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的《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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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饭山知保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他主要从事的是10世纪到17世纪中国北方社会史的研究。曾发表过《金元时期北方社会演变与“先茔碑”的出现》《中国史研究》等多篇文章。这部《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是饭山知保对相关课题进行了多方研究后，最终撰写出的一部专著。

除绪论和结论外，这本书全书共分两大部分、十五个章节。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五章。在这一章中，作者分析讨论了至今为止各类相关研究中，为何始终单方面地将汉文化的同化力、先进性理解为金代华北地区女真人“汉化”的原因，以及金代华北地方社会中女真人的定位。

华北地区科举制度的实施贯穿了整个金代和蒙元王朝的后半期。在当时的史料中，有关“士子”和“士人”的记录随处可见。金国朝廷开设女真进士科后，学习儒学的女真人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与女真人的“汉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所谓“汉化”，指的是生活在中原地区之外的民族受到汉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影响后，出现的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在金代，多民族大范围杂居是华北社会的一大特征。以女真人为中心的北方民族集团逐渐向中原本土地区迁移之后，这些民族受到了新居住地周边的原住民，尤其是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汉人的影响，语言和习惯一点一点地被同化。紧接着，原本的兵农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度也开始变化和衰退了。

移居华北后，女真人的居住形态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猛安谋克的村寨、屯营所形成的“营垒”、与周边居民杂居的“散居”和暂居别处的“侨寓托宿”。其中，“散居”和“侨寓托宿”在史料中并不多见。只有少数资料披露，采取这两种居住形态的女真人里，有很多官员及其家属。例如在《汧阳述古编》中，有一个例子就涉及到了“侨寓托宿”。原文的主要内容是在描述金代蒲察道渊的入道经过，不过文中也提到，蒲察道渊原本居住在都市之中，后来因为亲人当官，带着他一起去了别处赴任。蒲察道渊痴迷道教经典，对迁居这件事既来之则安之，很快便完全融入了亲人就职的华北当地都市，“侨寓托宿”的日子过得优哉游哉。除此以外，在关汉卿的《新刊关目诈妮子调风月》中出现的洛阳千夫长若君，也展现了当时“散居”在都市中的女真人贵族的生活方式。

然而，虽然有一些被“汉化”的女真人安身在都市中，但更多的女真人则是以猛安谋克为单位，居住在了村寨和屯营里。猛安谋克是女真族的军事编制和社会组织的计量单位，最初人数多少没有固定。直到公元1114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才规定了以三百户为一个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在金代初期、正隆末年至大定初中期和遭受蒙古军队进攻后，女真人共经历了两次移居风潮和一次避难之旅。在抵达指定屯驻地的猛安谋克后，女真人开始在分配到的土地上修筑防御设施，并迅速将其变成了新的居住地。移居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耕作的主力还是女真人自己或他们家中的仆役。可很快，周边居民融入到了他们的生活中，或是作为佃户被雇佣，或是干脆成为女真人的佃农。在这一过程中，猛安谋克的土地逐渐消失在了日益增多的土地买卖中，女真人也变得越来越贫困。与之相反的是，女真人和周边居民中通婚的人却越来越多。此后，经济活动的变化融合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同化。蒙古军队入侵后，猛安谋克制度渐渐崩溃，直到金代末期，彻底变得有名无实了。

当然，外来者与当地人的接触不可能总是和平安稳的。在史料记载中，猛安谋克与周边居民常有纷争，而猛安谋克因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总是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在那时，女真人牧马的方式大多非常粗放。牧马与周边居民的农耕同时进行，猎民、牧民在民田放牧，马匹踩踏农田的情况时有出现，矛盾不可避免。可以说，猛安谋克村寨、屯营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和周边居民保持了交流，但由于生活在跟周围界限分明、相对封闭的屯驻地内，他们也不太能够简单、彻底地融入到周边地区中。

在迁徙到中原本土之初，女真人跟当地汉人语言不通、习惯不同，被视为异类。当时的屯营、村寨更多的是被当做单纯的屯驻地和军事据点。到了金熙宗统治后期至大定初年左右，金国朝野趋于稳定，移居后出生的新一代女真人长大成人，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第二代”女真人“汉化”程度更高，受汉民族王朝的影响也更深。在猛安谋克制度产生了动摇后，女真人走上了一条儒学之路。

正隆南征失败后，正值猛安谋克内部人口剧增之时。能够世袭的官位数量有限，无法保证所有子孙享有利益。且海陵朝以后，再没有发起过征服扩张的战争，也就没有新的土地和财产可以用来分配。女真人的生活不再稳定，他们所向往的安身立命的日子也渺然无踪。为了打破困局，大定十三年，即1173年，金王朝推行了仅面向女真人举办的“女真进士科”，并在全国各地成立女真国子学和女真府学、州学。后来，“女真进士科”改名为“策论进士科”，又增设了经义科和经童科。

对于大多数女真人来说，参加科举是他们唯一的立身手段。按照规定，即使最后无法进士及第，但只要进入了学校，就会受到一系列的优待，更别提还有薪俸可以领。甚至在泰和年间，每个学生还能分到六十亩土地。由此可见，研习儒学在他们看来，实在是一个利益最佳的选项。

女真儒士中自然也存在一些无视功名利禄，一心沉醉儒学知识本身的人。如乌林答爽和术虎邃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是，像他们这样“不食人间烟火”，不应科举、不愿入朝为官的人只是极少数。若非出身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较显赫的“贵人之家”，恐怕是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的。

女真人的应试之路不比汉人容易，每次策论科的及第者人数不过三十左右。即便如此，女真学和女真进士科的出现，依然为经济上已经陷入穷途末路的猛安谋克女真人提供了部分社会保障。征服战争终结后，女真社会的制度混乱动荡，族人的社会地位提升无门。女真人的儒化并非是因为某些条件的潜移默化导致出现的。事实上，这其实是他们为自己的将来和社会地位做出的一种战略选择。

金代的华北地区，女真儒士和华北原有士人并存。1211年，蒙古对金发动猛攻，猛安谋克制度初见崩溃。1234年，金国灭亡，猛安谋克制度彻底瓦解，金代女真社会秩序也宣告解体。蒙元时期，女真人更进一步融入到汉人群体中，女真儒士在失去了科举制度的支持后，也失去了他们特殊的地位，跟一般士人再无区别。

总体来说，科举制度在南方，一直承担着王朝与社会之间的纽带作用，是士人保持社会地位的重要依靠。但在华北地区却始终没能出现相似的情形。与南宋统治下的士人阶层相比较，金元时期中央政府对华北地区的士人的掌控力更强，在科举制度方面也演绎出了完全不同于南方社会的历史过程。当南方士人层正在成为社会领导层的同时，北方却逐渐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另一种士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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