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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6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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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专稿】我社想承续“百花小开本散文”的清新淡雅的装帧风格,浓郁悠扬的人文精神、文化情怀,继续将此类散文作品延续下去。恰在此时,陈子善先生也有出一本类似小书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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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作者:李欧梵
出版时间:2014年08月
百花文艺出版社向来有整理出版散文的优良传统,并已成为国内散文的出版重地。尤其是“百花小开本散文”的出版,更是引一代之风潮。自从1962年起我社出版了第一部小32开散文集以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为止,相继出版了百余种,几乎囊括了当代中国文坛所有著名作家的散文精华,开一代风气,引发了出版界的“小开本”出版热潮。这批散文集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推动和影响了全国的散文创作,在全国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季羡林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说:“新时期散文的振兴,百花功不可没。”
鉴于此,我社想承续“百花小开本散文”的清新淡雅的装帧风格,浓郁悠扬的人文精神、文化情怀,继续将此类散文作品延续下去。恰在此时,陈子善先生也有出一本类似小书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后经与先生协商,请其出任主编,蒙先生不弃,毅然担此重任。
陈子善先生曾在《漫谈百花散文小丛书》中说:“还是在读高一的时候,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5年,我在新华书店或旧书店里先后见到《樱花赞》(冰心著)、《倾吐不尽的感情》(巴金著)、《非洲夜会》(韩北屏著)、《非洲的火炬》(闻捷、袁鹰著)等书。中学生的我那时对文学似懂非懂,这些书未必全能理解,但开本一致又小巧,装帧素雅又简洁,价格也能承受,所以很喜欢。也因此记住了韩北屏、闻捷等作家的名字,巴金、冰心的大名早已听说了。后来才知道闻捷、韩北屏本来是诗人,‘文革’中均惨遭迫害而死。这是我结缘百花散文小丛书之始,也可以说,小丛书在我的文学成长之途上起了作用。”通过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曾经的“百花小开本散文”对陈子善先生的深远影响,以至于陈子善先生慷慨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这也是先生与其真正意义上的结缘。
在陈子善先生的积极努力和人格魅力的号召下,很快这套丛书就初具规模,香港的李欧梵先生、郑培凯先生,内地的薛冰先生、陈建华先生、周立民先生,纽约的张宗子先生皆倾情加盟,纷纷将新作寄予我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此套丛书的第一辑已经确定了下来,共计七本:《纸上交响》、《灵氛回响》、《情迷现代主义》、《行脚八方》、《花屿小记》、《甘棠之华》。
年过七旬的李欧梵先生,仍笔耕不辍,推出了新作:《情迷现代主义》。港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地版则花落我社。此书编辑中最为繁琐最为困难的是原稿为港版。李先生生长于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对于书中所涉及到的文学、电影、话剧、音乐等佳作以及代表人物,所用的译名皆为港台通行的标准,与内地的通行标准差距很大。许多年轻的内地读者根本不知道这些译名,如果单纯地将港版中繁体字变成简体字在内地出版,确实能既省心又省力,但考略到读者至上,我和社领导商定后,决定采用内地通行的译名标准,这样更有利于内地读者的阅读与此书的推广。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将译名一一规范。
编辑本书的另一个难点是本书涉及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推介,又有关于城市文化、人文精神的建构与深思,还有一些针对故人往事的回忆,此外,还涉及到电影、话剧、歌剧、音乐等诸多方面。这需要编辑具备相关的知识背景,为了更好地编辑此书,我又恶补了一些相关知识。在此期间,我经常与李欧梵先生通过电话等方式沟通交流,将本书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与努力,每一个字的用法,每一个标点的使用,都力求做到正确无误。
本书出版后,我陆续写了一些推荐文章,通过报纸、微博等方式进行宣传,其中《欧梵先生的“情迷现代主义”》是专门针对此书进行的推介文章,刊登于《新民晚报》。
欧梵先生的“情迷现代主义”
欧梵先生早已在读书界享有盛誉,我一直认为“香港文学的精华在散文,香港散文的精华在李欧梵”。
如今,年过七旬的他,仍笔耕不辍,推出了新作:《情迷现代主义》。在本书《小序》中先生不无感慨道:“为什么我还要写作,而且还在大学教书?如今早已过了该退休的年龄了,为什么不放下一切杂务,过闲情逸致的生活?我再三反思,得到的答案是:活到老学到老,我的知识和精神的求索还无法停止,否则就变成一个废人了,对社会无益。”
历经七十多年的历练,先生各方面都已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尤其是文字之老辣弥新,实非其他人所能望其项背的,香港的另一散文名家董桥的文字也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此二人堪称香港散文界的双璧。
本书所涉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推介,又有关于城市文化、人文精神的建构与深思,还有一些针对故人往事的回忆,此外,还涉及到电影、话剧、歌剧、音乐等诸多方面。由此可见,先生并非拘于斗室的传统人文知识分子,而是活跃于各文化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现代主义是他情迷的对象,文化研究是他的立足点,古典音乐、电影、话剧是他的业余爱好。难怪学者王德威曾盛赞先生说:“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
先生缘何情迷现代主义?在《小序》中说道:“现代主义不仅是我的文学灵魂核心,而且也是我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出发点和坐标。”“我心目中的现代主义精神永远是叛逆的、独创的、绝不随波逐流。”由此不难看出,先生情迷的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叛逆、独创的精神内核。这点从先生的人生经历亦可看出。《情迷现代主义》一文更是将这种“情迷”发挥到极致,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大师都是他情迷的对象,表面说的是怀旧,其实是在表现自己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虽然先生渴望像堂·吉诃德一样,独与风车作战。但在文末还是不免流露出了“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在这个‘后现代’社会,还有多少青年情迷海明威,更遑论二十年代的现代主义。”《闲话王文兴》《漫谈狄更斯》等篇莫不如此。
先生自从《上海摩登》一书奠定了其在内地文化研究界的先锋地位后,又接连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研究著作。在《小序》中说:“我一向关心都市文化,以前的书本杂文集也以此为主题;然而最近我却从都市文化的反思转向日常生活中人文精神和人文文本的探索,最近出版的两三本书,如《人文文本》《人文今朝》和《人文六讲》,就是明显的例子,似乎有点抢救人文精神的意思。甚至在乐评或影评中也流露了这种意向。”《文化是什么?》一文中不无忧虑“文化变成赚钱的好生意以后,其本来的启蒙和教育意义也荡然无存”,进而提倡“文化的回归”。在《香港的文化定位》中更是发出了“香港人不能只做‘乡人’而不做‘国人’和‘世界人’”的呼声。在《四个城市的故事》中对香港、澳门、深圳、广州的文化定位与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不难看出,先生的着力点已由单纯的都市文化研究跳跃到对人文精神的忧虑与挽救之道的探索上了,体现了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现代主义与人文主义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细思之,先生所构建的文化体系中,两者的核心是一致的,那就是叛逆、独创的精神。在《小序》中,先生对此说道:“有鉴于此,我故意把现代主义和不同程度的人文主义挂钩,以人的艺术独创性为出发点,而不是机器或市场经济。”
现代主义是本书的贯穿核心与线索。先生对现代主义的情迷,还表现在对故人的怀念和往事的回忆以及“乐迷”瘾发作的游戏文章中。如《闲话王文兴》中对王文兴及其现代主义作品《家变》《背海的人》的极力推崇,《忆也斯》中对香港文化代表的也斯的去世深掬泪水的悲痛,《永远的〈今天〉》中对北岛及其主持的《今天》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此外,《忆索尔蒂》《音乐巨人马勒》等篇皆以探究主人公叛逆、独创的人文精神为核心。 (徐福伟,现供职于百花文艺出版社《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
(本文编辑 岳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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