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翠容:如果有偏袒,我偏向的是公义
作者:颜亮 时间:2012年06月20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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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巴勒斯坦城镇杰宁难民营受以军攻击过后,人们欢迎张翠容(前排中)的到访。
《中东现场》,张翠容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4月版,49.00元。
张翠容
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为中国内地以及港、台地区多份报章、杂志、电台报道国际事务。先后采访过柬埔寨红色高棉解除武装、东帝汶独立公投、科索沃危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最后岁月、拉丁美洲21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等重要事件。在中国内地出版有《拉丁美洲革命现场》《中东现场:解开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迷雾》。
6月2日,张翠容在方所做了一场名为“穿越阿拉伯革命的美丽与哀愁”的主题演讲,她此行的目的是为最近在内地出版的新书《中东现场:解开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迷雾》做推广。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中东只是一个问题,而不是现场。”在演讲中,张翠容提到。
正是对现场感的追求,促使张翠容最终选择辞去坐在写字楼中的“记者”身份,成为一个奔走在事件现场的“记者”。“报刊杂志上出现的那些报道,往往肤浅而片面,充满了意识形态,我厌倦了这样的报道,就想去看看现场究竟是怎样。”从1997年前往柬埔寨采访红色高棉开始,张翠容先后去过东帝汶、科索沃、阿富汗、拉丁美洲,再到中东,几乎每个国际热点地区,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在当天的演讲中,张翠容播放了有关中东的纪录片和大量照片。内容涉及到在当地的和平工作者、受以军攻击的巴勒斯坦人的自救,甚至还有一段埃及人在推翻穆巴拉克统治后拍摄的MV.“这些内容都是你们平时看不到的。”张翠容说,权力恐惧真相,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事实被不断地歪曲和遮蔽。
“我们人类本来是有同理心的,本来应该能感受到彼此的痛苦和快乐,但这种感觉慢慢麻木了。因为我们眼前只有自己的利益,由于无知,加上环境的不同让我们慢慢失去了人性。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彼此连接的,我们都有参与,当别人在受苦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帮凶。”张翠容说。
在演讲前,张翠容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由于时常出入战地,张翠容最让人担忧的是采访中的安危,我们就从“最危险的事情”开始聊起。
在那种处境下,根本没时间思考死亡
南方都市报:你遇到过最危险的是什么事情?
张翠容:1999年到东帝汶采访独立公投时。当时我的国际采访经验很不够,很多事情都是想象之外的。刚到那里,酒店全满,我受邀住在一东帝汶人的家里,当晚我们在吃饭,突然有人说印尼民兵来了,接待我的女孩子立刻就关了灯,然后我们就躲在桌子下面,大家拉着手。我当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女生对我说,不要动、不要呼吸太大声,如果民兵知道有人,他们就会冲进来杀人。幸好他们没发现我们,很快就走了。那一刻的感受真的非常害怕,后来我在一篇文章这样说,为什么我在采访路上能继续走下去,就是因为我曾经抓过那双冰冷、冒汗的手。
东帝汶的采访经验对我来讲实在是太深刻了,当时印尼已经在计划杀记者,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风险。
南都:面对这些情况、见过这么多死亡,你对死亡的态度有无改变?
张翠容:这让我更加了解了生命的脆弱。不过,即使不是跑战地,在和平的地方,我们也可能随时面临死亡,人生就是这样,过一天少一天。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2008年,我在委内瑞拉采访完总统查韦斯后,坐一架小型飞机离开时,遇上了暴风雨。飞机好像过山车一样快要掉下来,我们机上的人都开始写遗嘱了。我当时就想,原来我最终是因飞机意外死掉,而不是死在战场呢。我就问旁边的记者,这架飞机会掉到哪里?他说是加勒比海。听他说完,我觉得还挺浪漫,竟然最后的归宿是在加勒比海。但一想到自己刚刚采访查韦斯,稿子还没有写出来,又觉得心有不甘。但最后想想又觉得算了,人生短暂,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回想过去,一幕一幕的,最后觉得自己的人生其实没什么好后悔的,至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也可以安然面对死亡了。结果没有死,飞机安全降落,机上每个人拍手欢呼,互相拥抱。那一刻,我感到之后的人生都是赚回来的,必须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南都:感觉在战场每一天都会面临生死的考验?
张翠容:对。不过当你真正处于那种环境下,你根本就没时间去思考死亡。你看当地的人其实都非常安然,因为没办法改变。我在书里也讲了,伊拉克人真的是活在当下,让我非常感动,他们也不会跟你谈论死亡,他们非常热情,见面都是紧紧的拥抱,因为很可能这是最后一面,都非常珍惜当下的友谊。
南都: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张翠容:没有,从没有过。
想了解恐怖主义到底是什么
南都:当时你是怎么定下这个路线图的?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个时间点到中东去?
张翠容:我去中东,是想去了解恐怖主义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在讲恐怖主义,都在讲文明冲突,我就想深入这个恐怖主义之地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先去了埃及,那里是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之后又坐车去西奈半岛,然后坐船去约旦,再往巴以地区,第二年去了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等地。
南都:整个走下来花了多少时间?
张翠容:过去十年来,我差不多出入中东地区十多次。我经常跟别人讲,人一生一定要去一趟耶路撒冷,它的宗教气氛很不一样,还有,耶路撒冷体现的是人类最极端的感情,那里有恨有爱,要么非常恨、要么非常爱,你在那里可以看到所谓的恐怖分子,也可以看到很多世界各地的和平工作者,他们很多人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最后都被以军杀掉了。整个中东都是这样,有光明也有黑暗,人性的丑陋和光辉在那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东,有很多和平工作者。我在巴勒斯坦见到过一个日本人,他已经被以色列列入了黑名单,所以他从约旦进入耶路撒冷都要从南部的沙漠地带慢慢渗进去,当时他的腿受伤了。后来我在耶路撒冷再次见到他,他的腿已经肿得非常严重了。我就想,是什么原因可以让这个人忍受这么多的痛苦,为别的民族来受这样的罪?他第二天告诉我他约好了一个家庭,要住到那个人家去保护他们。这是和平工作者的工作之一,他们在不同家庭住下,相当于人肉盾牌,有坦克过来就去挡住坦克。他们这种行为真正是震撼了我,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在我之前的人生经验里,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我2005年就拍了一部纪录片,就是为他们拍的,我觉得他们这种爱应该得到表扬,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去看、去思考。
我不代表任何利益、媒体
南都: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对中东唯一的印象就是“混乱不堪”,除此之外,没有更多了解。中东人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呢?
张翠容:如果有一天真正和平了,不需要这么紧张了,可能他们会不习惯。我去了这么多次,看他们的报纸,头版都是你打我、我打你的图片,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立场看世界。在巴勒斯坦,报纸上都是以色列人打压他们的消息;跑到以色列,说的是“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他们要毁灭我们,要把我们赶出去”。
现在透过国际公民社会,有这么多和平工作者在当地,让民族之间互相沟通、接触,慢慢地穆斯林和犹太人里也开始共同成立一些和平组织。
但毕竟这些和平组织并不是社会的主流。我曾问过一个和平组织的以色列人,我说你们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情况还是这么差,你会不会想要放弃?他说不会,和平不是一朝一夕的,如果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和平,我们至少是播种的人。事实上,在中东,这种变化也在慢慢发生,只不过可能我们在报纸上看不到,因为媒体遵循的是血腥暴力,有些记者甚至期待冲突的新闻。
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去阅读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我强调我是独立的,因为我不代表任何利益、媒体,也就没有预设的立场,只有这样写出的报道,才能靠近真相。
南都:但从书中感觉你还是比较偏向穆斯林那边的。
张翠容:我不是偏向穆斯林。我跟他们没有利益关系,为什么要偏向他们呢?我跑到那边就是寻找事实真相,以色列依靠美国在中东地区是强势,穆斯林则处于弱势的地位。当然,一个记者不可能没有立场的,但我的立场是根据事实而形成的,再有自己的判断。如果说有偏袒,那我所偏向的是公义。
南都:像你这样的记者,在中东多吗?
张翠容:非常多。我们彼此之间也互相有联系。
南都: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像前不久就有记者在伊拉克被杀害,你们的处境是不是很危险?
张翠容:我真的很奇怪,一个记者的死能引起那么多国际报道,而当地人的死,最终就是一个数字,甚至不会出现在头版,也不会有人去研究死者的故事,这真是太不公平了。对某些战地记者而言,真是完完全全不能离开战场了,一离开战场,就觉得无聊,他们迷恋战场上那种紧张,只有战场才能维持他们的生命力。
南都:你是这样的吗?
张翠容:我在尽量避免这种心理状态。我不想这情况模糊了我的视线和原本工作的目的。我不想靠着别人的血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太不道德了,可是在战场上经常会有。
文学是一个苦难民族的心灵归宿
南都:这本书里引用了很多诗歌、圣经的内容,甚至还有一章是专门谈中东的文学。
张翠容:我重视文学,因为文学真实反映了感情。如果一个很轻松的地方,文学也是风花雪月的,很沉重的地方文学也会变得很沉重的。
文学是一个苦难民族的心灵归宿,我有朋友说阿拉伯的文学家过于愤怒,我说你真是太不明白了,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这个能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所以他们才会那么激动。他们真的是文以载道,你会感受到民族的重量,所以我透过他们的文学,更加了解苦难对他们的影响。
南都:他们的激动、愤怒,和常说的激进有什么区别?
张翠容:很不一样。我在巴勒斯坦访问,激进分子的思想很极端。巴勒斯坦的文学家同我谈到的,都是我意想不到的东西。我曾去采访一个巴勒斯坦的诗人,在采访时,他问我“Ilove you”怎么讲?他向我解释道,在他们的语言里面,爱已经失去了,他们充满着仇恨,爱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已经完全飞走了,他希望能从另外一种语言中寻回“爱”的意义。我当时听了以后很感动,这些人谈话真的是与众不同,哈马斯根本不会这样跟你说话,所以你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爱恨。
他们让你看到更广阔的人性的、人文的世界,就是阿拉伯的人文世界,是一种感情。你让一些人去表达他们的感情,他们表达不出来,很简单的语言,可是文学家可以用更深刻的语言去让你体会到他们这种感情。
南都:像你这样奔波工作,你觉得你会做多久?会一直做下去吗?
张翠容:一直做到我死。现在在香港,当记者好像只有年轻人才干,到一定年纪就应该去做主编了,这是因为华人太功利了,我觉得记者应该是经验越多越应该跑,现场就是我们的生命力。
当记者就是一生的,我希望我的报道帮助人们去更接近真相,这其实也是对权力的挑战,因为当权的人往往是最不喜欢真相的。
而新闻就是要让读者接近真相。就好像你在一个房间,开灯了,你会知道这个是灯,你会知道这是椅子,这个床我可以睡。但如果没有灯,你甚至都不知道房子里有什么?好像就是我们没有把握真相,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一定会犯很多错,最后我们都不知不觉变成了权力的共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记者就应该打破这个模式,要让大家都知道房间里有什么,你可以做什么,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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