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峰同志是我走上出版工作的引路人。

    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后经反复要求，组织上终于同意我到局资料室从事资料工作。我从1971年起即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1975年后我的阅读兴趣逐渐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领域。70年代末的上海市出版局资料室收藏有几乎完整的“文革”前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于是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系统的经济学阅读之旅。之后，我也尝试做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后在《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把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等多篇论文。这些文章引起了巢峰同志的注意。经过几次交谈，1980年巢峰同志将我借到上海辞书出版社从事《简明社会科学辞典》和《西方经济学名词解释》两部工具书的编辑工作，从此我走进了编辑出版这一神圣的殿堂。细细回想，在我的编辑出版生涯中，巢峰同志一直是我最重要的提携者。1981年，他约请我一起编写政治经济学普及读物；1984年，他指定我担任大型资料工具书《上海经济区工业概貌》的责任编辑，带领10多位青年同仁编辑出版这一30卷本的煌煌巨著；1993年，巢峰同志向组织上推荐我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接其社长、总编辑的职务；1995年、2003年、2009年又先后推荐我担任《辞海》编委、副主编和常务副主编，参与《辞海》第五版和第六版的修订审稿编辑出版工作，等等。可以这么说，我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迈出的每一步都得到了巢峰同志的关心和帮助；而巢峰同志的学问和出版实践更让我受益良多。

    巢峰同志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久负盛名，曾长期担任上海经济学会会长，如同当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才济济的上海经济学界推举一位学府之外的出版家担任领军人物，足以表明巢峰同志不凡的学术威望与理论功力。

    巢峰同志最重要的经济学论文，大多发表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年代。他以独立思考的理论勇气、敏锐犀利的学术洞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一文，针对理论界陈陈相因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大胆提出了“生产力中人与物的内在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生产关系的作用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在动力”的几近颠覆性的观点。

    “谈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巢峰同志比较重要的一篇经济学论文，是其1980年在上海经济学会年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摘要。那时我刚刚加入上海经济学会，出席了这次学术活动，巢峰同志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联系五六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受的两次大的破坏情况，探讨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要求，分析了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必然导致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乃至经济危机，甚至会出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变质的严重后果。基于此，巢峰同志提出了“国民经济既要制定生产计划，也要制定生活计划”，“不仅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还要合理安排好积累与消费各自内部的比例关系”，“实行体制改革，使公有制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对消费者负责”。在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尚处在拨乱反正的“阵痛”之中，巢峰同志就触及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实在是难能可贵。

    巢峰同志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中较早将消费列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学者，他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终点，生产必需在消费中完成”。因此，“消费是生产的目的，背离目的生产就会导致经济危机”。他还对物价改革、企业竞争、技术协作与经济联合等经济学界“烫手”的话题提出自己独到、独立的见解。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巢峰同志的论文大多只是发现问题，而少有对问题背后的原因及其机理的分析；但是，这些文章毕竟抓住了当时经济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掀起过激荡血肉的思想冲击，至今读来仍“余温”犹在。

    巢峰同志以其丰富的政治历练和厚实的经济学涵养投身中国的出版事业，他曾执掌过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样的大社名社。理论与实践的砥砺催生了他在出版研究领域的不凡建树，他是最早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出版研究的人，不仅率先提出了“出版经济学”的概念，还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中国出版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核心命题、主要范畴，如图书的商品属性命题，二元价值的背离与统一，出版行业的组织行为特征，图书市场竞争的基本态势和规律。毕路蓝缕，以启山林。如今，出版经济学在中国已得到学界的认可，巢峰同志开疆拓土的贡献不可轻估。

    改革是当代中国出版业的主潮，30年间大潮迭起，而巢峰同志总是挺立潮头，成为中国出版改革最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对于改革的终极目标，巢峰同志非常明晰，是实现两个效益的平衡、协调发展。对于长期困扰出版业的体制转型这一核心问题，他不仅有理论层面的深入思考，更有实践层面的大胆推动。他从战略管理、市场运营、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大处着眼，谋划布局，还具体设计了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方向、路径、步骤，强调关键是塑造市场主体，激活竞争，建立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估体系。他亲自主持领导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组织重造、流程变革、绩效评估等工作。他熟知当代国际出版业购并、重组的外在趋势与内在动力，认定规模化、集约化是中国出版改革步入市场化的重要方向，但必须以产业思路来推动集团化建设，处理好行政推动与经济推动、“大船”与“小船”、横向与纵向、综合与专业、主业与他业、规模与效益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与集团的关系。他深知中国出版改革的艰巨性，一是传统体制、观念的惯性难以短期突破，出版改革出现诸多方面的“二律背反”的“疑难杂症”；二是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人们的资讯生活、媒体消费发生了巨变，图书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正在发生倾斜。2005年，他还提出了中国出版业出现“膨胀性衰退”的命题，强调要通过出版改革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激起了业内热烈的讨论。

    巢峰同志是当代出版家中的“帅才”，主持过一系列重大的出版项目。他目光远大，帘卷天高，是《辞海》、《大辞海》这样的关系到全民族文化建设的大型文化工程的主持者之一，从1978年起至今，曾先后具体组织了四个版本《辞海》的修订编辑出版工作，在当代出版史上绝无仅有。他曾写过很多关于编辑出版《辞海》的文章，其中既有辞海的编纂方案、修订原则、稿件处理意见，也有工作报告、情况汇报，还有往事回忆，综合起来看，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极有价值的大型品牌工具书编纂实践的典型案例。令人敬佩的是，从他起草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夏征农和出版家罗竹风、巢峰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出版精神。1978年10月，国家决定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新版《辞海》。编纂新的《辞海》最困难的问题是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相继召开，新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已经提出，但贯彻落实这条路线的阻力还相当强大，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还没有结论。一个个疑难问题纷纷提到编辑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如何写，“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何写，领袖人物如何写，历史人物如何写，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苏修、美帝怎么写？等等。在得不到上级指导的情况下，在夏老、罗老的主持下，巢峰同志起草了这一文件，共八条三十九款，对上述这些疑难问题一一提出具体处理意见。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已不成为问题，在当时却要冒极大的风险，不少同志好心地规劝巢峰同志“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当巢峰同志把这一劝告告诉罗竹风同志时，罗老诙谐地说：“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这是何等可贵的出版精神啊。“八条三十九款”处处闪耀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值得我们这一代出版工作者认真汲取的宝贵财富。事后，国家出版局在《出版工作》上转发了这一意见，作为全国出版社处理书稿类似问题的基本准则。

    巢峰同志长期耕耘在辞书的编辑出版岗位上，还担任过中国辞书学会的会长，养成了严谨的学风和编风，树立了“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神，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品牌辞书，带出了一支高度负责、精益求精、咬文嚼字、辨微识疵的职业辞书编辑队伍。对于社会上一度刮起的私编滥制辞书之风，巢峰同志予以严厉的批评，他组织辞书界痛斥了“王同亿现象”，张扬了辞书出版人的浩然正气。巢峰同志在辞书界德高望重，但从不因循，相反，他脑子里不断爆出串串创新思维与创新项目。“鉴赏”本是针对典籍名篇的个体习得，是一种接受审美行为，鲜有专门辞书出版，但以巢峰同志为首的上海辞书出版社领导层经过调研，意识到这里有“标准化”的文史径路提示与“序列化”的知识储备，于是策划出版了《唐诗鉴赏词典》《宋词鉴赏词典》为代表的一系列“鉴赏词典”，至今已有近百种，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同时也取得了上好的市场业绩。

    我与巢峰同志交往也长，关切也深，他的品德与文章、思想与作风都是我所景仰的，每读他的文章，想起他的作为，都激发起我们这一辈人的“接力”意识。出版事业如高山，前辈们抵达的海拔，正是我们的起点。

(本文原载于：《出版忆往》，海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