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专访】从山东画报出版社策划出版《老照片》开启读图时代，到三联书店《我们仨》销量突破70万册仍旧不断创下新高，再到担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主抓这家人文美术大社的出版工作，汪家明一路走来，作品颇丰，他对人文美术作品如此钟爱，是有各种原因的，其中也有“形势所迫”。本文跟读者分享一位人文美术作品出版人从对图片的痴迷、对人文的偏好，到将爱好转化为实践，并在实践中收获颇丰的出版故事，为有意做好人文美术出版的人提供思路。

汪家明 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长

百道网：汪社长您好，从您最早在山东画报社、后来进入三联书店，以及现在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您一直延续了人文美术类作品的出版脉络，为什么您对人文美术作品情有独钟？

汪家明：我对人文美术类作品感兴趣，首先还是源自对人文感兴趣，其次才是对美术感兴趣。简单地说，就是两个爱好合在一起。我从小第一爱好就是美术，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当然对绘画从来没有放弃。

这么多年来，我花钱购买的最多、投入最大的还是人文美术类图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图文书。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做的《老照片》等就是此类书。要说情有独钟可能谈不上，主要是当时对人文和美术结合起来的书的探索出版受到了市场的极大欢迎。

我最早做的就是人文加摄影图片的书。这跟我从小就喜欢收集老照片有关，祖上的照片我都有收集，后来翻拍放大，做成老照片，我姊妹几个每家一套，都镶了镜框挂在墙上。这也跟我的家庭有关，我父亲喜欢书画，哥哥是画家，我自己从小也爱好绘画。早年，我还收藏契诃夫、高尔基、鲁迅珍贵的老照片，都当宝贝一样爱不释手。

当年我开始做《老照片》，除了跟我对人文、美术和历史的爱好有关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当年我们成立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时候，出的第一套大书就是《图片中国百年史》，这套书不是以图片为主的，当时搜集 6000多幅照片只用了2700多幅，我发现，剩下的很多照片都非常经典和珍贵，有好多老照片背后有很多故事，这些照片闲置不用就等于浪费了。最后就构思了用故事来阐述的《老照片》。

其实我做人文美术类作品，还跟中国人的阅读兴趣点和发展有关。过去中国人读图的资料很少，像《人民画报》那样的刊物很珍贵，一般人买不起，《连环画报》也只是少数人的爱好。《老照片》的出现，让人们发现，图片的阅读像魔鬼般一下子就出来了，再加上其他的图像，很快读图就普及了。后来三联书店出的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引进的《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等，都买到好几万册，甚至十几万册。《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200多元钱一本都能卖到几万册，可见人们读图的新习惯、新需求产生了。可以说，做人文美术类图书也是顺应了历史的需求或者说阅读潮流。

作为一个出版人，出版了人文美术图类书引起了读者和市场的关注，就慢慢培养了我对这方面图书的关注。之前我也策划并责编了图文书《花间十六声》，通过图像的细节来解读很多事情，我们叫“细节阅读”系列书，已经印了几万册，直到现在还在加印。

现在，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得读图更变得更方便和随意。《老照片》出版于1996年，在那个年代读图还是不容易的，像梁思成、林徽因年轻时候的照片，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照片，都让人非常震撼，看照片都能让人眼界大开。

百道网：人们对图像的喜爱是自古就有的，于是会有雕刻、绘画、摄影等的出现，在您看来，读图的吸引力和乐趣在哪里？

汪家明：人们喜欢读图，跟图文的属性有关系。图片和文字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图是不确定性的，文是确定性的，说一个人漂亮，那就是固定性的，但是拍一张照片，就会有更多的解读，有人认为不是漂亮，是高雅，或者朴素，或者其他。每个人看一个图像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图像就有了更大的信息量，而文字的信息量却基本上被固定了。这是人们喜欢读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片有这样的特征，出版物的图片又不一样，出版物的图片可以改变你的视觉关注点。比如一张人物照片，在出版的时候，只截取了脸部两只眼睛部位，这就改变了读者的视觉关注点，传递的感觉和效果更震撼。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陈万雄编的图文书《国宝》，图片选取就太精彩了。《国宝》讲故宫里的100件文物，有一件是黄杨木的笔筒，在不大的笔筒上雕刻着山水、人物。出版时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放大几十倍，这就看出中国古代文物雕刻的精湛水平。这说明，图片的出版改变了我们的视觉关注点，让我们看到更精彩的所在。这就是读图和读文字的区别，也是读图的吸引力和乐趣所在。

百道网：现在出版人文美术类作品的出版机构非常多，似乎人人都可以做图文书，在您看来人文美术类图书出版的门槛高不高？要提高人文美术类图书的出版门槛，获取独家的照片素材非常重要吗？

汪家明：人文美术类图书出版的门槛说高也谈不上高，现在到处都能找到这类书。图文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扫荡式的”图文书阶段，一大堆的图片放到书里供人欣赏；后通过十几年的变化，就有了讲究，对图片的筛选和配文也就有了更多讲究。这有出版机构方面的原因，也有读者阅读选择方面的原因。

做图文书获取独家的照片素材当然重要，比如《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这本书的图片就是独家的，作者本身没想着要出版，是我发现这个选题尔后成书。独家的图片素材可遇不可求，不像有些图文书是作者写好为了出版的，本身有头绪，但是独家的出版资料，尤其是当初作者并不是为了出版而保留下来的，就特别考验编辑眼光，如何把个人的东西变成公众的，把一堆资料变成有头绪有结构有主题的出版物，编辑的桥梁作用非常重要。

百道网：您对图像的痴迷和您对做人文美术类图书的感觉，使得您成为一个图像爱好者和收藏家，您收藏图片的方式和渠道有哪些？

汪家明：收藏图片的途径有很多，系统起来也很难讲。

有的是我自己的藏书，我单独剪下来，粘贴起来，作为单独的艺术品保留，保留到现在。对此，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所以后来就出版了《难忘的书与插图》，其中有很多是我小时候收集的插图。我收藏这些插图，实际上就和人文结合在一起，读了这书，也会喜欢插图，欣赏了插图，也会喜欢这书，图文不可分，人文和美术就是结合在一起。

我也会因为喜欢其中的插图而买一本书。有一年中央电视台采访我淘书的生活，我在潘家园看到一本丢勒大八开印刷的铜版画，一共10幅，单张的。这是1955年德国根据原版印刷的，珂罗版印刷。我问摊主多少钱，摊主说10块钱，我欣喜若狂二话没说就付钱买走了。如果正常的话，1000块钱都值。这样的收获让人惊喜。我给摊主留了名片，跟他说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可以联系我。找到自己喜欢的书和图片，最关键还是有心、善于发现。

画报上喜欢的图片，我也会收集下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我把我喜欢的插图和封面收集起来。2011年，我利用手头收集的图片出版了一本书《2011年外国封面226帧》。

百道网：非常有心的您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自己喜欢的图片并珍藏起来，您的藏品跟您的编著工作与编辑工作有很大的关联吗？您在人文美术类图书的出版工作中注重什么？

汪家明：我对图片的收藏爱好对编辑工作太有用了。可以说，所有的爱好对出版都有用，我的爱好与出版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使得我对装帧设计很重视。

第一是注重设计得“合适”，包括开本的选择、定价的确定。比如说，170x228的开本就很有讲究，介于画册与图书之间，单纯的画册读者更多的是看看不会买，但是这种开本就能吸引喜欢文字书的人购买。喜欢图像的，一看里面如此多的图像也会感兴趣。第二是注重设计得“对不对”，设计得对了，摆在书店里，读者会驻足翻阅；设计得不对，读者会以为和自己无关，连看都不会看。然而，是否“合适”，做得“对不对”，其实都没有确切的标准，是对喜欢美术、喜欢图像的一种感觉，最终你是爱书。爱书人会想到，如此好的内容做砸了就可惜了。范用先生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一本好稿子变成一本漂亮的书。在我看来，漂亮的书含义很丰富，不一定很贵重才漂亮，有时候很朴素也很漂亮。

百道网：在做书方面，范用先生对您的影响大吗？

汪家明：在做书方面，范用对我影响很大，我写过好几篇文章谈范用做书，包括做书衣，谈他对广告的看法，范用先生很重视装帧设计。他从小喜欢美术，之所以后来他设计的那么多封面作品影响巨大，那么有书卷气，都和他懂美术、爱好美术有关。

范用先生13岁时买的麦绥莱勒的4本小画册，直到他87岁去世，70多年来都保护得好好的。他收集的很多图文书的图片都用到他的设计中去了。范用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儿女对我说：“你和我父亲一样喜爱美术类图书，请你从他的美术类藏书中选几本留作纪念吧。”我很感动，选了几本，其中《死魂灵百图》是鲁迅主持编印的。在这本书的扉页上，范用先生写满了字，大意是：这是1936年出的一本书，印得特别好，但是太贵买不起。1946年在上海一个书摊上发现了，那时候还是没有钱，就把吃饭的钱省下来买了这本书。鲁迅先生在序言中提到，请吴朗西先生帮忙打理印制的事情，特表示感谢。20世纪80年代，范用找到吴朗西，请他在封面上签了个名。现在这本书送给我了。

凡是爱书人，尤其做出版的，没有不喜欢图像的。鲁迅从小喜欢《山海经》里面的图片，喜欢碑帖，还有版画，中国新版画运动就是鲁迅倡导的。鲁迅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编美术类的书，其他的都顾不上。《阿长与山海经》这篇名作，就是因为喜欢《山海经》，那些一只眼睛八条腿的怪物，在鲁迅看来都是有极大魅力的。

百道网： 您研究人文美术类图书、出版人文美术类图书这么多年来，您认为，从选题策划到内容组稿到装帧等，与一般图书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汪家明：所谓图文书，就是图文并茂的书。实际上图像是世界上更早出现、更自然存在的，文字是后来才出现的，文字有文字之美，把图像给抽象了，让人们在读文字的时候再还原成图像，我们读文字的时候大脑里有图像出现，图文是互相呼应的。但是文字的缺点就是固定了，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了，但实际上远非如此。这更显得图像是很了不起的、意味无穷的东西。

图文书很多出版社都在做，但是也还有不少大的出版社仍旧不会做图文书，图文摆放得不舒服，甚至以图害文，文字内容被图片割裂得支离破碎，等等。以至于后来有一段时间我都撰文反对这种图文书，呼吁干脆把图集中起来放。

董总（董秀玉）做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时，图片很多，一开始设计，是要做成图文书。董总认为，做成图文书就割裂了内容的连续性了，最后设计成照片分成几部分，作为插页放在书里。这本书的文字太棒了，不能让图片把文字打断。当时我跟董总觉得这书能卖10万册，我们首印3万册，估价是25元，后来我认为既然能卖10万册，就可以按照10万册定价，后来定价为18.8元。当时“非典”刚刚结束，全国没有畅销书、热点书，《我们仨》一上市就热起来，3万册发了一周就发完了。后来这书卖到了70多万册，除了内容好以外，跟如何做这书也有很大的关系。

图文书要做好，图和文要做到都好，才是真正的图文并茂。最可惜的是，很好的图、很好的文，结果被做坏了。我们为什么能做好？《山东画报》就是图文的。过去画报的文字很少很简单，《山东画报》1985年搞改革，是全国画报中文字最多的画报，当时做的《李白在山东》用了1万多字。可以说，我们早就锻炼了图文的搭配、关系，如何互相映衬。

还有几米的绘本，图片画得很美，文字配得也很好，充满人文气息，给人很好的视觉感受，也表达了现代人的一些感受。几米最早的大陆版是三联做的。绘本也是图文书的一种类型。

百道网：您做的《老照片》系列图文丛书，被认为引领出版界走入读图时代。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其间都有哪些故事？

汪家明：对这个评价还是很得意的。《老照片》必须火爆，才能引动出版界进入读图时代。

我们1996年12月出的《老照片》第一辑，印了1万册。我带了一些样书到北京来请一些这方面高水准的人士看看，有万圣书园的刘苏里和甘琦，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的总经理杨进。大家都很喜欢，刘苏里问我们印了多少册，我告诉他印了一万，他说再印一万没问题。后来他也说自己估计不足，第二辑印了十几万，第三辑一下子印了30万。当时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影响。

我们做图文书、包括后来做《老照片》可以说是“形势所迫”。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定位是摄影技法类出版社。那时出版社的分工很严格的，不能越界，所以报选题方向都是以照片为主的。当时纯照片类的书市场上不太认可，销量不好。再加上我对文字的爱好，所以一开始策划的都是图文书。在《老照片》之前，还策划了一套《名人照相簿》丛书，有冰心、巴金、弘一法师、苏曼殊、杨振宁等的传记，我们设计得突出照片。冰心的30多幅照片、弘一法师的40多幅照片都用上了。弘一法师的照片很吸引人，比如他打着伞在前面走的背影，还有他逝世以后躺在床上的照片：一张平板床，一双草鞋，其他什么都没有，非常感人。

后来《老照片》第一辑，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讲弘一法师去世的那张照片。当时图片比较多的书还很少，我们策划《老照片》时是照着《读书》杂志的样式做的，除了图文搭配以外，开本、内文、设计等和当时的《读书》是一样的。第一辑出了之后，在北京开了小范围座谈会，沈昌文、李辉先生都去了。沈先生说：“这是照片里的《读书》。”1999年，《出版广角》杂志在建国50周年的时候评了50个出版人、50本书。50个出版人的5个分类中，我被评为十大青年才俊之一。《老照片》也被评为影响共和国的50本书之一。

其实图文时代的到来有技术原因，这点很少被人提及。《老照片》之前只要出版带有图片的书，图片只能印在铜版纸上，其他的纸印刷出来效果特别差。这样往往是照片用铜版纸集中放，文字用书写纸，图文是分开的。《山东画报》为了降低成本，多次尝试彩色图片用铜版纸印刷，黑白图片用胶版纸印刷。黑白照片过去一直是凹印，凹印因为有污染，国家不允许。可是试了多次胶印，效果都不理想。经过与印刷厂的师傅反复试验，最后终于研究出了如何在胶版纸上印好照片。这样，就可以用便宜的胶版纸既印文字，又印照片了，图文可以合一了，书的价格也便宜。于是才有了《老照片》出版的物质条件。所以说，也是技术的原因造成图文时代开始，印刷技术引发了图片可以很便宜地印刷出来给读者看，图片也可以很漂亮地印刷。做图文书跟印刷的关系很大。

百道网：自从开启了出版物的读图时代以来，您认为，人文美术类图书作品的演变经历了几个阶段？

汪家明：图文书的初级阶段。自从《老照片》出现以后，图片类的东西像魔鬼一样突然就钻出来了，浩如烟海。那时候的人们热衷读图，文字不重要了。比如，当时的《红镜头》、《知青老照片》、《军事老照片》、《黑镜头》等，以图片为主，爆炸性地出现了。我现在能找到的就是《知青老照片》，印刷得像是200多年前的书，里面的图片很破旧，有些很不清楚，但是还是有人买，读者要求不高。这是图文书的初级阶段。

到了第二个阶段，图文书的做法更加精细，图文类的越来越多。江苏美术出版社做过《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照片多，文字少。再有就是《老房子》系列，这一系列基本上也都是图片的。江苏美术出版社真正做图文书还是从《老城市》系列开始，这是下了功夫的，每一个城市找一个名作家来写，比如杭州是李杭育，西安是贾平凹等等。把城市的老照片配上作家的文字感受。这就意味着开始进入了严格认真做图文书的时代。这些题材光有图或者光有文是不充分的，图文配合才能给读者一个完整的老城市印象，出版社倾力打造这类书也是市场需要。

再后来，图像开始第二次泛滥了，到处都可以看到图像。过去，几张老插图我都是反复欣赏，现在好东西应接不暇，一度有吃撑了的感觉。这时候，读者对图文书的需求没有特别强烈，出版社仍旧在做，但是觉得没必要一定要做。那段时间我写文章倡导做几本干干净净的文字书也不错。当时因为图像泛滥，有好多图文书都是粗制滥造的。有些书做得形式上很吸引人，有图有文，但是仔细一看图文搭配一塌糊涂，内容不怎么样或者图文搭配不好。

现在这种图像泛滥的现象也逐渐消失了，进入比较平和的第三阶段，读图时代已经回归自然了。我认为，现在图文书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还是文字书和图片书占主流。各方面的技术发展和阅读载体的出现，也使得大家对图文书不是那么重视了。读者现在也在区分浅阅读和深阅读，深阅读读文字就可以了，浅阅读读图像，图文书介于两者之间，所以也很容易失去它的读者群。再者，其实现在一切载体基本上都是图文的，报纸是图文的，杂志是图文的，网络上也是图文的，图文搭配已经不算什么了。一切都被图文化了，就不重要了。

百道网：如今我们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各种图片充斥各种阅读载体，适合在数字产品上阅读的图文和适合在纸质出版物上阅读的图文效果还是不一样。您做传统出版这么多年，会排斥将人文美术作品做成电子书吗？近期会有这方面的计划吗？

汪家明：在电子出版上，我一点都不排斥。这是自然发展的过程。就好比，一开始连纸质印刷都没有，都是刻版画。后来有了纸张，有了出版物。现在又有了数字化载体和技术，于是出现数字产品、电子书，这也是很自然而然的过程。

图像的好处显而易见。通过手机、电脑、平板等可以看图像，而且可以放大，可以看局部，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画家观察细节之处。其实做成网络产品、电子产品，有好的内容才是根本。我认为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两条线是并行不悖的，尤其是人文美术书在变成电子书之后对纸质书的销售更是有好处，网友看到之后觉得不过瘾可以去买本书欣赏，感觉是不一样的。网络再好，是虚拟的，看得到摸不到，最后人们可能还是会选择出版物。虽然现在有电子相框，可以变换，可以调色等等，但是还是有人愿意做成纸质的用相框镶在墙上，就是这个道理。拍卖，再精美的电子图片也没法卖，人们买的还是原作，这就是原作的价值所在。这也体现了纸质出版物的价值和电子产品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渠道看图像，各取所需。出版也应该满足不同的需求，共同发展两条线。

简单说来，我对电子出版的评价是这样看的。就好比李鹏总理在任期间，倡导让大众用上便宜的汽车，可是没有多大效果，然而十多年后，突然汽车就普及了，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满大街都是。电子出版也是一样。现在出版界整天在喊，一直在烧钱，持续10多年了，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形成商业模式，不光中国，世界也是，包括最发达的美国。不过形成商业模式是早晚的事，我认为现在一做电子出版就想赚钱，也只是想想而已。我们人民美术出版社拥有如此大量的好的资源，第一步就是把数据库做起来，先采集、管理（如何编排、检索、尺寸），然后才是使用。我们现在就是做前两件事情，图文书早晚也会有电子出版。但是相比文字书来说，图文书做数据库、做数字出版，难度大一点，门槛更高一些。其实不管是传统出版还是电子出版，内容都掌握在出版机构的手里，没必要担心顾此失彼，反正最终都是出版社的，看如何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来共同促进。我们坚持做好传统出版的本行工作，但也不放弃新的手段和工具的采用，包括一些新媒体营销方式，我们微博和微信都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