典文明兴衰的钥匙。第四，研究的成果是对中国环境通史的有益尝试。虽然学术界已经有许多环境史方面的学术成果，但如何完成一套多卷本的大型丛书，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毕竟此前还没有见到中国环境通史出版。这套丛书是环境史研究的率先探索，为后继者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丛书的先秦部分由黄尚明教授撰写。先秦包括原始社会和夏商周春秋战国，时间漫长。研究这段时间的环境史，除了历史文献之外，重要的依据是考古资料。黄尚明教授是考古学博士，擅长利用已经发现的考古成果。每一个论断，都依赖于考古事实说话。《先秦环境变迁史》言简意赅，考古信息量大，从旧石器、新石器时期的环境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环境，可以窥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早期环境史。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发生、文明形成中的特点、环境对早期农耕文明的影响有很大的价值。

《秦汉环境变迁史》《魏晋南北朝环境变迁史》《隋唐五代环境变迁史》三册由李文涛撰写。李文涛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硕士与博士期间学习的是历史地理学，对地理环境领域有较好的学术训练。李文涛风华正茂，接受新鲜事物快，且能够深入到历史资料中，属于新生代环境史研究的新秀。通过对秦汉到唐代的环境变迁史研究，可以很好地了解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汉代与唐代两个高峰的环境状况，也可以了解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等动荡与分裂时期的环境状况。

《宋元环境变迁史》《明清环境变迁史》两册由王玉德撰写。王玉德长期从事历史文献与文化的研究，擅长利用古籍，注重史料的爬梳。这部分反映了近千年来中国环境的基本情况，与我们当下的环境紧密衔接。通过宋元明清的环境变迁研究，可以了解环境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替影响，了解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辉煌与衰落，了解当下中国的环境与我们应当采取的对策。

环境和文化密不可分，忽略环境则无法清晰地解释历史现象

《先秦环境变迁史》对“先秦”的概念进行拓宽，不只是研究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还研究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涉及到了中国大地上出现人类活动以来的所有环境变迁。并且这本书不只关注自然环境的变迁，也着重研究人类文化和环境的关系、人类和环境的互动、史前环境和农作物的培育、不同环境与地区的建筑特色、自然环境变迁引起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中国环境多样性与区域文化的关系、中国环境多样性与政区的划分等问题，并且研究了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相关思想，人类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影响，以及政府为此制定的一系列环保措施——它们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

黄尚明介绍称，任何地区的文化都和环境分不开，越是在早期人类对环境的依赖性就越强，不过因为旧石器时代人类通过采集、渔猎为生，这种经济模式对自然的破坏程度较小，所以先秦时期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还是比较协调的。农业和城市出现之后，人们对环境的破坏有所增强。中国文化是在中国人与环境互动的关系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差异明显，且因南北纬度跨度大而使其更加复杂，在这种丰富多彩的环境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多样性的文化特色，中华文明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也曾把中国文明称为“满天星斗”模式，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中国文化永恒发展的不竭动力。

根据《先秦环境变迁史》作者黄尚明介绍，在旧石器时代，北方地区气候干燥，北方人主要靠捕鱼、狩猎进行生活，所以用石英石制造的石片石器一直是北方石器工业的传统特色；南方由于气候炎热、湿润，植物生长茂盛，植物块根也很丰富，所以人们喜欢捡大块的鹅卵石加工成大型石器来采集块根。可见，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南北区域文化的差异。之后因为地理上的差异和山川河流对区域的阻隔等因素，各个地区进一步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例如新石器时代中国可分为燕山以北的草原地区、陕西、河南、山东、洞庭湖平原及以南地区、鄱阳湖及以南地区这六大区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形成了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还有北方的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燕文化、草原文化等。

环境和文化密不可分，如果忽略环境，是无法解释清楚文化与历史中的某些现象的。在研究环境问题时，黄尚明动用了自己考古学的特长，借用大量考古出土的动物、植物资料。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经常有“获象”的记载，当地也出土了商朝时期的大象骨骼，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安阳属于类似云南的亚热带气候。新石器时代的山东等地，以及商朝的墓葬里出土了鳄鱼骨板材料，它们可以证明当时山东一带的环境类似于今天的长江流域。黄尚明吸收了大量孢粉分析、植硅石测试、动物骨骼研究的内容，为这一跨学科课题做足了准备。

《秦汉环境变迁史》《魏晋南北朝环境变迁史》《隋唐五代环境变迁史》偏重于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解读环境史，李文涛非常重视农业社会中存在的气候风险，以及人类针对气候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总体来说，秦汉时期气候比较温暖，中国的商品经济最为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得寒冷，灾害较多，百姓为了“保命”而偏好种植保险的作物品种，所以北方出现了自然经济发达的景象，而隋唐时期气候回暖，再次产生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况。

在秦汉到唐朝这一时期，中国环境的变化较多，特别是书中关注的核心区域——关中地区、中原地区、山东、晋南、成都平原、江南地区的环境变迁比较激烈。例如北魏时期百姓经常猎鹿，鹿肉也是非常常见的食物，但是到唐朝，随着中原地区丘陵等自然地区被大量开发，适合鹿生存的环境减少，鹿成为了上层人士的食物，唐玄宗也经常将其作为赏赐赐给手下。隋唐时期茶叶开始在市场中广泛推广，人们将丘陵地区改为茶园，一方面单一的生态让丘陵动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水土流失逐渐加重，对江南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甚至开始出现燃料不足等问题。在这三本书中，李文涛还介绍了宗教信仰对环境的影响，如佛教传入中国后放生池对生态的改变，以及在隋唐出现、在明清时期普遍流行的畲田技术对后世的影响等。

在写作《宋元环境变迁史》《明清环境变迁史》时，王玉德发挥自己长期从事历史文献学的专长，更注重历史文献的运用，和从“文明史”着眼来进行研究，希望读者通过丛书看到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期的文明成就、社会发展与动荡，避免对历史进行片面认识，误以为历史就是简单的阶级斗争史、皇帝史，而是认清历史背后的“手”。他表示，宋朝时期北方多旱灾，导致游牧民族的牛羊马等牲畜大批死亡，草原牧民为了生存只能内迁到农耕地区，所以辽夏金的游牧民族向内挤压，进入长城，迁移到黄河流域和南方，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甚至引发战争和政权更替。例如，北宋时期大量人口涌到都城开封，以至于破坏了汴梁古城的卫生条件，且由于战争围困的原因导致了1127年开封出现了严重的瘟疫，为此政权不得不南移，宋高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王玉德对历史富有新意的解释，让我们对社会动荡、历史变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明清时期和海外交流增加，中国资源增加，物种增多，人口也增多，虽然我们对山区的开发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植被，但当时还是处于农耕社会，对环境影响不算大。当中国变成工业社会后，环境才真正发生了巨大变化，树林的砍伐和现代工业的污染至今也是严峻的问题。”王玉德总结道。

期望丛书助力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是一个悠久的文明古国，一个以定居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农耕文明古国，一个还包括游牧文明、工商文明的文明古国，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大家庭的文明古国。在这样的国度，环境史的资料毫无疑问是相当丰富的。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环境史资料比中国多。中国人研究环境史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

尽管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学术界公认是外国学者最先构建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学者研究环境史就滞后。中国史学家一直有研究环境史的传统，先秦时期的《禹贡》《山海经》就是环境史的著作。秦汉以降，中国出现了《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等许多与环境相关的书籍，涌现出郦道元、徐霞客等这样的环境学家。史学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发达的学科，而史学与地理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不能不研究地理环境，因此，中国古代的环境史研究是发达的。

王玉德指出，环境史是史学与环境学的交叉学科。历史学家离不开对环境的考察，而对环境的考察也离不开历史的视野。时移势易，生态环境在变化，社会也在变化。社会的变化往往是明显的，而山川的变化非要有历史眼光才看得清楚。早在20世纪，中国就有许多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物候学家研究环境史，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环境史的著作与论文，如竺可桢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就是环境史研究的代表作。此外，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石泉、邹逸麟、葛剑雄、李文海、于希贤、曹树基、蓝勇等一批批学者都在研究环境史，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家环保局也很重视环境史的研究，曲格平、潘岳等人也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不仅具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作用和里程碑意义，同时，对于全面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环境工程建设均具助推作用，是开展中国环境事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宣传的生动教材，提供了中国环境建设、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发展等的历史借鉴。

“我们中国的文化非常有特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有比较大的差别，这是我们的历史基础，了解这一切的背景有利于我们树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就算是大众读者，我们认为他在看了这套书后，如果能换一个角度从环境史的视角来解读和审视历史，一定能发现很多新问题，有所收获。”黄尚明谈道。

在《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出版之时，王玉德通过《吾心吾情吾愿——为<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出版而写》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编写丛书的体会。丛书的出版实属不易，这套学术成果，撰稿者没有申请国家或教育部的社科基金，可以说是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也没有得到国家的出版资助，是冒着亏本的风险出版此书。三位作者感谢责编杨天荣的独具慧眼、勤勤恳恳、坚定不移的出版态度，也感谢出版社付出的支持、编辑与审校人员投入的精心劳动，因为他们的努力才保证了丛书的优质出版。

丛书虽然出版，但作者们的心情“忐忑不安”，感到铅印的每一段文字都将接受广大读者的品鉴，接受专家通人的检查，接受历史岁月的考验。王玉德表示：“我们在宏大的环境史面前，只是无知无畏的初涉者。我们深感中国环境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丛书只是环境史研究的铺路砖，还有许多欠缺。我们希望专家学者多多指教与批评，使我们将来能更好地修订丛书。”

研究中国环境史，任何一套丛书，都难以一次穷尽环境史的全部内容，都只能从某些侧面大致反映环境史的情况。环境史的研究，需要方方面面的学者协同作战，由浅入深，通过多个战役才能完成这项艰巨而宏大的学术研究。王玉德希望学术界同仁从新的角度，如数据统计、模式比较、变迁考证等方面，对环境史开展崭新而深入的研究，奉献更好的学术成果。据了解，他还想继续研究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环境管理方面的经验。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环境史。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为中国的学者，应当首先把本国的环境史梳理清楚，这才对得起‘俱往矣’的列祖列宗，才对得起当代社会对我们的呼唤，才对得起未来的子子孙孙。如果能够对约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环境史有一个基本的陈述，那将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王玉德表示，他们盼望社会上各个方面都能支持这套丛书的发行工作，并鼓励这项学术成果。如果条件成熟，希望这套丛书能在国外出版，让海内外的人们了解中华环境变迁的历史，让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除专访王玉德、黄尚明、李文涛外，还参考王玉德为《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写的《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