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一书面世。作者拉塞尔在此书中提供了十多个既有趣也富有争议的“美国自由”的故事:白人们羡慕黑人奴隶能够享有的快乐——旷工、跳舞——而学唱黑人音乐、做滑稽模仿，今天的美国人能够享有的休闲、跳舞乃至爵士乐，是从黑人奴隶的对抗禁忌中诞生；在19世纪初的美国，化妆、喷香水、穿时装并且公然抛头露面、抽烟喝酒的女性，一般是西部妓女，而当时妓女穿着的红色衣裙，100年后成为时尚流行色，女性不仅可以抽烟喝酒，而且可以工作和离婚；爱尔兰移民、犹太移民和意大利移民在被主流社会接纳、同化而“成为”白人之前，像黑人一样被主流社会歧视、猜疑、恐惧，他们经营过的娱乐业、私酒业，却逐渐成为普罗大众的日常消费。拉塞尔通过这十多个故事，意在表明，美国人今天的自由通过这些异端一步步获得拓展。对于本书明显的“异端”理论，本报特邀学者刘军做了评价。

从下至上的美国历史

美国学者致力于“从下自上”的历史叙述，逐渐开辟出新的史学领域——移民族裔史、黑人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均有丰硕成果。

拉塞尔在《叛逆者》中的历史叙述，正如网络评论中的众多美国读者所言，是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或教室中学不到的历史，颠覆了很多美国读者眼中的美国历史。美国自由的历程，在通行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读解中，围绕着“大写名单”和“大写名词”“自上而下”地展开：华盛顿，杰斐逊，潘恩，汉密尔顿，美国宪法，权利法案，人民主权，自治精神等等。美国有些历史学家不满“从上自下”倾向的历史叙述，尝试“从下自上”的历史叙述，逐渐开辟出新的史学领域——移民族裔史、黑人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均有丰硕成果。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对于美国自由的历史叙述，就兼顾了“自下而上”的视角，其中论述了妇女、黑人、印第安人、华人的历史。（《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10；《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2）美国左翼史学家霍华德·津恩也从底层人民、被压迫者的角度出发，叙述了他眼中的美国史。（《美国人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拉塞尔此著明显浸润于新史学的思想氛围，他在几篇访谈中也谈到对于方纳、津恩著述的关注。《叛逆者》体现出的底层、叛逆者的视角及倾向，可以看作是方纳、津恩等“美国自由故事”的历史叙述的延伸和扩展。

拉塞尔书中的诸多论题，稍微延伸一下，即可联系到当前一些比较富于争议的领域。比如，现代国家对于个人的控制，是通过控制、规训公民的身体，培育文化建构的“驯服身体”，从而控制公民的思想、价值观，灌输意识形态。拉塞尔书中的诸多故事，体现的都是这一历程。对此，乐观的观点是——尽管存在着悲观者的叹息——国家对于个人身体的控制日趋衰微，个人日益获得更多、更丰富的自由，不仅仅是T.H.格林所揭示的自由序列——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社会文化自由，而且日益获得享乐自由（闲暇的增长）、满足欲望的自由（消费主义）、性权利的自由。国家权力和社会控制的退却，使得个人自由日益扩张，这一趋势仍然在进行之中。

从自由的论题出发，该书还可以引申出更富于启发性也更富于争议性的问题。比如，国家、社会控制与宽容异端以及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阿马蒂亚·森将之总结为自由与发展的关系。（《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森简明地表示，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又是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国家、社会赋予公民的日益增加的自由权利，不仅其本身就是目的、价值（实质性自由），同时，“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政治参与和问责)、经济自由（产权、资本和市场机制的自由运用）、社会机会（公平提供社会性的公共物品和制度基础设施）、透明性保护（扩大信息基础）、防护性社会保障（保障共同体成员免于困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自由权利的法治保护，将促进经济运行的效率，提高思想市场的产出，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福祉。

最近的有些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论断。比如，法国学者马特尔基于其广泛的全球创意产业国际调研发现，当今凡是在全球创意产业中领先的产业地带（地区）——中国香港、好莱坞、硅谷、东京、伦敦，等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法治比较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比较严格，能够保护言论、思想自由，对于异端和反常的思想比较宽容。这些产业地带（地区）以其“产权基础设施”和“创意基础设施”吸引了国际创意人才，从而吸引跨国资本进驻，以跨国公司带动全球范围内的众多中小创意公司进行分散化、分权化、多元化的内容、创意制造和营销，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创意产业领先地区。

可见，森所说的价值性自由与工具性自由的叠合，推进了这些不同层面的自由、宽容精神，这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具有根本性的“制度基础设施”性质。拉塞尔的历史叙述虽未及于此，但读史至此，我们确实有必要反躬自省，加强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

剪裁史料与立论均有争论

提要：拉塞尔的这一碎片的幽光，未必能够烛照美国自由建构历程的全貌，却也映射出美国历史中曾经鲜活生活过的人——那些曾经的异端和反常者——对于拓展今天的自由权利所发生过的作用。

对于拉塞尔的叛逆者“伸张自由”的故事，也有批评意见。有的评论者认为他过于剪裁史料，立论不够平衡，有些观点还过于激进。比如说，黑人奴隶是否真的享受着比白人还多的自由？黑人在美国内战后的解放和南部重建过程中，是否真的大多留恋种植园奴隶劳工的生活？拉塞尔对于其少数指明出处的引用——比如对于罗伯特·福格尔的美国奴隶制研究的解读，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由此引申的结论也就截然不同。阿马蒂亚·森在引证福格尔时，就认为福格尔的研究支持的是契约劳动，是奴隶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后成为自由劳工的正向激励。

再比如其关于黑人奴隶带来闲暇自由的专论，在经济社会机制方面的论证稍显简单。比如现代工商业社会的闲暇，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职业伦理转变和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劳工运动的结果。一系列的劳工斗争使得工业化国家的工时下降：19世纪末，工人每周平均工作67小时；20世纪50年代是42小时；今天普遍是40小时。简单地说，并非黑人奴隶们的旷工就“线性地”“直接地”为今天的劳工们带来了闲暇的权利和福利。再比如时尚的问题，看似西部妓女引领女性的时尚，并推动了女性权利的解放，但拉塞尔并未能更详细地揭示其间的时尚生产和演变的经济社会机制，因此略有些单薄。另外，尽管通行的“大写的历史”备受质疑，但《叛逆者》总的看来是过于关注身体的自由，忽略了精神叛逆、精神自由的维度。对照范泰尔等人对于“精神自由”“良心自由”的研究，我们对于美国自由历程的认识会更全面一点。

当前西方历史学的研究，已经日益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即，一方面体现在历史研究的理念上，整体主义、一元论、独断论的历史观日益被放弃，日益盛行的是多元化、分散化的历史叙述；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写作方式上，新近的历史研究成果往往以主题分散的专论的形式“碎片化地”呈现。碎片化的历史观与历史写作，逐渐使整全、一元、独断的历史叙述日趋衰微，历史的丰富性、多义性得到保全和彰显。拉塞尔关于美国自由史的观点——“坏”美国人的越轨和异端行为，扩大了全体人民的自由——体现的也是这样的一种“碎片观”。拉塞尔的这一碎片的幽光，未必能够烛照美国自由建构历程的全貌，却也映射出美国历史中曾经鲜活生活过的人——那些曾经的异端和反常者——对于拓展今天的自由权利所发生过的作用。曾经的贱民们的“法外”享乐，成为今天公民们的日常生活权利，这个故事——即使对之还有着另外的解读和阐释——还是值得今天的读者去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