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封面进入购书页面

《复旦政治学译丛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 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 著 郦菁，维舟，徐丹 译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起源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原本就是解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又为何发生、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此，有人认为是某种重要的“大分流”起了作用，有人认为是欧洲的殖民掠夺和军事优势，也有人强调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另一些人却又持相反意见，认为不是清教徒式的勤奋节俭，而恰恰是奢侈才催生了资本主义。令人遗憾的是，历史总是只能发生一次，人们无法通过控制变量来重复实验以验证自己的假说，但各家都有一点隐含未言的或许是：对最早的现代人来说，他们是在无意中开创了历史，当他们那么做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创建一个现代社会，大概更无从预见自己将被看作是“早期资产阶级”，他们只是根据其所在社会的动力行事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但可以充分激发人们的想像力，也是逻辑思辨的精彩呈现———因为它是一个涉及到如此多复杂因素的问题，以至于任何一种理论解释可能都难以全面地把控全局，这就使不断往复的批评辩驳成为可能，从而激发出新的思考。在《不由自主的资阶级中》中，理查德·拉克曼在分别讨论西欧各国的早期资本主义时，都必先概要地回顾学界的各种主要理论解释，指出其解释力在哪里、其缺陷又在哪里、有哪些是这一理论所未解释或无法解释的；在经过这一番梳理之后，最后看到其本人的“精英斗争”理论，就更令人信服了。

或许不妨这么说，“精英斗争”理论的解释力，正在于其对原有理论缺陷的批评。在拉克曼看来，那些往往都太强调某个单一的客观主导因素(如新教伦理)，而忽略了驱动这些变化的社会动力的结构性分析。不必说英法荷西各国都有不同的经历和道路，即便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常常存在着极多的差异，这又岂能以“新教伦理”或“个人主义”这样模糊的界定来解释？在他看来，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异，以及各国之所以走上不同的资本主义道路，说到底都是由其内部精英斗争的动力结构所塑造的。

“精英斗争”并不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可能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一直存在，因此这就不可避免地比“新教伦理”假说更强调资本主义诞生前后历史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确实，被认为早期资本主义典范的意大利城邦，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中世纪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理性”也并非是宗教改革之后清教徒的专利，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盘算自己的利益时一样理性，只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理性决策与后世信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者不同：例如，处在当时佛罗伦萨任一公民的位置上，他都显然会认为，理性的决定是继续保持与教皇的特殊联系，以捞取政治上的特权来保护这个城邦的繁荣，而不是抛开这些创建一个纯粹资本主义关系的经济秩序，因为前者明明能更轻易地获取更多稳定的好处。

问题在于：何谓理性？如何才是理性的决定？在股市暴涨的时候将大部分积蓄买股票以获取利益，在短期内看来也是“理性”的，但如果不幸遇到熊市乃至崩盘，这就成了非理性的投机行为。历史上的行动者也是如此：他们看到并抓住面前的机会，但并不能预见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后果，这些后果常常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英国亨利八世的改革就是典型的案例：他竭力打击教会，没收其财产以酬庸自己政治上的追随者，随后的君主又渐次削弱大贵族和大地主的力量，这一系列举动原是为了建立一种绝对主义的权力结构，但却打破了原先的权力制衡，造成中小地主在地方的崛起，这些人由于数量太多而难以收买，其权力又更基于地方，结果当议会派与国王起冲突时，英国内战就此爆发，王权也一度颠覆。

因此，拉克曼在阐述西欧近代史上的这一巨变时，更多地强调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因果链条具有巨大的偶然性———概言之，人们是不由自主地、有时甚至违背自己初衷的情况下无意中走向资本主义的。人们并非一开始就有某个蓝图，而只是在应对眼前的挑战，但其积累的效果却是打开了全新的局面。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各地的种种差异，承认了“资本主义”是个复数(正如“民族主义”也有种种不同道路)，也解释了其各自的弱点所在———比如，为何意大利城邦和荷兰未能延续其辉煌？答案是：一度给它们带来成功的那种精英之间关系的动力结构，最终也束缚了它们，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么说来，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起源，是自发形成的某种“变异”造成的偶然结果，并不是谁预先计划的，因为在那么复杂多样的斗争中，谁都无法预想到其合力造成的结果会是怎样。这似乎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政治秩序上也有着“无形之手”促使人们走向新的世界———那只“无形之手”或许就是这一变化背后的社会结构(或拉克曼明确宣称的精英结构)，是它决定了社会变化的动力构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那么，既然精英斗争并非一个新的历史现象，那么为何恰是在这一时期的精英斗争才最终造就了资本主义？对此，拉克曼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或许可以说：因为仅在此时，精英斗争的结果才为资本主义准备好了其得以生发的社会土壤。

虽然这谈的是西欧，但对于反观中国历史也不无启发。所谓“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原曾是显学，至今仍书写在教科书上，对此的争论也从未停歇，但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某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痕迹，事实上是对某些“现象”的观察，而缺少对社会内部形态以及这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动力结构的剖析。西欧之所以能产生这些精英斗争带来的变化动力，原因在于罗马帝国崩溃后已不存在一个一元的权威结构，意大利城邦的自由与繁荣，本身就奠基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之间斗争所造成的缝隙之上。这就像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历史上往往倒是在分裂时期，个人自由、地方自治和地域开发出现大发展，这是在铁板一块的时代所难以得到的。很难相信，明清时代的社会结构，能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持续的变化动力。

当然，任何理论都很难是完美的，“精英斗争”理论更多地强调了行动主体的无意识性，而淡化了他们的自觉性。它很好地解释了西欧各国的不同道路，但由于是分别叙述，给人的印象仿佛它们是在封闭的世界里各自孤立发展的，其动力完全源自本国本地区内在的结构，而不太强调某些普遍性的因素以及各国之间互相的交流与影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或许反倒是外在的压力或影响才带来了变迁的动力。他的理论对话也基本是面向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但有时人类学家的意见或许也值得参考——— 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曾提出，理想型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那种纯粹的利益交换领域，乃是一种现代发明，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原应是深嵌入文化序列中的一个领域。照此看来，本书中所讨论的许多早期资本主义者的行为就很好理解了：无论是寻求教皇特权还是将自己的资本“再封建化”，意大利城邦的人们没有将“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分化且自我规范的领域，原本就没什么错。不是说了么？他们是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