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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在阅读大陆学者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和台湾学者王良卿的《改造的诞生》、思考历史上国民党治党困境等问题的时候,曾谈到1970年代意大利学者G.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当时我只是从治党困境的角度出发,关注该书中关于一党制的党如何解决自我辩护和自我肯定的难题的论述。作者认为,一元政体(monisticpolity)的合法性如果不能用行动来证明(比如它比多元政体[pluralisticsystem]做得更多、更好、更快),就要依赖面向社会的强制性的和垄断性的灌输体制,一党制国家才能取得成功。(第65-66页)其实,自我肯定的难题还可以追溯到政党的基本定义中。在西方学界的政党理论中,作为部分的政党是从词源到政党发生史的核心命题,萨托利即以此为该书第一章的题目。然后,如果存在作为整体的政党,会产生什么情况?第二章专门谈这个问题。非常辩证和深刻的问题是,一旦从部分变为整体,也就是说当只有一个政党的时候,政党在本质上就不存在了,萨托利在注释中分别引证了巴克、阿尔蒙德、里普森的观点来进行说明。走出约定俗成的语言惯例的控制,让政党成为政党,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回归常识。
类似这样针对具体命题的论述和辩驳书中所在多有,而且都很出色。例如,关于党内冲突和分歧是否能够取代政党之间的竞争?这个问题,他对迪韦尔热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一党制的政党内部竞争只是权力斗争,其结果不用去经受选举竞争和合法化的检验多党制的本质在于,政党领导人之间的对立是间接的,他们要通过争取选民而相互竞争,这必然产生影响深远的结果。他深刻地指出,政党竞争使政党只有在应对和支持被统治者的时候才能统治,而一党制政党则可以持久不变地统治,它所面对的难题是谁将统治党本身(第78页)。可以说,这里谈的正是治党与党治,这种区别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因为很多人容易像迪韦尔热那样走入以治党代替解决党治的思维误区。当然,客观来说他们很可能并非不知道迪韦尔热观点在理论上的误区,而是在实践语境中迫于无奈,不得不在迪韦尔热的一党多元主义那里寻找充满希望的预言。但是,正如萨托利所说,这个预言是渺茫的(第81页),我们必须承认。
第二编政党体制是全书的重点部分,更显示出萨托利擅长于类型分析和总体框架研究的特色。特别有意义的是,萨托利在非竞争性体制这一章中力图对所有非竞争性体制下的政党进行严格分类,因此在一党制之下有极权主义一党制、独裁主义一党制和实用主义一党制;在霸权党制下又有意识形态霸权党、实用主义霸权党的类型区分。由于作者强调该书重理论分析,因而并没有以具体国家为中心对各种类型特征展开充分论述,但是这些类型划分在特征归纳和程度描述上已经给我们以很好的启发。例如,萨托利从瓦尔特(Wiatr)那里借用了原本用来专指波兰情况的一个概念:霸权党,关于霸权党制的描述是:霸权党既不允许正式的、也不允许事实的权力竞争。尽管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但是却作为第二等级的、特许的政党而存在,因为它们是不被允许在对立的条件下在平等的基础上同霸权党进行竞争的。轮流执政不仅事实上不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权力轮转的可能性甚至没有被预见过。也就是说,不管是否喜欢,霸权党将一直执政没有真正的约束迫使霸权党顺应民愿。不论其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其主导地位是不会受到挑战的。(第321-322页)萨托利同意瓦尔特对波兰的分析,更进而表示不能同意另一位波兰作者扎克尔泽夫斯基(Zakrzwski)的观点,后者把这种模式说成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多党制。萨托利认为:正如波兰体制的实际运作所很好显示的,霸权党制绝对不是多党制,它至多是一种双层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中,一个政党容忍并随意地把其权力的一部分分配给从属性的政治集团霸权党模式可能容忍竞争性政治的外表,但确实不能容忍其实质。它不容许公开的竞争和有效的分歧,它也不会走向达尔所谓的竞争性的寡头政体(competitiveoligarchy),体制外的政党从来不可能成为体制内的政党,而它们的反对也是经过特许的反对。(第322-323页)这种霸权党制的好处是,在总是能够实现自己意志的同时,也能安抚反对心理,扩大信息沟通和政治单元网络。他认为波兰是意识形态霸权党制的典范(该书出版于1976年),墨西哥则是实用主义霸权党制的典型(第324-325页)。
与萨托利的经典著述偏重于理论性研究不同,由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主编的《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实际上是来自1996年一次国际会议的论文集,但是在会议后的几年内才完善、定稿;它以章节作为叙述框架,其中包含有政党与民主关系的理论及历史视角,以及一系列国家与地区的政党与民主实践的实证研究。当时这个会议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人们对政党、政府、制度的信心普遍持续下降,对政党的忠诚大大下降,因此这部会议论文集的基本主题是公众对政党支持的下降是否反映了政党的衰落?在何种程度上,政党已经停止履行那些在民主理论和传统的民主实践中一贯都被赋予政党的功能?是否有其他的社会团体或者机构开始提供那些曾经只由政党来负责的服务?它们的组织规模、社会渗透、公民积极分子的录用等等是否说明政党形式正在从一种形式进化到另一种形式?另外,它没有把研究目光局限在某一地域,而是包括了西欧、东欧、拉美、日本、印度、土耳其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第十一章中国台湾地区一党霸权的遗产(朱云汉撰写,以下简称遗产)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个案。
遗产一文的核心内容是总结国民党从一党独裁走向政治转型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种政党转型的渐进模式以及对霸权遗产的思考。除了文章开首的综述性文字外,文章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提出来的论题都很有启发性:台湾地区威权政体的遗产、台湾地区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兴起、选举竞争的新兴模式、社会分裂与议题建构、三个主要政党的组织演化、政党向公民社会的渗透、台湾地区新民主政治的启示。这些论题之间有着紧密的实践关联和政治转型的内在逻辑,文章开头对此有一段比较概括的论述:台湾地区的例子也证明了准列宁主义政党在推动民主转型和构建代议民主过程中关键的和或然的作用。民主转型过程需要彻底检查列宁主义政党与国家、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民主化要求国民党解除其对国家官僚机构、军事机构、司法机构以及政治社会化机构(比如学校和大众传媒)的党派控制,要求其统治地位接受民主竞争的挑战,要求它宣布放弃对政治竞争基本规则的操纵,还要求其放弃对政治录用、利益表达以及利益整合的垄断。然而,如果没有斗争,这些转变是不可能完成的。国民党有充分的动机去控制民主改革的范围,这就在新的政体中冒险地保留了一定的威权的残留因素。因而,从巩固台湾地区新的民主前景的角度来看,2000年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权更替是期待已久的。(第290页)从解除、放弃到残留再到更替,台湾地区的经验确实如作者所言,展示了一条可能的渐进路线。我们也不妨认为,可能的渐进路线必须建立在真实的、价值明确的转型认同基础之上,否则的话就会被虚假的渐进堵塞了真正的渐进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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