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五位一体的宏观整体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发辩证施政。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在文化理念上要兼顾中西，通古开新，找到发展产业经济与普惠大众之间的平衡；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升级，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以实现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 国家治理体系 文化管理体制 文化创意产业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决定》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探索，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决定》吹响了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进军号，将对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来看，如何从五位一体的宏观整体上进行文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发辩证施政，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这就为全面深化改革确定了大框架、大格局。

我国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文化产业的设计、决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以及文化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它是我党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综合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我国大踏步赶上全球化的时代发展潮流的关键选择，也是我国进入并参与国际高端竞争的重要领域，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实现文化复兴的中国梦的重大战略。

中国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寻找全体人民的最大共识，找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民族精神的最大公约数。另外，《决定》新提出了以激活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改革开放的中心环节，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往的提法是将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作为中心环节，包括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降低门槛吸引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决定》的新突破，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广阔的胸怀，希望最大限度地动员左中右等一切积极力量，以改革开放这一民族最大共识来寻求最大公约数，推送正能量，振奋浮躁化游戏化的民族精神，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激活全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为新一轮的改革输送不竭的动力。

文化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与新思路

《决定》最重要的特色是整体把握，宏观设计，全面推进，点上突破。在治理方式上采取辩证施政、执两用中、疾徐不二、稳步推进的战略，在文化理念上兼顾中西，通古开新，找到发展产业经济与普惠人民大众之间的平衡点，以及历史与现实、速度和效率、发展与公平，乃至大和小、内与外之间相平衡的执政风格。

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全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0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获得了重大突破。按照中央“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在文化领域大力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增强国有文化单位的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打造一批走向世界的、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同时，鼓励民营文化创意企业快速发展，以及非公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文化创意产业领域。这些举措优化了文化产业结构，推动了一批企业在规模、档次和效益上的提升。这种努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方式可谓是转变文化发展方式的现实途径。

《决定》对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在“管”字上下功夫，以制度管人。规范管理的方式、内容和重点是：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进一步理顺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抓好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

《决定》的一个重要突破是要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的管理方式。过去10年，改革的推进方式以行政推动为主，自上而下地采取了政府决策、政府推动甚至直接办文化企业的方式，致使企业的行政色彩浓厚，市场主体地位难以确定。随着国有文化单位的分类改革基本完成，如何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加快公司制改造，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成为改革全面深化的难点。《决定》高度关注新闻媒体的管理，面对当前新型媒体的高速巨量发展，要求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

在文化领域践行市场化改革

《决定》的一大亮点是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的规律。过去10年，我国的文化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着政府干预过多，监管不到位甚至权钱交易、腐败等问题。

《决定》的重大突破在于强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就如何对待国有文化企业和非公文化企业而言，过去一直存在着非公经济受歧视、发展难的问题和争论。《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决定》特别强调了给民营企业、各种形式的非公企业的发展以更好的环境、更低的门槛，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不仅允许和鼓励它们在电影电视拍摄等领域继续发挥作用，还要允许它们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等领域，允许它们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的改制经营。

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是各种形式的小、微文化企业，大量的创意工作室，以及广大的青年创业者。他们是文化市场的主体，决定着产业发展的未来。国内外经验证明，很多创意大师、设计大师、传播大师和营销大师，往往是在学校就读时，就开始了创业之路。培育原创力、突破陈规陋习，要从青年人开始。像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正是在宽松、鼓励创业的社会氛围中以及风险投资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举世闻名的跨国企业的领导者。

《决定》强调，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和效率最优化。要尊重经济规律，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式的发展，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

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扩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加强版权保护。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推出更多文化精品。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权的分开。

从市场出发，就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在汽车、住房消费经历了几年的“井喷”之后，今后我国居民消费的持续热点在哪里？作为经济改革转型升级的高端产业形态的文化产业，应当成为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产业形态。发展服务业，应该发挥文化产业的“领头羊”作用。

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弱的一极。这与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主要实行外向型经济和投资拉动战略有密切关系。我国的文化消费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上。文化消费引领要将消费者置于市场主体的位置，从市场的角度探讨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以文化消费的需求来引领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国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创意产业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文化产业是自下而上的，即由市场需求推动的；而中国文化产业是自上而下的，是通过前瞻性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动的。

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创意经济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市场推动的，是市场导向、需求导向、消费推动型的产业形态，由消费者长期形成并不断创新的文化需求来推动。比如影响全球的欧美大众流行文化（美国的电影市场、欧洲的戏剧市场），日本的动漫市场，韩国的游戏娱乐市场，都是首先由社会产生了需求，需求推动消费，消费拉动市场，市场引发产业的兴旺，并激发创意的风起。

作为赶超型后发国家，中国敏锐地把握了世界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看到了“弯道超车”的重大机遇。在我国文化发展理论界的研究与呼吁下，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最终在党的十六大上确定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大政方针。在过去的10多年中，在党和中央政府的战略决策（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的推动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战略决策、规划布局、党政督办、政策引导、财政鼓励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而政绩冲动、匆忙上马、贪大求快、短期效应，往往是不少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态势，地产为本、大项目牵头，政商协作、各得其所，是一些地方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式。

文化消费是促进整个文化产业良性循环发展的原动力，就发展文化产业而言，投资是否有效益，文化企业能否做强做大，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是否有发达成熟和旺盛的消费市场。据统计，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近三年年均投资已经达到300亿元左右，而文化消费在200亿元左右，文化消费的增长跟不上文化投资的增长。目前，美国与西欧一些国家的文化消费已经占到家庭总收入的30%，而北京不到10%。北京文化消费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2013年，北京市举办的首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可谓成效显著，在为期45天的活动中，累计消费人次为2654.3万，总成交金额为52.3亿元。北京为发展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树立了一个“样板”。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决定》对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了清晰而具体的部署。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正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创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也是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民族国家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不仅是现代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吸引社会广泛参与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保护国家民族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保证。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包括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维护低收入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重要工作内容。它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出发点、依据和最终目的，是满足广大公民对公共文化权益的普遍需求，提高民生文化福利水平，加强全民人文精神培育；其重要特征是非营利性、公益性。所以，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首要原则是要坚持公益公利，公平公正，公众参与，普惠于民。公平公正是现代文明社会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权的确认而坚持的重要价值理念。它强调公民获得公共文化服务的“平等权”。

基于我国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尊重、维护和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不同族别的公民的文化权益和文化需求，坚持普遍参与，多样发展的原则；并特别关注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保护其文化权益不受侵害。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形成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如现阶段的先进文化理论研究、文艺精品创作服务、文化知识传授服务、文化传播服务、文化娱乐服务、文化传承服务、农村文化服务等多个方面。先进文化理论研究服务体系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而其余部分则具有更多的实践性和功能性。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培养公民良好的文化修养，塑造文明开放的崭新国民形象，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安定团结、文化认同和各民族团结和谐具有重大作用。

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可谓成效显著，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各级政府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的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不同文化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要求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实现社会化发展。

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调整发展模式和向内生性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现。其实质是从GDP 唯一模式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转变。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主要负责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而不是所有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对于超出基本文化需求的服务（特殊的、高档的、流行的需求），公民可以通过文化市场获得。

找准文化发展的关键节点，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

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以及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关键节点，在发展产业经济与普惠人民大众、速度和效率、发展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决定》为我们指出了新的方向。《决定》针对新形势、新变化和新需求作出了重要决策：要在全球市场的环境下大力发展市场导向的文化创意产业，同时要关注民生，利民惠民，以民为本，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二者辩证的对位性发展。一方面，它体现了我党审时度势，能够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发展态势作出战略选择；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当前文化体制的改革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日益走向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它又从我党的根本宗旨出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以公共投入和规划建设的方式，满足公民进入小康时代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基本需求。这一对位性创举，是不同于美国、欧洲各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它还处在探索完善阶段，但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竞争力的强大推动力量。发展市场导向的文化创意产业将为我国公民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不同档次的文化产品，以适应不同层次公民的多样化的个性化需求。产业在市场化的发展中不断壮大，全面提升文化自身的造血功能，并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累资金、培育文明、开拓道路。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协同和配套是文化全面发展的必要构成，缺一不可。文化创意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间不是截然区隔的，而是相互支撑、交融互补、相需为用、共同发展的。二者不仅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文化创意产业要为文化繁荣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公共文化服务要为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设施和环境；文化创意产业要为消费者的更高、更特殊的需求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来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多年来，西方社会习惯于妖魔化中国，唱衰中国，中国国家形象在它们那里屡屡被扭曲。要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必须要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传播弘扬，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积极承担人文交流项目。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另一方面，要从国际市场出发，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培育一批外向型的文化跨国企业，使其作为“国家队”参与全球文化市场的红海竞争。

交流、沟通、交往、对话是当今时代文化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合作共赢的必由之路。以中国和合文化为参照的执两用中的中国思维，可作为21世纪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参照。从根本上讲，中国文化的和合理念、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文化间性本位，是即此即彼、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第三生成物。它是世界各个共同体间相互协商，谈判、让步、融合的结果。这一结果就是全球文化的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

和而不同，同则不继。文学范式与话语的多样化引发对话与竞争，而对话与竞争又进一步催生了创造的多样性。没有对话，就没有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就没有了张力关系或张力结构；没有张力，也就没有创新的动力。没有创新的动力，实际上也就没有了创新。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学术文化要通过竞争发展，竞争是优化发展的基本途径，而创新——筹划、设计、投射，则是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因此，在多样化现实中，当对话建立了同一性基础时，竞争就会倏然莅临。

针对如何进一步开放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不仅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结晶，也是每一个成员共享历史和精神的过程与结果。这种共同记忆，既是民族群体共同生活的记录与积淀，又是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共同基础。它不仅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

保证伟大民族集体记忆得以传承、交流和发扬的条件是提取该民族意识的精华，并不断创造新的经典。因此，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思想、观念、文学、艺术，伟大的代表人物、最好的故事以及最好的声音传达给这个世界，并面向未来一切时代。

The Orientation of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New Balance betw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Jin Yuanpu

Abstract: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overnment efforts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 i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ability. China needs to make top-level design for reform from a four-in-one macro-perspective and govern the country didactically by considering that reform is systematic, overall, and coordinate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PC Congress points out that in terms of cultural concepts, China should use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elements, learn from the old and new,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y and benefiting the public; improve the basic role of the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to be decisive, promote upgrad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establish a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cultural opening up, so as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ulture.

Keywords: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作者简介】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科技美学学会会长。

研究方向：中西文化理论与当代文化研究、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理论与实践。

主要著作：《文化创意产业概论》、《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文化创意产业译丛》等。

原文标题：文化体制改革向何处去？——产业发展与普惠民众之间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