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一家以出版人文社科图书为主的综合性出版社。关于三联的出版思路，要从它的产品定位谈起。目前三联出版的图书分为这样几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学术板块。这个板块对三联来说是重中之重。三联被称为学术出版的重镇，就因为这个板块每年都能拿出几本符合学术界期待的标志性学术著作。三联出版的学术著作，范围包括文学、语言、历史、哲学、经济、法律、艺术等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但选题侧重译介西方和中国近现代学术，追求现代性和思想性。

    第二个板块是文化板块。包括体现三联文化追求和文化品位的各类专业性图书，如建筑、音乐、电影、绘画、乡土、饮食、收藏等涉及各个专业领域的图书，也包括一些生活类图书，通常是从文化角度而非专业角度切入。

    第三个板块是大众读物板块。这个板块是去年三联为发展大众读物而开辟的。三联过去多年，高端读物多，中低端读物少，读者小众化，影响到图书的经济效益不够理想。为了改善经营，去年三联成立了大众出版中心，组织专门的队伍集中发展大众读物。目前考虑优先发展的大众读物类型有：健康生活主题的图书，漫画和绘本，以及一些社会热点话题。

    第四个板块是LP旅行指南产品。这是三联在最近五年间致力发展的，从2006年开始有产品问世，现在已经形成规模，总数已达80多个品种。建设这条产品线，三联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利用 LP（意为自助游）公司提供的优质旅游图书的资源，翻译出版境外旅游图书。第二步，依旧借助LP的品牌资源和出版经验，在ＬＰ协助下，由三联自行组织开发原创性的境内旅行指南图书，现在由三联自行开发的国内旅行指南图书已经开始陆续出版了。

    与这四个板块对应的编辑部门为四个编辑图书出版中心，此外还有一个综合编辑室，可以比较灵活地出版各类图书，同时负责对外合作出版。

    三联的图书板块（产品线）分割是不分学科的。这和大多数出版社不同。如果说出版的分工就像切蛋糕，那么按学科分工（政治、经济、法律、文学、历史、艺术）就是纵切，三联以学术、文化、大众来分工则相当于横切。也就是说，三联图书板块是按读者层次划分的。高端、中端、低端三个板块试图从整体上全程覆盖从小众到大众的读者群。针对高端、中端和低端读者，三联的出版物各有自己相适应的板块。所谓高端读者，是指专业读者，他们读专业书、学术著作，服务于他们的是学术出版中心；所谓中端读者，是指专业读者以外的文化人，他们可能也是专业知识分子，但他们要读一些其他专业领域的、并不那么专业的书（比如学文学、哲学的读者，需要读建筑、考古方面的书），服务于他们的是文化出版中心；所谓低端读者，是指一般大众读者，他们能读懂的书，所有人都能读懂；他们需要的书，高端、中端的读者也需要。所以大众出版中心实际是瞄准低端读者而服务于所有读者。

    之所以要这样划分，原因是历史形成的。三联从1986年独立建制，直到今天，都是一间规模不大的出版社。上世纪80～90年代编辑部只有十来个人。现在也不过三十来个编辑。这和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有一百多个编辑的出版社不同。三联编辑人手不足，又要搞综合性出版社，不可能分工太细，编辑只能在专业上有所侧重，但仍免不了有时要全攻全守。2002年以前，三联只有一个编辑部，不分编辑室，2002年开始分成三个编辑室（生活、读书、新知编辑室）以后，渐渐地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分工。

    这就是说，作为综合性出版社，三联出版的图书要涉及很多专业，但是编辑部却没有专业平台。在这样的情况下，三联要打造品牌，要把书出得比别人更好，就一定要依靠选题创新。过去我们常常说，三联提倡人文精神，思想智慧，追求一流和新锐，这些说法都是不错的，确实代表了三联多年来的努力方向，是三联选题创新的总原则。但是具体来说，三联所要求的创新，实际就是对不同类型的选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编辑们可以根据这些要求，去寻找一些有特点的选题，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一般化，避免平庸。这些要求并不是谁提出的或者谁制定的，而是多年来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约定俗成的，成为三联的一种文化积淀和三联编辑的共同理念。现在在出版界，三联的出版物有不错的口碑，我个人认为，这主要并不是因为三联出版了多少叫得响的标志性出版物，而在于三联的书整体水平比较好，平庸的、说不出特点的、人云亦云的、大路货的书比较少。能做到这一步，正是有赖于编辑的这种共同理念。

    那么，所谓三联编辑的共同理念有哪些呢？联系到学术、文化、大众三个板块的选题创新，我认为有三个关键词：思想、文化、品位。

    第一个关键词：

    思想，意味着在学术出版中突出思想性

    三联出版学术著作，总量不少，但是从品种数量上远远比不上商务、社科、社科文献、上海人民、北大等大社。但是三联一直希望自己出版的学术著作影响是最大的。事实上多年以来三联的学术出版很受学术界重视，其原因在对于学术出版的选择上。因为三联是个较小的出版社，不可能在规模上和大社争高低，所以比较注重单本学术著作出版的影响力，而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通常是富有思想性的学术著作，通常是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的著作。所以三联在学术出版方面一直强调“学术的思想，思想的学术”。判断学术著作的出版价值，首先看它有没有思想性。例如过去三联出版的“学术前沿”丛书，选择的都是新学科新观念新方法的论著，现在出版的“西学源流丛书”，以“重新阅读西方”的理念将西方现代学术的发生和发展脉络重新梳理。这些著作都是依赖思想性增强了学术的分量，使学术显出光彩。三联今后还要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努力，不求多，只求有影响，有价值，有光彩，这是在学术出版中使巧劲儿的一种方法。

    第二个关键词：

    文化，意味着在各类专业图书出版中突出文化性

    三联是个综合性出版社，出版物涉及人文社科各个领域，许多图书带有一定的专业性，如果要以专业归类，或许可以划分出哲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生活、乡土文化、饮食文化等若干个小板块。这些书除了哲学、历史等几个社会科学学科的产品以外，像艺术、建筑、音乐、电影、乡土、饮食等各类图书出版量所占比重很大（30％左右），并非纯学术著作，而是带有一定知识性和普及性的图书。这些书看起来很杂，很零散，缺乏整体感，但三联的考虑是要以文化的主线把它们贯穿起来。比如三联出版音乐类的书，就一定和人民音乐的不同，它不重视音乐的专业性，而强调音乐的文化性；三联出版的电影类图书，也和电影出版社的不同，它不讲那么多电影的技巧和拍摄技术，而突出电影的文化性和文化感；三联出版的建筑类图书，也和中国建工出版的不同，里面没有那么多透视图，而重在阐释建筑的文化涵义。这些都反映了三联所选择的特殊角度。

    第三个关键词：

    品位，意味着在大众出版中强调图书的品位

    大众出版对三联来说，并不是专指大众出版中心所编辑的图书。从广义上来说，专业读物以外的图书都是大众读物。三联出版的文化类图书中原本就有许多属于大众读物。二十多年来，三联出版的有影响的大众读物很多，例如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我们仨》，《傅雷家书》，楼庆西的《中国古建筑二十讲》，龙应台的《目送》，《金庸全集》，《蔡志忠漫画》等等。这些书既是大众读物，又是文化读物，文化品位很高。以这些图书为标志，三联多年来出版了很多富有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的大众读物，受到读书界的好评。在三联的出版物里面，这一类的书特点最鲜明，从内容到设计印制，都体现出一种对品位的追求，以至于三联内部的员工和三联的老读者都对这一类书有高度认同，拿到一个选题或者一本书，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心目中认同的理念，评价这个选题、这本书像不像三联的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品位甚至成了三联品牌的象征。但是，就像电影叫好不一定叫座一样，三联的大众读物，除了少量比较畅销的品种以外，大多数销售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新书平均销售只有7000～8000册。这表明我们的大众读物还没有深入到大众读者中间，大众读物有小众化的倾向。这里面有思想不够解放，选题策划力度不够方面的问题，也有发行渠道不畅，营销推广不到位方面的问题。为了彻底改变现状，我们从去年九月开始设立了一个大众出版中心，希望能够通过建立专业团队，开辟专业销售渠道，采取专业营销手段来打开大众市场。在选题创新方面，大众出版中心可能会开辟一些新的板块，例如绘本和漫画，以及有关健康生活指南类的图书。现在这些书开始陆陆续续地出版，大众出版中心努力的目标是把大众读物的平均销量提高到2万册。但是，无论出什么，无论怎么创新，三联固有的品位不能丢，图书的档次不能降低。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同样是漫画和绘本，出什么不出什么，要有甄别和选择。选择的标准，他们用了三个副词来描述，就是“温暖的”，“智慧的”，“深思的”，以此表明他们在品位上的取舍。关于健康生活主题的图书，他们现在也在做一些诸如《选对食用油》、《辨明食物标签》之类的实用性很强的书。这种书过去三联是不做的，现在要做也得选好角度，占据制高点，这就是要提倡新的健康理念，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随随便便地出版实用书。总之要让读者知道，三联出的每一种大众读物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同时也是有高于一般的标准的。

    除此之外，我以为能够成为三联编辑的共同理念的还有两点值得一提：

    一是有所不为。多年以来三联从这四个字里面得益很多。三联能够保持品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乱出书。比如学术书，有很多出版社出版的品种比三联多得多，其中的名著和经典著作也不比三联出的少，但是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不及三联，原因在于他们选书缺少原则，出了很多一般化的书，把真正的好书淹没了。对他们来说，学术著作常常是有足够的资助就可以列选，但三联从来不做这样的事。在学术出版方面，三联“一流”、“新锐”的标准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

    所谓有所不为，就是说要经得起诱惑，不跟风，不纯粹为了牟利而出书。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有过教训的。早些年三联也曾经考虑做过词典工具书和教材，还专门从外面调入过编辑，但是经过很短的时间，就发现这些都不是三联的优势所在，都放弃了。所以这些年来，三联在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的强项——思想文化读物。

    二是在大众读物出版方面，只打阵地战，不打游击战。这就是说，要么不做，要做就成系列成板块地做，不零打碎敲地做，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地出书。这样可以保持图书的整体性，不使选题杂乱。沈昌文时代，三联要以书养书，出版大众读物，就整套出版《蔡志忠漫画》；董秀玉时代，三联要提高经济效益，出版大众读物，就成套出版了《金庸全集》；到了2005年，集团要求扩大出版规模，三联当时就选择了ＬＰ旅行指南项目，这也是大众读物的项目，一做就上百本。2009年，三联成立大众出版中心，一上来先确定两个板块：绘本漫画和健康生活主题，别的暂时不碰。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从出版社的角度，防止把选题搞乱，防止为了经济效益乱出书。因为整个编辑部都有这种意识，因此三联选题从整体上看比较整齐，没有那种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情况。

    以上这些，都是讲三联的出版理念。三联的选题创新就是围绕这些理念展开的。我们自认为由此形成的出版思路是清晰的。这样的思路我们已经坚持了多年，今天仍然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但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在变，出版业竞争的环境也在变，三联在今天坚持独特的出版思路，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首先，关于坚守学术文化制高点的问题

    三联作为学术文化读物出版的重镇，学术文化界对它是有所期待的，每年都应该有一些标志性产品，每年都应该有几本学术文化方面的话题书，热点书，否则，读者就会说，三联不行了，走下坡路了。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有比较大的压力。但是今天的竞争环境的确和过去不同，主要原因是竞争对手多起来了，对手们开出的条件高起来了。现在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加大力度扶植学术文化出版，很多出版社可以得到大量的资金补贴学术文化书，但是我们还要靠自己创利来“以书养书”。一些先富起来的出版社包括上市公司，也常常投入巨资来发展学术文化图书出版以打造品牌，还有一些文化工作室也加入角逐。因此三联的竞争对手增加了很多，而且在竞争中三联常常不占优势。这就迫使我们不得已地调整出版策略。比如说，三联过去是很少给人出全集的，除了钱钟书、陈寅恪以外，三联出其他人的作品系列，总是立足于选最好的代表性作品来出，也就是“优中选优”。包括钱穆的作品，过去三联出了十几个品种，就停止了，不是没有书可出，而是剩下的品种比不上先出的品种。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不出的几种被别的社拿去出了，而且很畅销。这就相当于我们种树，他们摘桃，而且对我们的市场也有一定冲击。还有，三联为了选题创新，一直要求编辑要为出版物增加附加值，比如编辑拿到稿子，要和作者磋商，如何加工，把书编辑得更好，如果拿到作者已经在其他出版社出过的书，也需要请作者做些调整、增补、修订。总之，要让读者看到三联的版本是有特点的，同一本书，三联也出得与别人不一样。但是在今天，经典级的作者和作品越来越抢手，价码越来越高，三联原有的作者、选题大量流失，“卖方市场”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竞争中稿子都不一定能拿到，编辑们自然很难再给作者提出附加要求。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三联的书混同于一般书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要“求异”会越来越难，而“趋同”的情况会越来越多。这样，守住学术文化高地的问题就显得比较严峻了。对此，三联当然要积极面对，调整自己的竞争策略和手段，以适应形势，适应环境。同时，必须领先一步开发新的作者资源，必须善于发现各个领域的热点作者和重点作者。要想别人未想，抓别人未抓，在选题创新上下更大的功夫。在今后的若干年内，这个问题可能是对三联最大的考验。

    其次，是如何处理“精品”和规模的问题

    三联虽然是个老社，但是从来不是一个大社，历史上虽然积累了一些资源，但是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大社相比，掌握的资源还是相当有限的，所以二十多年来，三联的发展模式是精品路线，就是说，不求大，只求精，在和老社大社竞争中力求以质量取胜。所以在2005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三联每年出版的新书品种在120～150种之间，发货码洋在5000万～7000万之间。这几年因为成本费用增加，客观上需要扩大生产规模，加上集团也有这方面的要求，我们把新书品种提高到了年出版250种左右，发货码洋1.1亿到1.2亿。这对三联来说压力已经非常大了，编辑们的工作量差不多是成倍增加，做书已经开始不像以前那样精细。近来的出版物，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忙中出错的质量问题，在报纸和网络上也已经见到批评文章。当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是在想尽办法从内容到制作都保持原有的质量，但已经感到很吃力。如果将来集团股改上市，出版社被按照股份公司的运作模式要求，销售额要年递增百分之多少，利润又要年递增百分之多少，那么出版社注定会拼命去扩大规模，年出书可能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又成倍、成几倍地增长，到那时原有的精品路线的发展模式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这是我们今天面对上市的一点小小的隐忧。我们至今坚持认为，“做好”应是“做大做强”的前提和条件。如果不能坚持出好书、出精品，保持品牌优势，如果不能继承和发扬自己固有的良好传统，那么想要做大做强，一味强调上规模，可能只会适得其反。

    再次，如何解决守住底线与开拓创新的矛盾

    所谓“守住底线”就是上面讲的有所不为。简单说，就是不为了逐利去做不符合三联出版理念和思路的事。多年以来，这一条给三联赢得很多好评，说这就是文化的坚守。破坏理念的事当然是不能做的，但是形势变了，环境变了，三联也有一个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不能固步自封，孤芳自赏，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对于一个需要维护品牌的出版社来说，光靠有所不为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只能守成，有所为才能开拓进取，才能有所建树。所以还是要更多地从积极的方面考虑选题创新的问题。出什么，不出什么，有时候不是绝对的，底线有时候也需要调整。比如当年三联出版金庸作品集，也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不少人认为出金庸是降格，是突破底线的行为，但是三联出了以后，不仅市场接受了，而且文化界也接受了，普遍认为三联出版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出版学术文化精品图书没有什么矛盾，因为都是一流的好书，只不过是不同类型的好书罢了，所以出版金庸也成了三联选题创新的一部分。后来幾米绘本的出版也是这样，出与不出大家开始有争论，但最终在争论中接受了幾米，使得三联成为国内最早出版绘本一类图书的出版社，取得了很好的双效益。这些历史旧事对我们今天也有启示意义。比如我们今天发展大众读物，可以不可以做生活实用书？这样的书我们过去是不做的。三联过去出很多生活类图书，侧重的是生活中的文化情趣，至于操作性很强、教人做这做那的生活实用书，一般认为没有文化内涵，所以我们为了守住文化底线，从来不碰。但现在我们发现，这一类书也可以做出品位，做出情趣，做出档次，甚至可以做出新的生活理念。这就表明我们的观念与时俱进了。如果按以前的观点来看，出这样的书似乎是突破了原有的底线，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书仍然是在坚守着文化品位的底线。对于三联来说，这意味着一种重要的选题创新。

    （作者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

(本文原载于：《中国出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