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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8月26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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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书摘】陈丕显一开始就问与会者:“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胡风的材料,大家看了没有?”会场里一片沉默。陈丕显见没有多大反应,就接着说:“看了的同志请举手。”
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全市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上,陈丕显传达了中央关于胡风问题的指示
1955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福州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大礼堂去开一个很重要的大会。
我急急忙忙跑到开会地点,一看整个大厅里早已坐满了人,经打听,是上海市委在此召开全市的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最近的重要指示。
会议由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主持并讲话。
陈丕显一开始就问与会者:“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胡风的材料,大家看了没有?”
会场里一片沉默。
陈丕显见没有多大反应,就接着说:“看了的同志请举手。”
我朝大厅里看了一下,举手的仅仅只有十几个人。
陈丕显看了后批评说:“怎么只有这么十几个同志看了呢?看来大家的政治嗅觉还不太灵哟,没有政治斗争的眼光,看不到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为打下了江山,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同志们,你们的思想也太麻痹了呀!……”
接着,陈丕显传达了中央的有关精神,要求全体干部认真学习《人民日报》公布的有关胡风的材料。上海是胡风长期活动的地方,是胡风的重要“据点”,隐藏着不少的“胡风分子”,大家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深入揭发“胡风分子”的反党反人民罪行……
建国初期,我曾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政权建设科任科长,负责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1953年撤销华东军政委员会之后,调入上海市公安局经保二处任副处长兼政治协理员(党支部书记),负责全市工业企业等经济建设的保卫工作。在此之前,曾抓获过美蒋从香港派回上海,通过其亲戚打入印币厂,窃取和盗窃准备在全国上市流通的新版伍元人民币样币的特务。
听了陈丕显的报告后,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在此之前自己也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那些报上公布的材料,认为那都是文艺界的事情,是文艺界出现了不同文艺观点的争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胡风在文艺界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
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人们的心情还沉浸在当家作主后的兴奋之中,没想竟出了这么一个“反党集团”,既感到突然,又有些不可理解,公安机关内部在私下里也有许多议论。
议论之一是,阶级斗争真是太复杂了,人民江山,人民保卫,你胡风几个“反党反人民分子”有什么用,要立刻抓起来,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议论之二是,几个读书人,翻不了大浪,由他们闹去。开几次会,让群众去批判就行了,用不着浪费人力物力,在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这些材料。
议论之三是,写了几封信,就被定成了“反党分子”,又没有任何行动,这样是不是太重了。
议论之四是,每一封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从中选出一节来,各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样是不是准确,会不会出错……
开始时人们还私下里议论,但几天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就不敢再议论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不久,公安局领导突然通知我,立刻移交手中的工作,接手另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本书口述者王文正先生(右)接受作家沈国凡的采访
马敬铮告诉我:经组织决定,调你到“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公安预审员
记得那是一个早晨,我刚走进公安局的大门,就被分管经济保卫工作的副局长马敬铮叫住。
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说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我谈一谈。
他很客气地让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接着就告诉我,经组织决定,调我到新成立的“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公安预审员,负责对被捕“胡风分子”的审讯工作。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感到很吃惊,因为随着全国各地“胡风分子”的不断被揭露,被逮捕,“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情,中央对此也抓得特别紧,自己一直都是从事经济保卫工作的,对于文艺界了解甚少,让我来参加这样一件大案的预审工作,与“胡风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责任重大,自己担心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这里,我还得先讲一讲那一段特殊历史背景,否则如今的年轻人无法弄清来龙去脉。
1955年3月,北京。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市代表团副团长潘汉年──这位曾被称为“红色特工”的神秘人物,此时已担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常务副市长。在会议休会的时间,应朋友夏衍、董青、吴祖光之邀,在东单一家小餐馆吃完饭后回到住地,刚刚躺下,桌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潘汉年拿起话筒。电话里说道:“喂,潘汉年吗?楼下大厅有人相候,请你赶快下来一下!”
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有人来找,不是老熟人就是老朋友,不然就是中央有什么急事。潘汉年连皮鞋都未来得及换,穿着一双拖鞋急匆匆地走下楼去。
大厅里,公安部长罗瑞卿与几位便衣站在那里。
罗瑞卿神色严肃地说:“根据中共中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现在审查你的问题。”
便衣们立刻给潘汉年戴上了铮亮的手铐。
极富传奇色彩的潘汉年,从此也就极富传奇色彩地失踪了。
潘汉年的夫人董慧,此时只有37岁。丈夫的突然失踪犹如五雷轰顶,震惊之余,这位当年曾陪同潘汉年从事白区秘密工作的“大小姐”,开始四处为潘汉年的事情奔波。不久,她因“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而被捕。
在潘汉年被捕前的1954年12月,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扬帆在上海被捕,关押几天后,被送往北京,与后来被捕的潘汉年一同关押。
这就是建国初期曾引起轰动的“潘扬案件”。
这个莫名的“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与胡风案件一同获得了平反,但潘汉年、董慧、扬帆等屈死的冤魂却不能再生。
参加党代会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从北京回沪后,很快就从公安机关抽调一些干部,成立了“潘、扬专案组”,在全市范围逮捕了不少“相关”的人。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
于是,中共上海市委在成立“潘、扬专案组”的同时,迅速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彭柏山被作为“胡风分子”逮捕后,从中央宣传部派石西民来担任此职)等人组成的“胡风专案领导小组”,以后又在此基础上扩大成立“肃反”委员会,全面领导包括肃清胡风集团在内的“肃反”运动。
我就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下从公安局抽调到“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
马敬铮见我不再说话,就接着说:“‘胡风反党集团’案是当前全国的一件大案要案,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公安部指示,上海是胡风多年活动的地方,是胡风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必须在公安部的具体指导下,迅速完成胡风分子的清查任务,主要是查清他们集团中的相关人员及其政治历史问题。”
我问:“这审讯员主要工作是什么?”
马敬铮说:“审讯案犯,负责外调,实事求是查清他们的问题。你去后可以先阅读一些文件,熟悉一下情况,了解当前全国各地清查胡风分子的动态。然后着手工作。你的首要任务是专门审讯主要的‘胡风分子’……”
马敬铮的话还未讲完,我就急着说:“不行不行,你知道我在1953年以前,主要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任政权建设科科长,搞的是各级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对于审讯犯人从来都没有做过,也不懂。”
马敬铮坚持要我到“胡风专案”去工作,他说:“成立‘潘、扬’、‘胡风’两个专案,抽调了不少干部,这是当前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对此都十分重视,我们这些都是从部队上下来的,当年打江山我们付出了鲜血,今天我们难道能让反党反人民分子将人民的江山夺走吗?我们公安干部,就是要保卫人民的政权,要到最艰苦困难的岗位上去工作才对,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
马副局长将这项工作已经讲到了这个程度,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只好服从命令。
苏平对我说:你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审讯“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
“胡风专案”办公室开始设在湖南路一座花园洋房里办公,这里是一个独立的小院,里面有一块绿地,种有树木花草,还有假山,景物极具江南特色,环境不错。看得出来,这是解放前一户有钱人家的私家小院。上海刚解放时,这里曾是陈毅市长的住宅。
可是,被捕的“胡风分子”却关在建国中路二十六号,两地有着一定的路程。
由于不断的审讯,“胡风专案”的人员来往于这里到建国中路之间,很不方便,于是决定将“胡风专案”办公室搬到建国中路二十六号。
新搬的地点在原法国租界内,当时是法国警察的巡捕房,里面有一座三层楼的大楼,东西两旁各一座小楼,底楼下面是水牢。解放后,这里的水牢被取消,变成一般的普通监室。院中两旁的小楼有围墙,墙高三米。两旁的大门没有牌子,但大楼一层有专人管理和看守,这里的一切对外都是保密的。
1950年春天,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这里是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办公的地方。1951年,公安部搬到建国西路办公,这里又成了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家属的宿舍。1955年,由于“潘扬”、“胡风”两案前后发生,这两个案件的有关人员,除一部分关在南市第一看守所之外,其中大部分被关押在此。
“胡风专案”办公室搬来后,一楼的东部就变成了关押“胡风分子”的监房。我经常去提审有关人员,发现里面光线较暗,张中晓、耿庸等“胡风分子”都被关在这里。西部是厨房和食堂,还有几间工作人员休息的屋子。
二楼是对于“案犯”的审讯室,供“潘扬”、“胡风”两案审讯专用。
三楼是“胡风专案”和“潘、扬专案组”的办公室。
大院的中间有一片空地,用竹篱笆与外面隔了起来,供案犯们平时放风,星期天在这里洗衣服、晒衣服,从楼上可以直接观察到这里的一切动静。
由于大门上没有挂牌子,而两边小楼里进出的都是住这里的公安干部和家属,因此外面很少知道这里是关押“潘扬”、“胡风”两案犯人的地方。
严格的保密使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地方,成了鲜为人知的监狱。
5月16日,我正式来到“胡风专案”办公室报到。接待我的是公安局文保处处长兼办公室负责人苏平。
由于都在公安局工作,同为处级干部,经常一起开会,彼此很熟悉。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了一下情况,就同我一起开始研究具体审讯方案。他对我说:“你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审讯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有时也参与和协助对别的案犯的审讯,同时了解整个案子和其他案犯的情况。”
我听后大吃一惊:“张中晓?是那个给胡风写信,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张中晓吗?”
苏平点点头说:“是的,他已被逮捕了。”
6月,办公室换了一些人员,主要负责人来自国家公安部,是公安部三局一位处长,名叫宋若侠。他除了负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对于“胡风分子”——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的审讯。
“胡风专案”办公室还有两位负责人:一个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处长,名叫杨学敏,是女同志,主要负责办公室的一些文秘和政治方面的工作;另一个叫方治华,原是中央公安学院的一位处长,主要分管审讯工作。
参加“胡风专案”的审讯人员一共五十多人,大多数是从公安局抽调来的处、科级干部,也有市委机关抽调来的;担任审讯记录员的大多是从市公安局文保处抽调来的工作人员。
我是“胡风专案”的主要审讯员之一。
对于办案人员,上级一再强调必须注意保密工作,不准向外面透露这里的一切情况,更不准谈论有关案子的审讯、调查中的细节,否则将给以组织处分。
开始抓审讯工作的是马敬铮副局长和文保处处长苏平。
此时,兼任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的许建国和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也经常前来过问这两个案子。
上海“胡风分子”的拘捕令,大都是由陈丕显和许建国签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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