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重返工作：为什么强劲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开明的政府

    比尔·克林顿在《克林顿·重返工作》中阐述了当今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并提出为什么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恢复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重建金融责任、解决次贷危机，执行一项战略可以使美国“回到通往未来的正道上”。克林顿详细阐释了自己对以上问题的看法。他解释了美国为什么会陷入今天的危机，并且就如何让人民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增加银行信贷和企业投资、使出口额翻番、重建美国制造业基础、开拓新行业等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他表示支持奥巴马总统对绿色环保技术的重视，认为改变我们生产和消费能源的方式是一项国家战略，这一战略最有可能催生快速增长的经济，并提高国家安全水平。
    此外，克林顿还着重强调了私营部门与明智政府之间要通力合作，共同使美国恢复繁荣与进步。他以史为鉴，论述了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到政府头上，那么我们就无法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能实现共同繁荣富裕。
    克林顿在书中写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反政府战略可以使美国在21世纪取得成功。反政府战略的理论基础在于‘个人要为自己负责’的理念，而不是‘同舟共济，携手并进’的理念。”他认为，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冲突在政治层面上是件好事，但却造成了不良的政策，使我们经济乏力、就业岗位不足、收入差距加大、贫困加剧、有力的竞争地位受到削弱。在现实世界中，合作比对抗要好得多，“美国人民需要在实际生活中赢得不断的胜利”。

    比尔·克林顿，美国第42任总统。在克林顿的执政下，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发展，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克林顿建设社区、创造机遇以及要求责任感的核心价值观促进美国实现了空前的进步，从空前的赤字转变为空前的盈余，创造了2200多万个工作岗位，超过其他历届总统，失业率、贫困以及犯罪率创下新低。

    离开白宫之后，克林顿建立了克林顿基金会，旨在帮助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存度提高带来的挑战。他还创立了克林顿全球倡议组织，汇集全球领导人，为解决世界上最迫切的问题而共同制定、实施创新性的方案，他曾是联合国海啸救灾特使，现在是联合国海地问题特使。

前言
第一部分 我们在哪里
第一章
我们过去30 年里的反政府情结
第二章
2010 年中期选举及其在反政府政治史上的位置
第三章
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
第四章
债务问题如何解决
第五章
对比一下我们过去和今天的竞争对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第二部分 我们能做什么
第六章
未来我们如何重振希望
后记 抉择时刻
致谢

第一章
　　我们过去30年里的反政府情结
　　2010年的中期选举之后，我之所以决定写这本书，并非因为我所在的民主党失利，而是有感于此次选举的内容。经济状况不良，我们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演变为全面的大萧条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很多人的生活依然没有得到改善。所有这些因素都必然导致人们的愤怒情绪和焦虑情绪在中期选举日这天达到高潮。这对于执政党而言是不利的消息。
　　令我不安的是，虽然有那么多的人遭到经济衰退的打击，虽然有那么多的挑战需要应对，但是整个中期选举却没有提供什么机会让人们深入讨论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总统和国会在前两年里的是非成败、两党在2011年和2012年打算做些什么以及当前这种状况可能引发的短期后果和长期后果。我们如何才能在国内恢复“美国梦”，并使其维持下去呢？在21世纪，世界的竞争性、复杂性、莫测性、分裂性日趋显著，我们如何才能确保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领导地位呢？对于这些更为重要的问题，中期选举期间都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讨论。
　　相反，选举期间充斥着华而不实的高谈阔论，充斥着虽然猛烈却往往不实的攻讦。这些非但不会有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导致前景更加渺茫。共和党人似乎在说，之所以会发生金融危机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之所以美国经济在触底了近18个月之后依然没有完全复苏，就是因为政府课税过重、开支过大以及在经济事务中插手太多，如果能够清除政府管制这一毒瘤对我们的生活和收入的影响，一切问题将会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攻击总统和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的人把他们描绘成了大政府中的自由主义分子，并认为是他们把美国带到了毁灭边缘，而且认为如果再给他们两年的时间，他们将会把我们推向无底的深渊。
　　事实证明，这些攻讦在选举中十分奏效，但是我认为这些攻击都是无稽之谈。首先，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是银行的负债水平过高，风险投资过多，尤其是次级贷款、证券以及证券衍生品。比如，贝尔斯登公司破产之际的杠杆率是1∶35。传统上，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杠杆率一般是1∶10或1∶12左右，而投资业务的杠杆率更高。换言之，在杠杆率这个问题上，政府没有进行充分的监管和限制。
　　其次，这次经济衰退之所以没有演变为全面萧条，就是因为政府采取的举措挽救了金融体系，使其免于崩溃。为了防止金融崩溃，美联储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总额接近1.2万亿美元，包括购买有价证券和抵押贷款。经常受到批判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最初获批的资金为7000亿美元，而实际支出规模勉强多于4000亿美元。在已经支出的那部分资金中，除了1040亿美元没有收回，大部分都已经收回。2011年7月8日，阿伦？斯隆（AllanSloan）和多丽丝？伯克（DorisBurke）在《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估计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最终成本只有190亿美元，并援引《财富》杂志上的一篇分析得出结论说，美联储从救助方案中获得的投资收入将会为纳税人带来400亿~1000亿美元的净利润。
　　最后，大多数经济研究表明，政府如果没有采取经济刺激方案，没有拯救并重组汽车行业，那么美国的失业率将会比实际情况高出1.5~2个百分点。诚然，经济刺激方案并没有促使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平。毕竟，你不可能用8000亿美元就能填补几万亿美元的大窟窿。出台经济刺激方案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出现大崩溃，并推动经济开始恢复。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近8年时间里，美国有很多家庭的收入增幅很小或者根本没有增加。对于这些家庭，政府为其提供了减税优惠，每个家庭减少了800美元，而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拿出超过1/3的资金为这些家庭减税。很多人都需要这笔钱来购买生活必需品。这部分资金中大约有30%都拨给了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以防止更多的教师、医护人员、警察等遭到解聘。这些资助措施肯定非常有效，因为资助终结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资名单上的人数减少了50多万。
　　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中，只有1/3的资金投向了能够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这些项目既包括修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还包括给新能源企业提供贷款和资助，鼓励它们制造更多与新能源相关的产品以及发展节能技术。比如，从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到2010年的中期选举日，美国的新型电池制造企业增加了30个，有的已经建成，有的正在建设中。这些新型电池能够为混合动力汽车和全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结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在世界新型电池市场上的份额从2%上升到20%。如果当前的刺激措施能够维持下去，我们就有能力在2014年之前斩获40%的市场份额。
　　换言之，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银行体系在后备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大肆进行风险贷款，而政府监管缺失，几乎没有对此加以约束。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演变为经济萧条，就是得益于政府及时为摇摇欲坠的银行体系大量输血，这才使其免于崩溃。经济衰退的影响之所以能够得到抑制，就是因为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拿出了一部分资金为低收入家庭减轻了税负，保留了大批公共部门的就业岗位，通过兴建基础设施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同时通过鼓励私营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增加就业。
　　对于共和党成功地攻击政府，我之所以惊讶不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之前8年里的所作所为。他们一方面实行减税措施，另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开支，开支增幅几乎是我执政那8年的2倍。他们没有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但是连续4年保持平衡的财政预算和财政盈余却葬送在了他们手里，国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翻了一番。当然，他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提高债务上限，以期继续依靠大幅借贷来维持大手大脚花钱的做法。对于这种做法，我向来是坚决反对。
　　2007年民主党人在国会中重新获得多数席位之时，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次贷危机渐趋恶化，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奥巴马宣誓就职之时，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一年有余，而且爆发于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为“大萧条”以来之最，从而推高了年度财政赤字以及国债总额。有鉴于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刹住这个趋势。于是，之前反对政府调控的运动立即改弦更张。共和党大手大脚了8年之后，居然反对新任总统和国会出资缓解经济衰退，而且针对由此引起的债务激增，共和党予以猛烈抨击。实际上，债务激增的根源要追溯到共和党当年的政策以及金融危机。
　　然而，共和党居然不费吹灰之力说服了大批美国民众同他们一道抨击民主党政府，其中甚至还有一些依靠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度日的人，这个现象着实有趣。某次，一市政厅就医改方案召开会议，一位选民高喊不愿让政府搞砸他的医疗保险，一位议员神情惊愕不已。这一情景正好被摄像机拍了个正着。在以农业经济为支柱的阿肯色州，农民一直呼吁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竟然投票反对首个当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的阿肯色州人布兰克？林肯（BlancheLincoln），理由是她支持“强化政府角色”。据我所知，她在支持“大政府”的过程中所做的主要贡献仅仅局限于以下几点：提出大幅增强面向贫困儿童，同时也有利于农民的营养援助力度；通过金融改革法案的修正案，要求华尔街的交易商出售的金融衍生品公开透明，而且偿付能力强，正如农民为了防范收成不佳或者农产品价格偏低而购买农业衍生品一样；坚持要求联邦政府出台措施遏制有失公允的贸易管理，从而保留了1000多个工厂的工作机会。此外，她还投票赞成医改法案。中期选举结束后进行的分析认为，这个医改方案导致民主党在倾向于共和党的选区内丧失了6%的选票。我认为，布兰克？林肯投票赞成医改法案是正确的，尤其是对于阿肯色州而言，因为该州很多小型企业没有参保，而且很多工薪家庭无力承担医保费用。而现在，医改法案将能够使这些企业和家庭有能力承担医保费用。但在选举日这种环境下，为医保法案投赞成票似乎是在赞成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
　　2011年，我们的经济恢复可谓是步履维艰。而此时，围绕着年度财政赤字的削减方式以及削减幅度问题，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和白宫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共和党表示，他们坚决不会容忍增税，即便是向那些在过去10年中几乎攫取所有经济成就的高收入人群增税也不行，此外，这些高收入人群还享受了多重减税优待。（在过去10年中，10%的最富有者攫取了90%的新增收入，1%的最富有者攫取了超过60%的新增收入，收入超过900万美元者攫取了超过20%的新增收入。）共和党之所以反对经济刺激方案，就是因为因减税而受益的人中95%都是底层民众。数月以来，共和党威胁说要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因为只有提高债务上限之后，政府才能继续借款来偿还历史债务，因此，共和党此举将进一步妨碍经济复苏。如果我们出现债务违约问题，政府的信用评级就会下调。这样一来，无论是通过信用卡购物，还是小型企业融资，无论是房贷，还是车贷、教育贷款，美国人需要支付的利息将会全面上调。政府每年为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高涨，从而进一步加剧财政赤字。
　　2010年中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在国会中依然占据多数席位，但是奥巴马总统和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却没有以此为契机在11月和12月提高联邦债务上限，个中缘由尚不明朗。此外，由于总统有责任竭尽全力防止债务违约，因此，2011年8月，众议院议长、参议院的两党领袖以及白宫关于提高债务上限进行的讨论异常激烈。根据最后达成的协议，美国将在未来10年内减少2.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根据一个由12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的提议，国会要求美国政府在今后10年内减少1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并在2012年年初通过协议，要求另外再减少1.5万亿美元。这个委员会由6名参议员和6名众议员组成，平均分布在民主、共和两党。民主党获得了一些让步。在第一轮削减财政支出时，医疗保险计划、医疗救助计划、社会保障计划以及佩尔奖学金没有受到影响。这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在第一年，即2012年，只需要削减210亿美元，这是因为经济依然疲软。
　　两党关于提高债务上限以及削减财政赤字进行的角逐，以极其生动的例子充分印证了马克？吐温的一个论断：人们永远不应该观察两样东西的出炉过程，即香肠和法律。在外界看来，美国似乎虚弱不堪，而且迷茫彷徨，似乎美国被众议院里一小撮反对加强政府管理的狂热分子把持着，而民主党却无力利用他们在参议员中的优势地位通过一项更加庞大、更加平衡的财政支出削减方案和减税方案，因为他们没有抓住有利时机提高债务上限，而共和党内一撮人却能为了满足一党之私敢冒债务违约的风险。更有甚者，茶党一位颇有政治前途的众议员米歇尔？巴克曼（MicheleBachmann）还热情洋溢地鼓吹“债务违约”，将其说成是表达“严厉的爱”的必然选择。
　　上述协议宣布后不久，标准普尔评级公司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降低了美国政府的长期信用评级。标准普尔的这一决定顿时遭到广泛非议，因为没有人会怀疑美国的还债能力，毕竟美国的总资产价值接近60万亿美元。一些积极的评论人士也炮轰了标准普尔这一决定，认为这个决定是虚伪的，因为对于一些风险远远高于美国长期国库券的次级按揭抵押证券，标准普尔以及其他信用评级机构向来都是给予较高的评级。证券业是信用评级机构的“财神爷”，因此，有人怀疑标准普尔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是不是根源于此。还有人表示，标准普尔错误地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的协议不足以“稳定政府的中期债务上涨趋势”，因为该机构将债务规模夸大了2万亿美元。
　　标准普尔明确表示，真正令其恼火的地方包括以下几点：华盛顿的两党之间政治纷争不断；经济复苏步伐缓慢；今后几年，几个富裕国家的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将会下降，而唯独美国不会，主要是因为美国无法有效控制医保成本。最重要的一点是，标准普尔认为美国的政治已经无法正常运作。标准普尔的评估听起来与马克？吐温将制定法律比做制造香肠颇为相似，只是极尽夸张却没有了幽默。
　　过去几个月里，我这本书写写停停，如此反复多次，因为政治已经不再是我工作生涯的核心，而且我也不愿在政党政治的天平上给民主党增加砝码。但是最后我下定决心要重新拾起笔杆子，就是因为我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必须清楚地了解一些基本的经济知识以及当前正在讨论的政策提议，这一点很重要。比如，虽然我强烈赞成在今后多年里逐步促使我们的财政预算恢复平衡，但是如果我们在经济依然疲软的时候大幅削减开支或者提高税收，那么将会放缓经济恢复的步伐。今天的情形与1993年还不一样。当年，我的“减赤”计划引起利率大幅下降以及私人投资大幅提升。但是今天的利率已经几乎为零。因此，短期而言，大幅削减财政开支可能会增加年度财政赤字，因为税收的下降幅度可能会高于政府支出下降幅度。今天的问题是市场对于新商品、服务以及劳动的需求不足，而久拖未决的次贷危机又加重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本身都已经十分艰巨了，而华盛顿剑拔弩张、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氛围又雪上加霜。我现在几乎搞不懂这种政治氛围了，因为我现在全力从事关于克林顿基金会、克林顿全球倡议组织以及海地的工作，而这些工作都远离了华盛顿的政治斗争。给予我们支持的有民主党、共和党、独立人士以及世界各地的热心公民。我们没有揪住分歧不放，而是携手创建一个机遇共享、责任共担的世界。我们没有只说不做，而是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我们共同的挑战，并注重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就知道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我们抓住一切机遇，同政府部门和私有部门进行合作，以期用更加高效、更加迅速、更加经济的方式完成工作。
　　目前，我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们挽救了400多万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提高了拉丁美洲农民和非洲农民的收入，在世界各地推广既有利于促进发展又有利于遏制气候变暖的策略，在美国校园里将儿童通过饮料摄入的热量减少了88%，从而有效应对了儿童肥胖问题，在美国阿肯色州大学克林顿公共服务学院颁发了美国首个公共服务硕士学位（而不是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建立克林顿全球倡议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捐助者网络，他们的捐助已经惠及了170个国家的3亿人。
　　海啸袭击南亚之后以及卡特琳娜飓风袭击美国之后，我很荣幸地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一道共同投入当地的重建工作，海地发生大地震后，我还荣幸地同乔治？沃克？布什一道协助该国恢复经济，并促进经济多元化。海啸发生之后，我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代表，前往灾区协助重建，2008年以来我在海地的身份也是联合国秘书长代表。现在，我还同海地总理、海地社会各界代表、各捐助方代表共同努力，确保重大项目的透明，同时建立问责体制。
　　我先后担任过12年的阿肯色州州长与8年的美国总统，在美国与世界各地从事的工作使我清楚地认识到21世纪的世界发展趋势，认识到美国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趋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认识到在应对目前华盛顿两党之争带来的挑战过程中的重重障碍。
　　当前这个历史阶段，国际依存度空前加强。人们越来越容易受到他国事件连带效应的影响，而跨境交流的正面与负面因素不断增多。正面的跨境交流包括旅行者、移民、资金、商品、服务、信息、通信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而负面的跨境交流包括疾病传播、毒品贩卖、武器走私、恐怖分子越境、国际恐怖行为以及跨国暴力犯罪等。
　　较之于以前，现代世界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比如科学不断进步，技术屡屡创新，瞬间实现信息共享，社会多元化加强，手机与互联网增强了各地人们的力量。但众所周知，各地的人们还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基本上可以归为三类。其一，极不平衡。当今世界在收入分配以及就业、卫生、教育等资源的分配方面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特点。其二，极不稳定。金融危机、经济波动以及社会动荡迅速蔓延，恐怖主义成为国际公敌且日益猖獗。其三，不可持续。我们制造、利用能源的方式以及自然能源的消耗引发了气候变暖以及其他环境问题，因此当今世界的增长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无论否认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的人说什么，确凿的证据都表明了这一点，而且如果人们不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迅速而重大的调整，那么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在我们的身边处处都呈现出了这方面的迹象。比如气温升高（记录显示，10个最热的年份中，有9个都出现在过去30年间），冰盖融化，海平面升高，干旱、山火、洪灾以及暴雨越来越多。我的家乡阿肯色州北接密苏里州乔普林，是龙卷风的必经之地，乔普林最近遭到了一场破坏力极强的龙卷风的袭击。然而，2010年和2011年，纽约市皇后区以及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一些不知名的地区也遭到了龙卷风的袭击。
　　虽然这些问题影响着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但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是非常不同的。贫穷国家必须建立起富裕国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体系，比如经济体系、金融体系、教育体系、医疗体系、能源体系、环保体系以及政府服务体系等。只有建立起这些体系，才有可能实现繁荣和安全，才能使勤奋工作、诚信经营的人们获得预期的回报。目前，海地正在努力建立这样的体系。一旦贫穷国家建立起这样的体系，那么公民收入就会大幅提高。越南、卢旺达等发展中国家在过去15年里的实践无不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富裕国家早在谋求繁荣的道路上就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体系。因此，富裕国家的困难就是在时间和环境不断改变的情况下，保持这些体系的良好运行状态，并不断加以改进，因为掌控这些体系的人以及既得利益者必定会反对变革。他们更加愿意维持既得地位，而完全无视当初建立这些体系的初衷；他们更加愿意保持或强化自己目前的优势，而不愿意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更加光明的未来。如果观察一下华盛顿云谲波诡的政治斗争，你就不难发现这些力量的身影，因为从实力角度来看，竭力维持现状的游说集团远远强过主张变革的游说集团。
　　由于当今世界的基本组织单位依然是国家，那么未来世界何去何从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目前各国领导人决定的、各国公民支持的决策。对于贫穷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必须建立一些体系，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使得本国公民的孩子们都有学上。对于富裕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让那些一度运作良好，但已经进入死胡同的体系重新发挥作用，这样才能使本国公民在日益复杂、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下不断发展。
　　这就是美国必须要做的，我们必须在未来恢复元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我们的政治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和令人不满的地方，但是政治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过去30年，我们将所有的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已经忘却了共同繁荣、平衡增长、金融责任以及投资未来等美好愿景。因此，我们目前遇到了麻烦。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7年零8个月间，我们的经济体新创造的工作岗位仅有250万个。后来出现了通货膨胀，家庭收入中位数比我离任时降低了2000美元。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贫困现象加剧，因无力承担房贷而被没收房产的房主数量急剧攀升。房地产开发、消费者支出与金融几乎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全部动力，而这三大动力赖以维系的基础无不是信贷条件宽松与杠杆率高涨。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逐年递减。普通公民的收入水平偏低，而生活成本却在不断高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成本的涨幅是通货膨胀率的3倍之多。因此，为了维持现有的消费方式，他们的信用卡都刷爆了。
　　从2001年开始，以小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政府上台之后，大刀阔斧地实行减税措施，同时大幅提高政府支出，结果导致财政预算严重失衡。20世纪90年代，国债占国家收入的比重已经从49%降低到33%，而这一比重后来却大幅反弹，在2010年飙升到了62%。20世纪90年代，消费者的债务与平均收入的比重为84%，而到了2007年，却飙升到了127%。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居民储蓄有所增加，一些债务得以清偿，但债务收入比依然维持在112%的高位。
　　美国以这种方式迈入21世纪实非我之所愿。我任总统期间，尽心竭力地使美国做好全面准备迎接新世纪。我着力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减少贫困；着力改善空气、食品以及水的质量，并保护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着力维持我们在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大力改善高等教育，提高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着力使美国认识到气候变暖的危害以及阻止气候变暖的益处；着力遏制核武器、化学武器以及生物武器的扩散与交易，打击恐怖分子，预防安全隐患，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改善美国安全形势。
　　我们在落实这些工作的同时，成功地将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保持在20%以下，将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保持在19%以下。我离任之际，美国完全有能力再利用12~15年成为一个没有债务的国家，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纷纷退休带来的问题，完全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投资，使美国梦在21世纪继续熠熠生辉。
　　我也并非在每件事情上都是成功的，在尝试过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总体来看，美国在21世纪前夕的情况比我任总统之前好了很多。我想，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大好局面，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找对了出发点，提出了一些正确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国家与世界，我们如何才能调动积极因素以及遏制消极因素？如何摆正政府的角色？美国应该对私营部门做出什么期待以及如何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如何推动自立国以来就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社团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我们在重申共同人性与共同价值观重要作用的同时，如何才能支持、培育并利用社会多元化呢？
　　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及2010年的总统竞选期间，我们的政治争论一直都没有回答过这些问题。相反，从里根在1980年参加总统竞选开始，我们的领导人就一直告诉我们美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在于沉重的税负，在于官僚机构过于庞大，在于政府调控的代价太高、干预范围太大。而且，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政府管理少一些，那么自由的人们就能自然而然地解决所有问题。
　　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关于这方面，美国不乏激烈的争论。想当年，英国殖民当局大肆压榨北美人民，毫无责任可言，以致民怨沸腾。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这个国家应运而生。自那时起，人们往往存在这样一种思维：希望政府管理不必太多，但要足够多。如何区分“足够多”与“太多”，一直是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传统分界线。而1980年的争论却出现了改变。当时，里根总统在其首任就职演说中指出：“问题就在于政府。”如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何弱化政府的作用呢？”如果你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也许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提的问题都是错误的，那就永远无法得到正确答案。
　　我认为，如果我们要为所有美国人保留“美国梦”，如果我们要继续担当促进世界自由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中坚力量，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有一个强大而高效的私营部门与一个强大而高效的政府。只有依靠双方通力合作，我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才能增加就业，提高收入，促进出口，并实现更大程度的能源独立。纵观世界各国，最为成功的国家无不是二者兼具。较之于美国，这些国家失业率较低，收入差距较小，而且在过去10年的高校毕业率较高。虽然私营部门与政府部门难免有时意见相左，但双方能够为了共同愿景而戮力同心。在其他国家，保守派和自由派也曾经就税法、能源政策、银行调控政策以及政府究竟调控到什么程度才算健康、适度的调控等问题进行过争论，但他们之间的争论没有那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注重事实证据和过往经验。他们更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有效。
　　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唯有如此，未来才有可能恢复元气。在现代世界中，很少有人有时间和机会去分析影响我们生活的强大力量，新闻、资讯和娱乐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意识形态的冲突也许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也许能够为晚间新闻、脱口秀节目以及专栏作家提供些素材，但这些冲突无益于我们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长期以来，反对政府管理的情结非常成功地体现了民主政治的特色，但是由此引发的政策失误却导致经济委靡不振，贫富分化加剧，工作岗位奇缺，收入增长停滞；导致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制造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当那些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纷纷退休时，这个负担可能将我们的经济彻底压垮。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一些国家以及美国的一些州、一些城市却积极致力于推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为经济发展创造机遇，信心十足、昂首阔步地迈向未来。
　　我并不是说民主党总是正确的，也不是说共和党总是错误的，而是说如果将所有问题归咎到政府身上，进而陷入反对政府、反对税法、反对调控的死胡同，那么我们就会自缚手脚，就无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必要的变革。如果我们囿于反对政府的那套理论，难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无法看到其意识形态之争外面的诸多机遇，从而妨碍我们促进有关方面深化合作，无法让更多人、更多地方享受经济机遇，无法提高我们带领世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能力。
　　为了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重新发动创造就业的引擎，并应对长期债务问题，我们必须摆脱反政府思想的“迷魂阵”，并重视政府在实现美国新生的过程中应有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