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Ivo?Andri?）讲过一个古老的巴尔干传说 ：英雄马尔科亲王（Kraljevi??Marko）与一个土耳其大力士作战，经过一整天的搏斗终于把对手杀死。这时，沉睡在土耳其人心口的一条蛇苏醒过来，它对马尔科说 ：“你很幸运，我在你们打斗时睡着了。”英雄不禁悲叹 ：“我胜之不武，那个被杀的人其实比我强啊！”安德里奇对此的评论耐人寻味 ：20 世纪的胜利者是不会被这种故事感动的，他们坚信“胜利”与“强大”乃是同义词。

如果我们也信奉这套当代世界的价值体系，并且用它审视过往历史，那么不难断言 ：20 世纪 40 年代发生在德国的那场针对纳粹政权的“内部抵抗运动”，乃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抵抗者们遵循的是腓特烈二世和俾斯麦时代的行事原则，他们在责任意识和道德感之间徒劳地寻找平衡点，不仅为敌人，也为自己的战友和同路人质疑攻讦 ；他们不懂得操控舆论和大规模洗脑，驾驭不了复杂的人力和资源动员机器，无法向国人作出慷慨的经济及政治承诺；而他们的对手恰恰是最擅长组织这些“先进”和“现代化”的手段的。于是，抵抗者被轻轻松松缴械，送上代表“公意”的“人民法庭”受审，随后成批押入普勒岑湖监狱的绞刑室。只是因为那个盛极一时的政权在几个月后被另一批拥有更先进、更现代化武器的国家所摧毁，人们才勉为其难地记起那些抵抗人士，称他们为“殉道者”。而 20 世纪殉道者的待遇甚至远远比不上同样被“公意”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后者好歹还留下了一篇申辩辞。

仅仅用物质力量的强大是无法估量抵抗运动的历史意义的。如果说纳粹党的崛起是第二帝国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凡尔赛和平”的政治后果以及希特勒个人蛊惑力化合而成的结果，那么“德国抵抗运动”这个笼统的概念同样是由三个群体、三种思想渊源乃至它们所包含的道德哲学共同构成的。军人和文官抵抗者代表对 18 世纪道德的反思，普鲁士—德意志历史中根深蒂固的对最高统帅和国家领导人的无条件服从开始被扬弃，并以刺杀希特勒这种公开的决裂作为结果。法学家和宗教界抵抗者代表对 19 世纪道德的反思，昔日以形式法条消解法律道德内涵的做法以及宗教界视信仰为私域、拒绝置喙现实事务的传统开始受到质疑，律师与牧师也站到了武装反抗者的队伍中。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以“青年运动”为先声的知识界抵抗者则是 20 世纪新道德的代表，对技术中心主义和物欲至上论的抵制以及对市民社会和代议制政体失败的思考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以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方式为新德国寻求根基。1944 年时的德国没有为这三种力量留下生存空间，但种子保留了下来 ；从广义上说，整个战后世界都是其受惠者。

将军与市长：与 18 世纪决裂

作为抵抗运动中军人和文官集团的领袖，前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大将与莱比锡市长戈德勒博士可被视为旧普鲁士王国两大支柱的化身 ：当腓特烈大帝在 18 世纪为现代德意志国家设计内核时，以服从为准绳的军官团和忠于本职的职业官僚就是其中的基干力量。这两个群体在 1871年曾被俾斯麦用来支撑霍亨佐伦王朝的第二帝国 ；1918 年的耻辱性战败后，又是军人和官僚一同平息了极左派的红色革命与极右派的“卡普政变”，创造出魏玛共和国这个全新的共和政权，德国才勉强走出战败的废墟，重新在欧洲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将军与市长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刻 ：当前二等兵希特勒乘着大萧条的东风，以民众支持和有效的基层组织为工具，通过议会选举这一合法途径对魏玛共和国发起冲击时，他们选择了沉默。这场“市民战胜士兵”的革命把曾经的支柱变成了配角，军人与文官只好躲回他们 18 世纪的硬壳，把希特勒当成腓特烈二世和威廉皇帝的替代物加以侍奉。希特勒也曾给予他们回报 ：军官团得到了废除《凡尔赛和约》、再武装和对法国复仇的机会，文官们则在一个疆域大大拓展的“千年帝国”中如鱼得水，这足以使他们对排犹和特务统治保持沉默。

但服从不等于盲信。当处决苏军政治委员的行动和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在东线频频出现，当希特勒无视军事学一般规律、以独断专行和异想天开的方式进行指挥，当意识形态的疯狂在深受纳粹党影响的青年军人和官员中频频出现时，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 18 世纪道德。

他们痛苦地承认 ：今时已非以往，仅仅坚守本职、不明是非地执行当政者的一切命令绝非爱国，而是无视民族的真正利益。他们开始尝试把国家拉回到正途 ：取代纳粹党组织的政治团体暗中建立，旨在暗杀希特勒本人的“闪光行动”和“瓦尔基里行动”也开始策划，并在 1944 年 7月 20 日达到顶峰。

不幸的是，这种抵抗几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刚刚挣脱 18 世纪道德的将军和市长们依然以古老的行事方式进行他们的事业。他们轻视宣传，与大众保持距离，甚至设想用某个家世显赫的立宪君主取代希特勒，回到魏玛共和的时代。英勇而幼稚的抵抗既未赢得民众的呼应，在盟军一方也得不到信任 ：贝克大将在“7·20 政变”失败的第二天自戕，戈德勒博士和另外几位军事首脑相继被绞死。

法学家与牧师：告别 19 世纪

汉斯·冯·多纳尼律师与他的内弟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牧师代表的是抵抗运动中的另外两个群体 ：法学家与牧师。国际法学者、律师和宪法学家曾把现代性特征和规范治理的原则注入 1871 年以后的德意志国家，他们是第二帝国时代崛起的新贵，也是短命的魏玛共和国的设计者。当基于形式民主及多党制的魏玛共和在 1935 年被“民族革命”终结之后，法学家们继续以其专业精神为纳粹政权服务。宗教学者和牧师则在极左与极右思潮的震荡中为国民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但他们恪守启蒙以来的戒律，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

多纳尼和朋霍费尔是他们的“19 世纪精神”最杰出的背叛者。多纳尼及其同志最早揭示了现代法学以形式规范取消法律的道德及政治内涵这一缺陷——倘若良法与恶法本质上不存在高低，有法与无法又有何差别？倘若“法”的状态仅仅是条文的起草、执行，或者基于数量对比的机械程序，它又怎么称得上反映了自然正当？纳粹政权以法的形式阉割法的精神的伎俩，在这种思考面前被彻底揭穿。希特勒以“人民法庭”架空现行司法体系、借国家安全名义遂行政治迫害的劣迹更令多纳尼深感愤慨，他加入了国防军谍报局首脑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和奥斯特上校的反纳粹集团，广泛搜集党卫队反犹活动和秘密屠杀的罪证，并为暗杀希特勒行动运送炸弹。

朋霍费尔的抉择则更加复杂。这位曾经的“认信教会”成员像每一个路德派教徒一样笃信上帝，但德国宗教界远离政治的传统使他们对纳粹党上台后的暴行齐齐噤声，唯恐僭越了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身位。然而毕竟没有哪个基督徒能回避上帝在此世的角色，当帮凶和义人间不存在中间道路时，把信仰弱化成个人选择和纯粹知识问题的做法已形同亵渎。温文尔雅的朋霍费尔自此走入他所言的“窄门”，他不仅为汉斯·绍尔兄妹的“白玫瑰”组织提供帮助，还曾亲自前往瑞士与英美情报人员接头，并把他的许多家族成员拉进这项可以说胜算甚小的抵抗事业。朋霍费尔在 1940 年本有机会出走美国，但他留了下来，直面自己对祖国的此世责任。

多纳尼与朋霍费尔都没有逃过“7·20 政变”后的恐怖报复。多纳尼在 1945 年 4 月 8 日就义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朋霍费尔则在第二天清晨与卡纳里斯、奥斯特一同牺牲在弗洛森堡。在他们身后，德国宗教界依旧为朋霍费尔在反纳粹运动中的角色争执不休，依旧有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鲁莽地插手无谓的世间事，这意味着朋霍费尔在其遗著《做门徒的代价》和《狱中书简》中的思考不仅没有过时，还需要以新的形式继续下去。

传统的新生：“青年运动”的遗产

如果说前两个抵抗集团对应的主要是历史要素，那么“青年运动”反映的便是寻找 20 世纪新德国精神的努力。这场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化运动直接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破产和魏玛共和国市民社会的涣散，它的口号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载体则是 1921 年成立的“全德青年团体联合会”和成员超过 500 万人的各种社团。年轻人读尼采的哲学、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歌，登山、野营，演出民族音乐和戏剧，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以及青年之间的兄弟情谊，希望以此改变令人沮丧的现实。当纳粹政权以国家控制的“希特勒青年团”对这股力量进行管制和引导时，各种青年团体依然活跃于地下，以隐蔽的方式传承下来。

“青年运动”不同于德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些思想传统，它的浪漫派色彩和行动主义理论更多地强调个体性，因之一度与崛起于草根的纳粹党纠缠在一起，共同反对高傲保守的军官团和容克贵族。但在纳粹的褐色浪潮转变成专制和反人性的力量之后，“青年运动”转而向历史寻求答案，成为清廉、尚武、爱国等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1944 年 7月 20 日试图炸死希特勒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正是“青年运动”的精神领袖、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的最后几位弟子之一，军人家族的荣誉、英勇果敢的贵族道德和热爱真理的品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同样受到“青年运动”影响的还有大学生汉斯·绍尔兄妹领导的“白玫瑰”组织，他们在 1942 年就提出了战后德国全民反思的基本问题 ：希特勒的崛起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知识精英应当为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背叛和助纣为虐承担责任。“白玫瑰”组织印发的传单提出了“反抗暴政”、“信仰自由”、“重建德国”的口号，在 1943 年被捕牺牲前起草的最后一份传单中，全德国所有的生者都听到了这样的呐喊 ：“德意志民族正看着我们，期待着我们像 1813 年挫败拿破仑一样，在 1943 年的今天，以我们的精神力量来挫败纳粹主义的恐怖政权。”对传统的重新发现和维护，佐证了大历史学家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中的颂扬：“在德国军队里、在德国人民中间，依然有一种力量不愿意像哈巴狗那样地屈服，而是具有殉道者的勇气。”

作为 20 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世界史事件之一，纳粹暴政给人最大的冲击不仅在于其行为之残忍、道德之卑劣，更在于它的目标和手段都是如此的现代化。德国军需部长施佩尔在纽伦堡审判时曾说，倘无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达，“希特勒神话”绝不可能造就。人们为这种现代化的幻象所魅，丧失了对基本底线的护持。恰在此时，有三种力量以宏大悲剧的形式呈现在历史舞台上，整个欧洲在它们光荣毁灭的火光中警醒，开始重新审视一度沾沾自喜的“进步”。如同歌德在《众神明》中所言的：“唯有人才能做到不可能之事。他在识别，他在选择，他在判断。”

所有参与抵抗运动的人都不曾指望留下“义人”的美名。“7·20 政变”后就义的冯·维茨勒本元帅曾经断言 ：“历史除了会记录我们曾拒绝为那位正处在最辉煌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服务外，其余便再没有什么了。”朋霍费尔更是认定，精神的生命只有在肉体的死亡中才能得到保全。然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 ：24），抵抗运动的遗产也是如此。

（本文编辑 刘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