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在前去旧日瞻对的路上

继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之后，作家阿来交出了非虚构作品《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并获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之非虚构作品奖。

给他的授奖辞是这样写的：“通过长期的社会调查和细致艰辛的案头工作，以一个土司部落两百年的地方史作为典型样本，再现了川属藏民的精神传奇和坎坷命运。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近日，这部作品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虽然多次进藏，查阅了无数史料，耗时数年，阿来并不认为写作过程艰苦。他说自己主观上是名享乐主义者，他享受这个不断丰富和强健自己的过程，在写作中感受智力游戏带来的愉悦。

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电话采访时，阿来正在拉萨采访登顶珠峰的登山队员，他说正在准备做一部关于珠峰的电影，他是编剧。阿来说话缓缓的，说到兴奋处，笑声从电话那头传来，笑声里，我仿佛听见他在享受生活，也在享受写作。

新作

研究历史与观照现实息息相关

羊城晚报：新作《瞻对》前前后后花了你五年时间，最早是可以追溯到写《格萨尔王》的时候？

阿来：对，那时候我需要做实地调查，走了二十多个县，在两年时间的行走过程中听到了很多故事，其中一个是关于瞻对的故事。但当时还在写《格萨尔王》，所以也就是留心了一下，顺便搜集了一些材料。

实地考察之后我发现，关于瞻对的故事并不只是民间传说，它在当地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并且和很多历史中的人物有关系。本来我是打算写成小说，但是实地考察发现，历史上真实发生的种种已经非常精彩，根本不需要再去想象和虚构什么。

羊城晚报：真正触动你写这部小说有什么契机吗？

阿来：就是自然而然的吧。虽然看起来是历史题材，其实也是从现实问题出发的。我在书里总是讲，老故事又出现，换了一个套子，甚至里头扮演各种角色的人跟上一个故事里曾经出现过的人都惊人一致。从中我们会得到很多教训与智慧。

羊城晚报：可以说你的写作一直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

阿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研究历史的目的肯定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只不过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历史表述可能出现了一些戏说的，穿越的，作为娱乐消费的资源，但总体来讲，主流的历史关注，还是为了观照今天的现实。

非虚构写作

口头传说的情感取向也有参照意义

羊城晚报：如果民间传说跟所查阅的史料有出入，在写作中你如何处理？

阿来：民间传说或者说口传文学有个特点，就是讲传说的人只会记录事实，而转述的人会不断加工。所以我看民间文学，首先看到基本事实是这样，史料里也有，但口述者会不断虚构，有可能把不同人身上发生的事加在一个人身上，或者把原本没那么耸人听闻的事情讲得很耸动。其实民间讲故事和小说家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虚构的才能。

但是，民间传说会提供一些经验，可以跟史料互相对照。史料往往是官方记载，老百姓的口头传说跟事实可能比较远，但非常重要的是有他们的情感取向，他对事件的判断，所以也有参照意义。官方史料和民间史料有着不同的判断，今天我们用得很滥的一个词也就是“民间立场”，这样的立场也给我们提供看见事物的角度。

羊城晚报：这种口传文化和藏族文化密切相关？

阿来：任何一个民族在现代教育不太发达，识字人群少的时候，所有的族群记忆和集体记忆，必然就不是通过书面而是口头流传。今天我们在中学校园上历史课，这是教育历史普及，包括古代也有。教育普及，口传文学就会慢慢萎缩。相比其他民族，今天的藏区更依靠老百姓的口传文学来记住自己的历史。当然，现在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但至少还是有口传文学生存的土壤，但在年轻一代中会少些，这也是在变化的。

羊城晚报：近些年“非虚构写作”这个概念在中国热了起来，你怎么看中国当下的非虚构写作？

阿来：非虚构写作这个说法可能更真切。过去我们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但你会发现它里头还是有大量虚构，比如会出现像小说一样的大段人物对话，如果不是现场采访，这是很难想象的。它也用很多文学手法，可能大的事实框架是真实的，但里头有很多文学性或虚构性的成分，甚至主人公有心理描写。非虚构是来自西方的概念，这些年我们也读了好些非虚构作品，很多国外的文本翻译过来，非虚构会尽量剔除掉虚构成分。我还是觉得这种体裁挺好，更有力量。

进藏

是智力游戏也可训练自己

羊城晚报：你多次进藏区，查阅各种资料，这个过程艰苦吗？

阿来：不艰苦。我喜欢把工作做得扎实，经得起考验，像学者一样考究，但同时我主观上是享乐主义者。上帝造人是要让我们幸福的，工作过程也是应该享受的。如果仅仅为写本书来查资料，可能有点枯燥，但这完全打开了又一个知识之门。世界在我眼前敞开另一扇窗，我收获了那么多知识，而且这种知识积累是自己梳理出来的，跟课堂上听来的不一样。我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某种快乐和优越感，这是智力游戏，也可以从中训练自己。

在藏区走了很多地方，路不太好走，山比较高，但我把它跟现在的户外运动结合起来，在吉普车里带上睡袋和帐篷，这下整个情境就变了。在采访过程中，看到山水好的地方，不想走了就扎个营，在睡袋里头看看星星，其实有很多办法把这个过程变得充满趣味，变得可以享受。可能在海拔四五千米高的山上会经历暴风雪，但风雪后你在最高处又感受到天朗气清、白雪皑皑，那么壮美的风景，这时你整个人可能都处在一种很深的情感里，你会发现这种美好的变化。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写作是件苦差事。在家里做案头工作、读书，一定要把过程变得美妙。有些人写一本书好像非要把自己写倒写病，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的。每完成一个作品，这个过程都是在丰富我自己、强健自己。

羊城晚报：有人说以前的《尘埃落定》是阿来的轻盈飞翔，而《瞻对》是阿来的负重行走。您对这个评价怎么看？

阿来：大致是准确的。我刚开始写小说时，可能对小说形式，外在审美，更在意。人年轻嘛，爱漂亮（大笑）。《尘埃落定》到现在都20年了，不管是个人阅历还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好像不会允许我们永远这样轻舞飞扬，总得有人来关注这个社会沉重的一面。

写作

任何奖我都不想，作家考虑自己的文本就够了

羊城晚报：《尘埃落定》一出来就拿下茅盾文学奖，但你在写这部小说之前好像有好几年是停笔状态。

阿来：1989年我30岁，“三十而立”，当时就觉得自己好像没做什么。那一年我同时出了两本处女作，一本小说集，一本诗集，当它变成一本书放在你面前，别人可能会很高兴，但我忽然觉得很空虚。因为我同时也在大量阅读，我知道这两本书跟自己想象中的好作品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会想，这个世界需要这么多三流四流的作家吗？到底怎么做才更好？我自己没有把握。

我是乡村教师出身，甚至会觉得如果再写还是写成这样，可能还不及我做乡村教师更有意义。作为教师，你确切地给农村几代都是文盲的人传播文化知识，尤其在我们那样偏远不发达的地方更是，这些人接受教育后，在社会的局部总会带来变化，尽管很小。

从1990年到1994年，我没有任何写作，心里是有痛苦的，带着这种痛苦大量读书，也没有放弃思考。读了很多作品、地方史料，连续三四年研究《尘埃落定》里写的那段历史，就像是心得体会一样，有天写作的愿望好像忽然又重新出现了。我并不是立志说一定要当作家的，只是想对自己也好，对社会也好，有点用处就行。

羊城晚报：《尘埃落定》的出版非常不顺利，当时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写作水准？

阿来：这倒没有。写到一半的时候，有朋友开玩笑问我说，你又在家里养孩子吗？我说我会养一个对得起自己这么多年辛苦的孩子出来，不会先天不足。那时我就已经有把握了。

书写出来正好是我们文化市场化刚开始的时候，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是对文化市场化持有一个不好的看法，好像只要市场化，就是往低处走，而不是往高处走，读者不要那么多审美，不要那么多思考，不要那么多对社会的关注。我自己是不相信这点的。《尘埃落定》写出来，这样一个好像有点唯美的文本，出版商判断是没人看的，没人看得懂，没有市场。

羊城晚报：但当时肯定没想过会拿下茅奖吧，你对《尘埃落定》的信心来自哪里？

阿来：我四年没写作，《尘埃落定》是自然而然重新拿起笔的，我看着它一天天在笔下展开，开始自我建构，开始出现轮廓。我有很多阅读经验，并不是特别偏爱自己的人，我不会放弃客观标准。我会假设这个东西不是自己写的，退出来看，给它下个客观判断。如果没有这样的判断，我也不敢再继续坚持写作。

《尘埃落定》的写作时间不长，我记得很清楚是高原上的春天刚刚到来，五月份开始写，一直到冬天，中间停了一段，1994年正好遇上世界杯，那时我还是足球迷，这期间就停笔了，为了看球（笑）。

任何奖我都不想。作家考虑自己的文本就够了，我不反对作家得奖，但我反对作家老惦念着一个奖。得奖是对某个文本的肯定，但你要说惦记一个奖，写作可能就不那么幸福，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焦虑，写作状态也就变了。

藏区小说

素材俯首皆是但有挑战

羊城晚报：评论家说面对哺育你的康巴地区之川属藏族文化，你几乎表现出某种痴迷的状态。这跟身份认同有关吗？

阿来：我在藏族地区成长，对这个文化环境更熟悉，所以认同的倾向性会重一些。这个题材的领域之前很少得到正面表述，差不多是处女地，好处是从来不缺可以写的材料。很多作家会有题材焦虑，而我觉得俯首皆是，同时也有困难，就是之前没有比你更成功的作品，你需要独自摸索，没有普遍性的小说形式等等。我们现在说京味小说什么的，都是有传统的，但写藏区这就是自己闯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带，需要你自己摸索，有点挑战性，但这种挑战性挺刺激。

羊城晚报：但据说你正在创作的这本新作不再是藏区题材。

阿来：对，去年我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写作计划，待了三个月。本来想在那把小说写完，但写了一个月，第二个月就停了。因为我在大学图书馆发现有很好的中文馆藏，其中一部分是民国时期的史料，牵涉到汉藏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冲突这样的一手材料。国内可能有，但好像不容易看到，很多机构总是把好东西藏起来（笑）。在那里完全是公开的，我每天去书库翻查，查了再归纳整理，该抄的抄，抄不来就拍照、复印。小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写，但这样用图书馆的机会可能不太多，所以后来两个月我都在做整理材料的工作。

羊城晚报：那作品内容是关于什么？

阿来：就是关于当下，必须是现实主义的。我们现在一说到现实主义，除了想到内容是对现实的关注，可能会想到比较土的文学样式（笑），但我不会，小说的形式感肯定还会有的，艺术审美不能放弃，只是处理的问题是当下的。现实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它也要适应这个时代，现实主义内在的精神，质疑批评的精神永远都不会改变。

本书再现了始于雍正八年、长达两百年的瞻对之战。“瞻对”就是个地名，地处康巴，康巴人以强悍闻名，而瞻对人在康巴人中尤甚。这个清朝雍正年间只有两三万人的地方，却惹得清朝政府七次对之开战，且每次用兵都不少于两三万人。

清廷之后，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西藏地方军队乃至英国军队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这个弹丸之地。这样的对抗持续了两百余年，直到1931年瞻对（当时已改名为瞻化县）才被政府彻底征服。瞻对在藏语里为“铁疙瘩”之意，铁疙瘩终于融化，这实在是一段值得探索的历史。

链 接

阿来

男，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09年3月，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

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散文《大地的阶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