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吐鲁番占据着独特的位置，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沉淀。百余年来，在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吐鲁番学逐渐成长为与敦煌学并驾齐驱的国际显学，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做出了显著贡献。日前，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磅推出了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的《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该书由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策划，内容分历史与地理、文书与碑刻、群书与佛典、调查与报告、综述与书评等五大专题，公布大批新材料的同时，结合中古史热门课题，展开宏观与微观的历史探索，全面反映了对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见和对学科发展的前瞻性洞察。近日，百道网专访了该书的责编曾晓红，听她讲述《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的出版缘起、特色亮点，以及所感受到的鲜明的学术观点和深厚的治学感情。

曾晓红

百道网：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丛刊”的系列作品之一。请介绍一下系列作品和这本书的出版缘起。

曾晓红：“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丛刊”是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策划的一套丛书，旨在推出一系列在出土文献和古代文明研究领域的一流学术专著。目前第一批推出了荣新江教授的《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和陈侃理教授主编的《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作为一套开放式丛刊，本系列将持续更新。

吐鲁番古称高昌，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也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等都曾在此流行。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大多数古代文物得以保存，而从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盆地就是考古学者的乐园。俄国的克莱门兹、奥登堡，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大谷探险队，都在这里有重大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区、洋海1号墓及巴达木、木纳尔等地出土了一批珍贵文书。随着新材料的陆续发掘与公布，吐鲁番学与敦煌学一道，成为一门备受关注的学科。

荣新江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在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方面成果卓著。荣新江教授一直致力于“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的比翼齐飞，并三十余年如一日地在吐鲁番学领域耕耘不辍。自2005年开始，荣新江教授为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开始从事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的整理工作，近年更是成果迭出。与敦煌学已成国际显学的地位相比，吐鲁番学可谓方兴未艾。《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是荣新江三十余载吐鲁番学术研究成果首度集结，是他发扬吐鲁番学的身体力行，也正是本书的选题缘起。

百道网：请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和特点。

曾晓红：这本书以文书和典籍的解读出发，广泛涉及文献背后的历史考索、政治研究、社会沿革、经济发展、典籍印制、文献调研、学术评论等诸多方面。其内容分历史与地理、文书与碑刻、群书与佛典、调查与报告、综述与书评等五大专题，公布大批新材料的同时，结合中古史热门课题，展开宏观与微观的历史探索，全面反映了对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见和对学科发展的前瞻性洞察。著者以扎实的文献解读功底，以尊重历史、还原真相之心，力图通过对这些第一手的新史料的解读，尽量给人以真实无误的历史信息，使读者对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背后所反映的古代历史文化能够获得更全面、更立体、更形象、更直观的认识。

与其他同类专著相比，该书有其鲜明的特点：

首先，以文献学的考察为基础。2005年开始，荣新江教授为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成立，其工作立足于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解读，以扎实的文献功底，为学术界提供了最接近文书原貌的文书释文。

其次，对文书进行历史学的考察。全书的研究角度，兼顾宏观构架和微观探隐。在宏观上，着重探寻吐鲁番文书与典籍背后的古代历史文化演进，聚焦吐鲁番学的学科发展及回顾与展望。微观研究则聚焦于胡汉葬俗、公文运转、郡县城镇设置、织物货币、宗教信仰、历史细节等，对历史发展的个性和偶然性加以微观探隐。

再次，行文力求深入浅出、生动平实。本书行文方式生动平实，可读性较强。大凡涉及典制、风俗、宗教、行业、地域诸视界的鲜活案例，皆能信手拈来，寥寥几笔便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让读者仿佛穿越时空隧道，重回历史体验当时人的真实生活。

百道网：这本书的出版从学术上提供了哪些创新和突破的观点和发现？

曾晓红：《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是荣新江教授三十余载吐鲁番学术研究成果的首度集结。本书的创新和突破性成就，我想学界专家更有发言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屹教授将其总结为四点，分别为：

其一，在吐鲁番历史具体问题研究上的贡献。使用包括“且渠安周碑”“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欧美日本散藏的吐鲁番文书等一手史料，具体讨论了北凉政权对吐鲁番佛教信仰的推动、前秦治理吐鲁番时期的户籍制度、高昌王国时期的郡县设置、唐代律令法制在西州地区的推行等吐鲁番历史上重要的问题。这些论题如果没有吐鲁番的碑刻资料、出土文书作为依据，几乎就难有实质性的推进。

其二，对吐鲁番历史文化某些重要方面的整体性呈现。以往“吐鲁番文书”给人印象都是碎纸片、只言片语式的存在。本书各个篇章通过对数以万计的吐鲁番文书残片，做出某些整体性的把握和判断。如吐鲁番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汉文化长期在吐鲁番盆地东部的高昌地区占有优势地位。在吐鲁番接受中原王朝直接管理的时期，其行政体制、文书运作、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无不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直接影响。但这些方面往往难以从传世文献的点滴记载得到全面和深刻地认识。本书以吐鲁番出土的典籍和文书为切入点，不仅揭示出汉文儒释道典籍在吐鲁番地区的流行，而且吐鲁番地区的官私文书，也可认为是中原王朝文书行政体制的产物。这无疑体现了中原汉文化与吐鲁番文化传统之间的深厚关联。

其三，本书使得吐鲁番文书的流散史和访查工作，也成为吐鲁番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者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走访欧美、日本等收藏敦煌吐鲁番文书、文献的各家馆藏。甚至对一些国家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情况，比其本国学者所知更多。举凡国内早期书刊中的雪泥鸿爪，国外公私藏家的点滴线索，都逃不过作者敏锐的学术目光，进而顺藤摸瓜，乃至彻底掌握。本书中所收录的关于吐鲁番文书的调查与报告，有时虽只是短短几千字，但这背后所要付出的巨大艰辛，则是不言而喻。这种走遍世界寻找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学术毅力和坚持，使得作者比其他学者掌握了更多、更全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流散和收藏的信息；从而更有条件在分散各地的吐鲁番文书之间，发现其内在的关联性和统一性。或许可以说，对流散世界各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调查与报告，逐渐成为敦煌吐鲁番学学术史的重要一环，作者荣新江是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

其四，本书还拉近了中国的吐鲁番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距离。因为有时一个或几个残卷的释读和研究，就具有国际学术对话、合作的积极意义。本书还充分体现了作者关于“吐鲁番学”要与“敦煌学”实现“比翼齐飞”的学术愿景。

百道网：这样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作品，专业的审核非常重要。为此，出版社都做了哪些工作？怎样和专家沟通校勘规范等等技术问题？

曾晓红：《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是一部专业性极强的作品，荣老师是该研究领域毋庸置疑的顶尖学者，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其深厚的学术积淀。与荣老师这样的顶级学者沟通，毋宁说是向他学习的过程。

比如其中有一篇关于《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康居士碑）的考释文章。据荣老师考证，此碑原本应当立在吐鲁番高昌古城（喀拉和卓）城中，1912年6月为大谷探险队第三次中亚考察队员吉川小一郎购得，运回日本神户大谷光瑞的别墅六甲山庄。1914年夏，罗振玉在大谷的别墅看到此碑，著录于罗氏《西陲石刻后录》，并做了录文和拓本。据罗氏的记录，此碑运回日本时已经断为十块，一大九小。罗氏录文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此碑唯一的一篇录文，但其拓本多年不知所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此碑图片，就只有1937年《新西域记》刊布吉川小一郎《支那纪行》时所配的一帧图版，对照罗氏录文，只有大石部分。此碑的下落，据《新西域记》卷下附录二《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中央亚细亚发掘品目录》No.65号，记有“经堂碑，石、其它，一，高昌国，破片缀合成一函”，或即此碑。此后著者曾经向负责韩国中央博物馆大谷收集品整理工作的闵炳勋先生咨询，回答说战后已不知所在。该碑文前列有一些佛经目录，后面是写经发愿的文字，功德主是一位康姓的居士，文字用武周新字。荣老师曾在1996年撰文探讨胡人对武周政权之态度时对此碑有所关注。此后在“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研究中，在经眼的成千上万片佛教典籍写本中，他独具只眼地发现了其中一件只有五个字“康家一切经”的写本纸片（编号LM20-1454-11-07），并由此广泛收集到流散在日本、韩国、中国等各收藏单位的此碑一大九小十块拓片，对碑文内容重新进行了详细释录。文章从碑文所列举的佛典目录的残文，复原出康居士写经的基本构成，即大乘经论、圣贤集传、唐朝新译大乘经论，从而可以看到这位康姓入华粟特人以其雄厚的财力为支撑，为了政治和学术的目的，缮写至少858卷之多的写经，由此使得学界对于唐朝高昌私家写经奉佛的情况，有了相当程度的新认识，对于《康居士碑》所列经典的情形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处理这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文献释文时，为完整展现文献的本来面貌，经充分沟通，我们确定了全书简体、重要释录单独出繁体录文并加注释说明的特殊体例。这一体例在“且渠安周碑”等重要文献的释录中得以贯彻，这种细节的技术处理在规范释录的同时又兼有变通，更好地还原了文献的学术价值。

百道网：这本书的市场定位是怎样的？为了达到预期目标，您的团队有哪些计划？

曾晓红：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古代吐鲁番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中西文化在此交汇，留下了丰富的文书文物遗存。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第一手材料，举凡政务运行、经济发展、宗教信仰、边疆治理、社会状况等各种课题，均有可挖掘之新的空间。这些第一手文献的解读与深入挖掘，将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特别是中西交流史、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全新的史料和解读视角，这无疑是一个富矿。作为一部专业的学术专著，《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其研究以“导夫先路”之举，将引领学界将眼光更多地关注到吐鲁番学这片尚未完全开掘的处女地，夯实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基础。

这部专著的面世，也是与专业学者的一次学术对话。为此，我们在专业学术渠道做了比较精细的布局。首先，充分利用官微、学术公号、学者交流群等，对专业学者传播新书书讯，做到广而告之。其次，将约请部分业界专家撰写专业书评，对这部专著的学术性进行充分阐发。再次，将通过榜单、媒体等，进一步强化该著的学术影响力。

百道网：您认为这本书是历史研究作品，还是历史普及读物？您对读者阅读这本书有什么建议？

曾晓红：荣新江教授投身学术，并身体力行将学术研究的复杂逻辑寓于生动有趣的平实文字，其《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将一个学科的诸多方面阐述得异彩纷呈、鲜活可读，可谓一部特色鲜明的力作。

阅读这本书，我想更重要的是通过书中的相关研究，学习荣老师做学问的精神。比如荣新江教授三十年如一日地在吐鲁番学领域耕耘不辍且成果非凡，他将自己吐鲁番学研究的三十余载学术生涯，分为四个阶段，由这四个阶段，我们可以窥见其关于吐鲁番研究的学术追求。

关于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荣老师自序中曾言“有苦也有甜”。他三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地关注相关领域的新成果和新动向，他的足迹走遍德国、日本、英国、美国、中国……在满世界寻找吐鲁番文献的艰辛历程中，他对文献力求做到尽可能多地掌握，几乎做到了竭泽而渔，由此才能对文献背后隐藏的历史钩沉索引，作出尽可能符合历史客观的解读。他对国际吐鲁番学研究成果高度关注，特别是对国际汉学界的相关成果如数家珍，并亲自撰写书评，成为国内外学界沟通的桥梁，这都是功德无量的学者风范。而关于书评的写作，更是着眼于学科研究的前瞻性洞察，往往较著者更进一步，发人所未发，是对相关课题的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为后来者指引了后续研究的旨趣和方向。他对所论述的课题从不发空洞的议论，所有的研究均立足于文献的深厚积累与忠实地解读，并广征博引，由文献而深入背后的整体历史解读，读来恍若穿越时空，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