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国语》为何被视为经学的边缘文献？

在两千多年的流传史上，《国语》又是如何上演一幕与经学的纠葛大剧？

通过梳理《国语》在经学史演变过程中各个重要关节点的不同境遇，本书完整展现《国语》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历程，清晰描绘出经学边界的历史变动，准确呈现经学历史的演变机理，以期把握经学史的发展脉络。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全书共二十一卷，分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事语，时间跨度自西周穆王至鲁悼公，大约五百年的时间，几乎囊括整个春秋时期的历史。无论是从地域分布看，还是从时间跨度看，《国语》作为记述先秦历史重要典籍的地位都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在经学史上，《国语》却属于边缘文献。《国语》在西汉前期并不属于经学序列，在司马迁将其与左丘明建立起模糊联系之后，《国语》就逐渐被两汉学者认定为《春秋外传》，与《左传》互为表里，并称“《春秋》内外传”。由此，《国语》因这一身份而开启了与经学分分合合的纠葛历程，时而被提升为《春秋外传》，俨然进入经学序列，成为经学文献；时而又受到高度质疑，被一些学者否定与左丘明的关系，割断其与《左传》的联系，将其清出经学序列。从西汉末年到20世纪前期，在这两千年的发展史中，《国语》一直处于这种与经学的纠葛中。从这个角度看，《国语》确属经学的边缘文献。当然，边缘文献亦有其独特价值。由边缘而反观整体，通过对边缘文献进行研究，经学的边界就更加明晰，而经学何以为经学也就自然得到廓清。在漫长的经学历史上，从两汉到魏晋，从隋唐到宋明，再到清代，直至晚清民国时期经学历史终结，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始终处于不断演变中。经学演变的秘密，或许就可以在经学边缘中探索。

一《国语》与经学

《国语》自先秦时期成书之后，始终处于历代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晋书·束皙传》记载，西晋武帝时，“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即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这表明作为魏襄王或安釐王墓中随葬书籍，《国语》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流传于世。至西汉初，贾谊在《新书》中大段引用《国语》文字，司马迁更是将《国语》作为撰写《史记》的重要参考文献。西汉末年，刘歆首倡《国语》为《春秋外传》之说，东汉许慎、应劭多处引用《国语》文字。东汉经师郑众、贾逵以及魏晋王肃、孙炎、虞翻、唐固、韦昭、孔晁等人都有注解《国语》专书。隋唐时期，《国语》在《隋书·经籍志》中被列入经部“春秋类”。但是，随后唐代刘知幾在《史通》中将《国语》定为史书，而啖助、赵匡、陆淳则开启了对《国语》的一系列质疑。受此影响，柳宗元作《非国语》，专门针对《国语》展开批评。宋明时期，在理学思潮主导下，朱熹等理学家都对《国语》有重估性的论述。清代考据学兴起，《国语》作为先秦古籍受到众多学者重视，汪远孙、王引之、董增龄等数十位学者都有专书论及。20世纪初，随着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国语》再次成为研究热点。总之，从历史上看，《国语》自先秦到20世纪，具有完整的研究链条。

在这段持续两千年的流传历史中，经学是《国语》学史演变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因子。在《国语·楚语上》中，楚庄王时的大夫申叔时在论述如何教育太子时说道：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在此，申叔时所说的《春秋》《诗》等典籍，是否与后世所说“六经”中同名文献相同，我们并不可知。其所言《语》与《国语》属何种关系，也不可知。但由此可以确定的是，《国语》一类的文献发源甚早，而且与经学类文献有着近似的用途。在这一不能当作证据却也与之有关系的早期材料之外，《国语》与经学产生联系还要等到司马迁对《国语》作者的认定之后。

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司马迁首次提及《国语》的作者问题，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同时又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对《国语》的判定使此书与左丘明及《左传》有了密切的关联。司马迁的论述并不充分，到了东汉时期，班彪、班固父子在司马迁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左丘明既作《左传》又作《国语》。因与《左传》作者相同的这种特殊关系，《国语》被两汉学者冠以《春秋外传》的别名，以与作为《春秋内传》的《左传》相携。由此，《国语》以《春秋外传》的身份成为古文经学的重要文献。

在经今古文之争愈演愈烈的东汉，《春秋外传》已经成为《国语》的专称，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直称《国语》为《外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大量引用《国语》而称“《春秋国语》曰”，这些都表明《国语》已经进入经学论述语境中。随着经今古文之争的形势消长，古文经学的声势越来越浩大，《国语》的《春秋外传》身份得到不断强化，并依赖魏晋时期涌现出的众多《国语》注解而变得更加牢固。在魏晋时期众多注解中，三国时韦昭的《国语解》是留存在世的最早的完整《国语》注本，他在《〈国语解〉叙》中就曾给予《国语》很高的评价。他说：“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国语》所载内容不仅有诸侯邦国的政治历史，还有嘉言善语的道德训诫，甚至阴阳律吕的形上天道。所以，韦昭评价《国语》称：“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在韦昭看来，《国语》立道周正、内容宏阔，已远非诸子之类可比，而应被纳入经学之列。

较之两汉时期，魏晋时期《国语》注本大量涌现。从统计数量来看，两汉时期仅有两种《国语》注本，而魏晋时期则达六种之多。由此看来，对《国语》“与经艺并陈”的评价并非韦昭独有，而应属于时人的普遍认知。因此，《国语》的经学定位在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得到确认。不过，《国语》的这一经学定位并不稳固，《春秋外传》的别名意味着其处于经学序列的边缘。

二 以《国语》观经学史

在《国语》学史上，尽管很多学者将其归入经学序列，但是持反对意见者亦众多。综观《国语》两千多年的流传史，针对其经学属性的正反两方面意见并存，并随时代演进而反复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某一时代，认为《国语》属经学的意见占主流；某一时代，反对意见又占主流。《国语》与经学的这种纠葛不仅反映出《国语》一书的境遇，还映射出整个经学史的演变脉络。

其实，早在西汉前期，《国语》就已经埋下了日后与经学纠葛的前缘。《国语》之所以能够与经学产生关联，最初的原因就是司马迁对《国语》作者的论述。在司马迁阐明己志的那段著名论述中，他列举了一系列圣贤人物即使遭遇困厄仍然发愤著作的例子：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其中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就成为后世学者认定《国语》为左丘明所作的重要论据。但是，司马迁的这一论述并未完全明确《国语》为左丘明所作，由此才会有后世学者认为《国语》为左丘氏所作而《左传》为左氏所作的奇思论点。

西晋傅玄、隋代刘炫已经开始否认左丘明作《国语》的两汉成说。虽然这只是各自时代的孤例，但是这一现象表明先前坚定的观念在松动，人们对《国语》的认知在变化。到唐代时，这一变化不再只是个案，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质疑《国语》的行列。唐初，刘知幾就在其影响深远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将《国语》单独划为史学著作一类，与《战国策》等书并列，清代浦起龙在注释《史通》时参以己意，更是直接冠之以“国别家”，由此有了后世《国语》乃国别史的论调。这一定位无疑是对《国语》经学文献的否定。唐代中期之后，随着疑经思潮的发展，《国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其中有今文经学的影响，也有新兴理学思潮的推动。《国语》因为与《左传》的密切关系，自然被归入古文经学行列，所以当啖助、赵匡、陆淳更倾向于《公羊传》《穀梁传》时，那对《国语》的批评就不可避免。而理学思潮的兴起，也使原有经学范式被抛弃。最终，在理学时代来临后，《国语》被剥离了经学身份，变得沉寂下来。从文献统计来看，《国语》在宋明两代被提及次数大大减少。不过，当清代考据学崛起后，《国语》又再次呈现复兴之势。但是，此时的《国语》在考据学“求其古”与“求其是”的研究张力下摇摆于经史之间。依照两汉学者的观点，《国语》应定为《春秋外传》。而在代表清代官方立场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四库馆员称将《国语》归入“春秋类”是“殊为不类”，并最终将其归为“杂史”。综观整个《国语》学史，《国语》在经史之间的这种摇摆反复发生，一直到20世纪经学时代结束、现代学术建立之后，争论才告一段落。

《国语》与经学的这种纠葛关系，使其成为整个经学发展史上的独特案例。在两汉确立主导地位之后，经学历经两千年的演化发展，其间经魏晋、隋唐、宋明、清代等数个阶段的变迁，每个时期都各具特色。从经目来看，“五经”、“九经”及“十三经”的逐渐递增是经学变迁的最鲜明表现。而从方法来看，章句之学、义疏之学，以及“六经注我”式的义理诠释和囊括音韵训诂文字的考据功夫，也是经学演变的重要表征。但是，从根本上看，经学的演化发展与各个时代的主导思潮密切相关，如两汉经学时代便与宋明理学时代的经学研究不同，而理学时代的经学研究与清代考据时代的经学研究又不同。此中差异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就是时代思潮的变革。因此，经学史的研究需要跳出经学史，将经学史置入时代思潮的发展中进行考量。当然，宏大的叙事或许会削弱研究的深度，时代思潮的总体叙述有时会疏于空阔。此时，《国语》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来观察时代思潮对经学史发展的影响。

历代对《国语》认知的变迁牵涉的并不仅仅是《国语》一书，而是整个经学史。时代思潮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历代学者对经学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又反映在对《国语》这一经学边缘文本的认知上。因此，经学的变革会即刻反映到《国语》的时代境遇中，而《国语》身份的变迁也不断昭示着经学边界的变动。《国语》的身份是如此特殊，这使它成为观察经学史演变的浮标。通过对《国语》历史定位变化、与经学时合时离的关系进行梳理，可窥见整个经学史演变发展的内在机理。一言以蔽之，从《国语》在各个时代的境遇变迁中，可以探知整个经学史演变的奥秘。

三 以经学观《国语》学史

在两千多年的《国语》学史上，《国语》与经学的关系一直是重要主题。自班固之后，《国语》就被明确为左丘明所作，并被视为与《左传》相携的另一重要著作。这一论断使《国语》在最初就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决定了《国语》研究几乎无法摆脱经学主题。后世研究者中，无论是赞同《国语》与左丘明及《左传》的关系，还是否定《国语》与二者的关系，其研究都属于经学研究的范畴。因此，对于本书来说，经学史的视角是贯穿《国语》学史研究的主要参照系，《国语》与经学的互动是主要关注内容，通过《国语》窥探经学史演化发展是主要研究目标。

《国语》与经学的互动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经学奠基时代、典范经学时代、理学经学时代和考据经学时代。经学奠基时代主要是经学经典文本的生成阶段，涵括秦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一时期，大量经学经典文本产生并定型，为接下来经学时代的开启奠定了文本基础。《国语》便是在这一阶段成书并逐渐流传开来。尽管《国语》在这一时期并未留下太多痕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结合出土文献来了解《国语》的大致编纂流传情况。典范经学时代主要是两汉魏晋时期直至初唐时期，这一阶段囊括了哲学史上的两汉经学时代，同时也包含了以玄学为新思潮的魏晋时期，以及编撰《五经正义》的初唐时期。在这段长达八百年之久的时期内，《国语》研究并没有呈现出阶段性差异，整体上符合两汉经学所奠定的典范经学范式。特别是在魏晋时期，在玄学思潮兴盛的同时，经学研究也并没有衰微，《十三经注疏》中有六部魏晋时期的注解便是明证，而《国语》研究高潮的出现也是表现之一。这一时期的《国语》注解数量甚至远超两汉，而其研究也延续了两汉经学范式。其实，经学史的发展阶段与哲学史往往并不同步，从哲学思想史上看，两汉魏晋南北朝至初唐哲学思潮频现，而从经学史上看，这一时期虽然也有变迁，但是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同质性特征，《国语》可为证明。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两汉魏晋初唐时期共同列入《国语》研究中的典范经学时代。

理学经学时代主要是中唐至宋明时期，较之哲学史中限定为宋明时期的理学时代时间范围更宽泛一些。之所以将中唐时期也一并纳入，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从理学角度看，理学思潮的开启一般都会追溯至唐代韩愈、李翱，而且隋唐佛教的发展对宋明理学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从经学角度看，隋唐经学虽然因《五经正义》而形成集先前经学之大成的态势，但是新的萌芽也在生长，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新学开启了新的经学研究，并深刻影响了宋代理学经学的发展。当然，更重要的是《国语》在这一时期的境遇完全不同于两汉魏晋，其遭遇的质疑与非驳倒是和在宋代的境遇相似，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唐和宋明在经学发展上具有同质性。因此，我们将中唐与宋明合在一起进行论述，统称为理学经学时代。考据时代主要是清代，对于以考据学为时代特征的清代学术来说，称清代为考据时代并无不妥。而且，清代的《国语》研究充分运用了各种考据学方法，集中展现了清代考据学的成就。20世纪初是开启现代学术的关键时期。现代学术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科学方法的运用，而这是与清代考据学精神一致的。而且，20世纪初，《国语》一度成为古史辨运动的核心关注点，古史辨运动中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与清代《国语》研究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国语》研究中的考据经学时代囊括了整个清代与民国时期。总而言之，经学奠基时代、典范经学时代、理学经学时代与考据经学时代是《国语》与经学互动史的发展阶段划分。这种分期不只是简单的《国语》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更是《国语》与经学的互动史变迁演化的反映。如果抛开经学史而只关注《国语》学史，那么这种发展分期或许就会面临商榷的可能。同理，如果舍弃《国语》而只谈经学史，那么这种经学分期同样会面临批评。但是，一旦将《国语》置入经学史演化脉络中，通过《国语》来观察经学史的变迁，通过经学视角来梳理《国语》学史的发展，那么经学奠基时代、典范经学时代、理学经学时代与考据经学时代的分期就会呈现《国语》与经学之间有趣的互动历程。

按照上述四个阶段的划分，本书将分为五章展开论述。

第一章主要从文献学上对《国语》进行考察，以厘清《国语》的基本问题。第一节主要考察《国语》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自两汉之后，对这一问题历来都有争议。《国语》本身并没有提供这些信息，而最早给出相关信息的司马迁也并没有完全明确，因此，历代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的根本原因是局限于传统作者观念，没有意识到先秦古书成书的复杂性。第二节主要辨析《国语》的文本结构。虽然《国语》成书复杂，但是其有着严谨的文本结构。一是具有明确的编纂主旨，即明德；二是内容所涉及的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其先后排列顺序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三是《国语》每章都是独立叙事，其结构是严谨的三段式叙事模式。

第二章主要论述《国语》在经学奠基时代的编纂和流传情况。第一节介绍《国语》的成书性质和编纂情况。先秦时期的史官保留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记言部分就成为诸国语书的重要来源。《国语》的编纂就是建立在数量众多的诸国语书基础之上，这也决定了其语书的性质。第二节叙述《国语》在先秦时期的流传。从出土文献看，先秦时期流传着大量的语类文献，《国语》的编纂即是基于此。《国语》成书之后，在流传过程中，仍然保持着早期文本的开放性，不断经历着编改和完善，这也是经学经典文本的一种重要生成模式。

第三章重点探讨《国语》研究在典范经学时代的开启和兴盛。第一节讨论《国语》在两汉时期的初始境况。汉初贾谊多次引用《国语》，而司马迁则在撰写《史记》时重点参考了《国语》，并首次给出了《国语》的基本信息。由此，随着古文经学特别是《左传》的崛起，《国语》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借由《春秋外传》的身份进入经学序列。第二节论述《国语》在汉魏时期的研究盛况以及在初唐时期的延续。东汉时期开始出现注解《国语》的专书，这一趋势到了魏晋时达到高潮，很多注解涌现出来。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援引《国语》来解经或者参与经学讨论。这些都昭示着《国语》在经学时代的研究盛况。

第四章主要讨论《国语》在理学经学时代遭到的质疑和被重估的境遇。第一节论述《国语》在中唐时期受到的质疑和非驳。随着唐代中期《春秋》新学的出现，新的解经范式开始萌芽。这一时期以柳宗元《非国语》的出现为表征，《国语》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第二节讲述《国语》在宋明时期面临重估的境遇。随着疑经思潮的发展，《国语》为左丘明所作的传统观点被否认，《国语》的外传标识也遭到了剥离。随着宋明时期经学范式的变革，《国语》在理学家们视野中的形象也面临着重估，这无疑是两宋经学变革的重要表征。

第五章重点论述《国语》研究在考据经学时代的复兴和革新。第一节讨论《国语》在清代的复兴。在经历了理学经学时代的质疑与重估之后，《国语》研究在考据时代迎来了复兴。复兴的重要表征就是大量研究著作的涌现，而且在“汉人近古”的观念下，许多学者表现出对两汉时期《国语》研究观点的认同。当然，一些学者也试图还原《国语》的历史原貌。第二节讨论《国语》在晚清及民国时期的研究情况。今文经学在清后期得到了复兴，经今古文之争再起波澜。晚清今文学家提出《国语》早出而《左传》晚出的论点，使得《国语》再次陷入纠缠不清的论点纷争中。20世纪初，现代学术体系逐渐建立，新的研究方法被运用于辨析《国语》《左传》关系问题，终结了今古文经学之间的论争。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