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对中国改革来说，若要问哪一位外国经济学家最值得铭记，那无疑非雅诺什·科尔奈莫属了。就在中国刚刚从“文革”的大灾难中脱身出来，已经认识到必须改革，却对改革什么和如何改革还茫无头绪，只好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去探路的时候，科尔奈在1980年出版了奠定他经济学学术地位的力作　《短缺经济学》。《短缺经济学》对集中计划经济及其变体“市场社会主义”所做的深刻分析，引起了世界经济学界的震动。1985年《短缺经济学》的中文译稿本一问世，就在中国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中掀起了“科尔奈热”。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短缺经济”、“扩张冲动”、“父爱主义”、“投资饥渴”、“软预算约束”等概念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儿。这本书也成为在中国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主要的参考文献。

继　《短缺经济学》　中文版在1986年正式出版以后，他的其他重要著作的中文版也陆续出版。此外，中国读者还可以从报刊上读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科尔奈本人应邀在参加“巴山轮会议”以后，还多次访问中国。在1999年、2005年的访问中，他不仅介绍了改革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还对中国改革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科尔奈的所有这些著作和言论都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改革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分。

但是，还有一件事堪称美中不足。这就是科尔奈著作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本，即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思想的力量》的中文版还没有能够与内地的广大读者见面。

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科尔奈著作是《短缺经济学》。如同我们知道的，科尔奈对这本书并不完全满意，原因是囿于当时匈牙利的社会政治环境，只好进行“自我审查”，避开那些涉及苏东关系的苏联基本制度的若干“敏感问题”。

苏东剧变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新的形势下，科尔奈用《社会主义体制》　一书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透彻分析，弥补了《短缺经济学》的不足。

然而，《社会主义体制》　虽然向读者全面呈现了科尔奈分析社会主义体制时取得的学术成果，但是它并未回答这样卓越的学术成果从何而来：是什么力量推动科尔奈付出艰辛的努力，不畏艰险地攀登学术的高峰？所以，这本科尔奈称之为“另类自传”的书，不但讲述了他在何时发表哪些著述和言论，而且从主观的角度“解释在某时我为何有某种想法，哪些因素影响我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以及后来我的想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在这种求索后面的推动力量，则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对于真知的追求。或如科尔奈在这本自传中所说：“我这一生中，从来不曾为名利奔波，穷尽一生努力追求的，唯有深刻的思想。”诚如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为《思想的力量》繁体字版所写的推荐语指出的，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探讨科学创造的道德标准和心理过程的专著”。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家应当怎样为真理、为人民的福祉而奋斗。

我和科尔奈教授相识相知始于1981年。那年夏天，国际经济学　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在雅典举行“相对价格的圆桌会议”，我被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席于光远教授派往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科尔奈和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经济学　会　主　席　哈　恰　图　罗　夫（V.R.Khatachurov）院士在短缺的制度根源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哈恰图罗夫认为，从长期来看，计划体制下并不存在系统性的短缺。而我认同科尔奈的观点，并以中国为例，说明了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系统性的短缺。会后我们促膝长谈，结成了延续三十多年的友谊。我在与科尔奈教授的交往中受益良多。我想和他接触的人都会与我有共同的感受。通过《思想的力量》的出版发行，更广大的读者，不论是同意科尔奈的人还是不同意这些结论的人，有望和我们一样，能够分享科尔奈的思想成果。它将是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一大幸事。

（本文系作者为　《思想的力量》中文版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