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民营”——这个在5年前近乎前卫的决策，让今天的罗小卫品尝到事业飞跃的收获。

    罗小卫现任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该集团自2005年整体转制后，总资产增长了294%，净资产增长了275%，销售收入增长了162%，大众类图书主业销售码洋以年均增长70%的速度递增。

　　这张漂亮的成绩单，与重庆出版集团探索“国企+民营”的股份制合作密切相关。据罗小卫介绍，在保证绝对控股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优秀的民营企业，联合成立了涉及创意产业、纸业贸易、印刷包装、出版发行等行业的10家股份制企业。

　　“这是鲶鱼效应，搅动了一池水，目前股份制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都占了整个集团的2/3。”罗小卫说。

　　在他看来，国企向民营“借观念、借市场、借人才”，民营向国企“借资源、借品牌、借管理”，双方优势互补，激发了国有文化产业的活力。

　　2005年，在重庆出版社整体转制为企业之时，曾有人提出疑问：从事业单位变为大型企业，并非“一转就灵”，立即就能在市场中如鱼得水，若没有发展战略以及体制机制的彻底转变，就容易在市场中“呛水”，甚至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

　　更为不利的是，其他省区的大型出版集团大多由几家出版社或文化单位购并、重组、参股甚至跨地区兼并重组而成，一组建就体量大，实力雄厚。而重庆出版集团却仅仅由单一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转体改制，虽有50多年的历史，但长期以来，该社主要靠教材、教辅盈利，经济结构十分单一，过去销售收入的85%，利润的100%都来自于教材。

　　罗小卫说，出版集团成立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与企业扩张的需要，都迫使集团寻找新的产业支撑点，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借鉴国内外同行先进经验，集团确立了“做强主业，做大产业，产业反哺主业”的战略发展思路。“围绕出版产业链条，将纸业、印务、广告、旅游、房地产等经营性产业剥离，面向市场进行公司化运作，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

　　徐登权曾在辞职下海后的几年间便成为重庆最大的教材、教辅类书商，是重庆出版集团在教育类图书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双方逐渐意识到，只有联合才能减少恶性竞争，做大产业。2009年底，重庆出版集团与徐登权的公司以及另外一家民营文化企业共同出资8000万元，组建“重庆五洲文化传媒集团”。新公司整合彼此的人员、资金、市场、业务等资源，集中编校、排版、设计、纸张、印刷等环节，实现了提高图书质量、降低图书价格、减少品种重复浪费等目标。今年春季，在过去双方存量的基础上，新公司销量增加了4200万元码洋，今年全年将增加1亿元码洋。“国企向市场迈一步，民营向规范靠一步，取得的是1+12的效果”，徐登权说。

　　本刊记者获悉，“国企＋民营”的股份制合作激发了文化产业的活力。5年来，集团先后组建了精品印务公司、书林广告公司、五洲文化传媒集团等10家股份制企业，使集团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涉及多项产业的大型国有出版文化企业。2009年，集团总资产达38亿，净资产12亿，利润达8000万元。此外，重庆出版集团的图书主业也获得迅猛发展，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明显增强：2009年，集团发行量超过10万册的图书就达24种，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占有率首次突破1%大关，推出了《读点经典》《藏地密码》《女心理师》《格萨尔王》等一批社会反响强烈的畅销书、精品书。

　　国企与民营开展股份合作，绕不开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腐败等问题的担心。甚至一些老职工好心“提醒”出版集团领导：国企与国企合作，亏了都是国家的，领导顶多算失职；国企与民企合作，出了问题就是“犯罪”，领导就可能进班房。

　　罗小卫认为，防范风险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好的制度可让人不能作恶。

　　据介绍，出版集团与民营企业合作成立的股份公司都按照《公司法》要求，建立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组建董事会和监事会，并依据所占股份的比例配备人员。为确保出版集团的国有控股地位，所有公司都采取了国有占51%，民营占49%的比例。公司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会计师等重要职位由国企方委派，总经理则由合作民营方委派，担任日常经营活动的“操盘手”。

　　在经营管理中，实施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重大投资项目和支出，都要经过项目筛选——公司论证——董事会研究——出版集团投资管理委员会审批等多个环节，从制度上杜绝“一言堂”与“暗箱操作”。

　　“谁要让股份公司乱花钱、乱拍板、乱上项目，我第一个就不答应。”重庆出版集团控股企业之一、海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毅解释说：“因为每亏一笔钱中就有49%是我自己的，因此，国企与民企的股份制公司，想不民主都不可能！”

　　业内人士认为，2009年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其关于“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参与国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等的表述，不仅意味着对罗小卫实践的认可，而且似乎预示着，一个打破文化领域所有制壁垒的春天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