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在安吉古城遗址与龙山越国贵族墓群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基础上设计建设的浙江六朝古城遗址公园。安吉古城遗址，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的越国城址，也是太湖流域及浙江地区迄今发现同时期规格最高的城址。龙山越国贵族墓群则是浙江地区除绍兴之外另一个越国贵族墓葬的重点分布区域，墓群中包含了越王等级的墓地。2013年，安吉古城遗址被列入浙江首批考古遗址公园。2016年，安吉古城遗址和龙山越国贵族墓群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国家级大遗址，成为全国150处重要大遗址之一。2023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授牌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张士轩，2012年至2022年先后于安吉县博物馆、安吉县文物局从事考古发掘和管理工作。2002年5月起任职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参与或主持安乐遗址、安吉古城遗址、德清慈相寺遗址、吴兴上濠里墓群等2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作为参与者之一，张士轩见证了安吉古城由考古到大遗址再到公园的艰辛历程。为了对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的成长历程进行总结与反思，同时，也为了能够给学界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运营案例，两年前，张士轩开始着手撰写《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研究》，希望通过回顾安吉古城大遗址的发现研究历程、剖析规划建设的背景逻辑、呈现建设运营细节等方式，将与之相关的理论性、实践性认识汇总成册，为大遗址格局下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及运营开拓新的思路。

用十年，从艰辛中开出一朵创新的花

对张士轩这样的考古人来说，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是他们永恒的初心和使命。

2012年7月，张士轩入职安吉县博物馆，第二年，他开始参与安吉古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协助田正标“看方”。也是在这一年前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逐步成为大遗址保护展示的热点话题，西安、洛阳、杭州等大遗址较为丰富的城市，都开始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付诸行动。浙江省以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率先在全省开展省级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工作。首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的遴选，非常重视遗址的考古工作积累和潜力。而基于陈元甫、田正标等在安吉古城区域开展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以及当时正在实施的“安吉古城考古研究”课题项目，安吉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了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随即，安吉县启动了安吉古城遗址保护规划、遗址公园规划的编制工作。

“安吉古城遗址的发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和良渚遗址一样，需要我们不断做工作，不断有新的认识。”张士轩说。

安吉古城平面略成方形，为内外两重结构，内城中分布有多处夯土台基，并以河道围护。城墙外围护城河遗址清晰可辨，包括护城河在内的总占地面积约为50万平方米。根据考古资料推断，安吉古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后沿用至汉晋，曾为越国重镇甚至早期越国都邑，秦故鄣郡、汉故鄣县的治所也设于此城。自2001年以来，安吉古城遗址经历了多次发掘，特别是2012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安吉古城考古研究”课题项目的支持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田正标一直带队在安吉古城及周边做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考古工作者们对安吉古城城墙、城内区域、护城河以及周边附属的窑山遗址、大庄遗址等的文化内涵都有了新见解，同时，也更加意识到遗址保护的艰难。

“大遗址的保护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当时的国情，很难大规模跨越。”早年间，一些考古遗址曾被“关起门来保护”，但这只是极少数，保护效果也并不算好。更多的郊野遗址分布在农田、山林之中，即便想“关起门来保护”，事实上也做不到。于是，考古遗址逐渐走上了主动面向公众开放的道路，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成为保护大遗址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保护需要付出，需要遗址所在地政府与民众共同去平衡。国内的大遗址保护利用事业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一直面临着体制、机制、土地、资金、人力等问题的困扰。即便是已建成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之中，也仅有个别的单位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为了解决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土地问题，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积极对接安吉县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等重大战略工程，完成土地流转。面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资金问题，他们创立了“政府主导、社会投资、专家把关”的模式，借助社会资本，建成了一流的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和遗址博物馆，从而实现了对安吉古城遗址和龙山越国贵族墓群的保护和利用。自2013年挂牌省级考古遗址公园起，张士轩全程见证了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探索实践的十年。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创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模式，或许就是保护文化遗址、促进大遗址可持续发展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新道路。

“三位一体”，效益是保护的坚强后盾

相较于遗址的考古工作，张士轩在撰写《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研究》时，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运营方面。

从安吉古城遗址和龙山越国贵族墓群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到大遗址格局的形成，从考古遗址公园模式的选择到遗址保护规划、遗址公园建设规划的编制实施，从考古遗址的展示、社会资本的参与到遗址保护利用的初见成效，他希望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的成长历程。在他看来，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运营经验对于国内古遗址、古墓葬类大遗址，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以及城市建成区和近郊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而这些大遗址，恰恰是面临城镇化威胁最为强烈，对保护需求最为迫切的大遗址。“从遗址公园的建设条件来看，安吉古城和龙山越国贵族墓群遗址本体的规模、特色和展示条件都远未达到遥遥领先的程度。正因如此，它的普适性才更强。”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创的“政府主导+社会投资+专家把关”的模式，即遗址公园的产权归政府，由政府主导编制大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遗址公园规划等；建设和运营交由浙江绿郡龙山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与此同时，成立了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担任主任、由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6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为遗址公园提供长期专业技术支持，并发挥“文物监督人”的作用，保证遗址公园的建设运营方向的科学性。

在文物部门的监管下，“社会投资”提供资金，建设了遗址公园和包括考古图书馆、研学教室在内的遗址博物馆，以及考古保护中心、龙山驿酒店、农田茶园和研学营房等，并策划一系列以考古遗址为载体、以考古科普和体验为核心内容的考古研学活动，推出丰富的遗址公园的参观体验活动产品，组合成一个可研可学可游的考古研学综合系统。这些让文物“活”起来的运营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走进遗址，感受遗址的文化内涵和考古特色，从而产生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而收益，又能转化为遗址公园的维护和建设运营投入，反哺考古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大遗址保护资金的自给自足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在规划之初，安吉政府就已经考虑到了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可能对周边民众产生的各种影响。为了使其在利益不受损的基础上享受到考古遗址公园的红利，政府不仅妥善解决了居民的居住安置问题，更调整更新了当地农村的产业结构，发展起以安吉古城遗址展示利用为载体的文化教育和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考古遗址公园运营方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通过流转、租用等方式，将村民闲置的旧房等改造成遗址公园配套服务设施，将村民承包的土地以及村集体林地改造成为绿地、农业观光园等，解决了周边农民的就业问题，进一步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农民增收。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后，不但凝聚了安吉人的集体文化认同感，还为他们带来了年均增长70.5%的集体经营性收入。

遗址承载着灿烂的文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虽然以公共性、公益性而著称，但并不意味着运营管理完全由政府承担，它们还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和监督。为了确保运营过程不会对遗址造成破坏或产生其他不良影响，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巡查队伍，并开辟了面向当地村民、参观游客、研学学生等人的多种监督形式和举报渠道，让考古遗址公园置身于无处不在的综合监督环境中。

张士轩说：“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意义在于丰富今人对于古代人类社会的认知，考古遗址是属于全人类的公共资产。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也是中国文物工作者的生动实践。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开放，既能更好地保护和合理利用考古遗址，促进大遗址的可持续发展，还能够发挥旅游集聚效应，带动古城片区的产业升级，造福遗址所在地居民，助力美丽乡村、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产生一系列的社会效益。我认为这才是大遗址格局下，文化遗址保护的最终目标。”

找准定位，把每个游客都变成考古学家

对于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来说，考古遗址是公园的载体，考古发掘研究是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前提。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化发展，将考古发掘成果普遍进行展示成为了考古工作的新课题。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坐落于遗址“原境”，“考古”必然会成为“主线任务”。

游客会在遗址博物馆中完成一次公共考古科普。这里没有传统的“珍宝展”，文物也不是以数量和精美程度取胜，他们将观看到的是全面系统的古城和墓群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是文物背后的详尽的信息和故事。在被潜移默化地带入考古学家的认知视角后，人们完成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沉浸式考古的第一步，也是成为考古学家的第一步。然后，这些“考古学家预备役”走进公园，进入真实的考古场景，学习专业的考古课程，体验真正的考古发掘、文物拓印，甚至还能像古人一样，亲手用泥条盘筑制陶。

“考古的大众化必须要在全民科学素质提高的大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借用全民科普的跑道。而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独特之处就是突出了考古展示的原真性和科学性。”开放至今，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先后建成了全国考古大学堂、考古图书馆、安吉考古研究中心、生态农业观光区、八亩墩考古现场展示区；依托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成果，深度开发再现、活化、衍生系列主题旅游产品，打造了“古越农事日”、“古城绿地图”等多个考古特色突出的参观体验路线和研学旅行路线；开展“我在安吉学考古”等研学活动100余场，举办“长三角露营大会”“古越文化节”等多个活动。今年八月，考古遗址公园特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专家团探究考古成果，用科学的方法揭开王陵级大墓——八亩墩的神秘面纱。同时面向中小学生推出考古研学新课程《手铲释天书》，寓教于学，让孩子们在生动有趣的课程中领略考古世界的魅力。

“考古研学”相关活动是遗址公园系统阐释遗址内涵和价值，提升观众游览体验的重要手段，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围绕“考古·博物·艺术·生活”进行营销，在全国首创了考古专题研学课程，树立了“越国都邑”、“秦汉鄣郡”等特色文化品牌，在最大限度地保护遗址原真性和完成性、更大限度地传递遗址的内涵和价值的同时，发挥了遗址的社会功能，为大遗址保护利用提供了资金来源。2022年9月，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荣获"全国十佳文化遗产旅游案例"，这是对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营成果的最大肯定。

张士轩认为，考古遗址公园是一个极具实践特征的复杂工程。考古遗址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面临着普遍的难题，对于考古和文物工作者来说，跳出遗址看遗址，跳出遗址求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事业不但可以依靠政府投入，也可以寻求社会资本的参与，我们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守正创新，做好'粘合剂'，寻求'公约数'，将当地政府的规划、考古专家的期盼以及社会企业的诉求合而为一，破解遗址保护的资金和土地困境，联合起越来越多的支持力量推动遗址公园在各地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