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陈庆港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版，35.00元。

延伸阅读《丽嘉则拉》，陈庆港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9月版，28.00元。

    这本书，买的时候我就在犹豫，读时不止一次想放下不读。此种情况，只在《夹边沟记事》书上发生过。夹边沟的事情毕竟过去半个世纪了，而《十四家》里的身影却好像我熟悉的人，匆忙打过招呼，便消失在找活儿干的路上。当我读到甘肃农民车应堂拉着一大车药材，跑三公里路程，挣到两块钱时，不禁想起我的老家辽宁的一些同样出卖劳力的人。货车减速经过他们，驾驶室有人喊道，板锹！要八个板锹！蹲在马路牙子上的“板锹们”用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跳将起来，将手里的板锹扔进并不停下的车斗，然后奔跑着，扒上车斗。上来的人数往往超过喊叫的数量。“板锹”的收入要比车应堂们高得多，很难想象，在离我们如此之近的2010年，卖一次苦力才挣两元钱。更难以想象的是，甘肃农民与我们跨进了同样的二十一世纪。

    目前我国有四千万贫困人口，相当于三个北京的人口数量。随着贫困标准的升高，可能达到上亿。贫困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在中西部，以甘肃、贵州和云南等省份最为突出。大概在2008年，我偶然加入了一个民间公益组织，为贵州等地的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上学做一些工作。那时给我的触动，与现在读《十四家》一样。书中李文福考上了高中，但家里交不起450元学费。妹妹考上了县里职校，也无钱就读。李文福放弃了，可妹妹不死心，她拥有自己炸山芋挣来的七块钱。但哥哥心里明白，开学前凭炸山芋无论如何也攒不够学费的。

    以我老家的农村为例，只要你肯出力，吃饱饭是没问题的，尤其是国家减免了农业税以后。然而这是以必要的耕地数量为前提的。车应堂家只有两亩地，收获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事实上，车家人每年都要出去要饭一两个月，是真要饭，并不是你在大街上碰见的专门要钱的那伙人。2004年，车应堂的老母亲病死在要饭的异乡，车应堂历经艰辛将老人的尸体运回家乡。过程，也绝非如赵本山在电影《落叶归根》那样。十二岁的孙女得知后，只问了一句话：“奶奶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吗？”

    如是等等，我不忍卒读，但却是真实发生，而且还要即将发生的。农民们出外打工受伤，因雇佣方拒绝支付或支付很少医疗费而致残；老板卷钱跑了或受骗进了黑窑矿而白干了一年……还有种极端的情况。我大略统计了一下，书中记录了十四个家庭，其中有四个人的死与贫困有直接关系。史银刚家：妻子冯凡梅病死；车应堂家：奶奶杜徐贵病死；王响来家：父亲王五午病死；翟益伟家：妻子李萍会在矿坑捡矿石，矿坑坍塌被压死。翟益伟的女儿因为想买新衣服与家人发生争执，喝农药自杀，幸亏被抢救过来。

    死者撒手归去，抛下的亲人仍须辛劳求生。《十四家》的作者陈庆港用新闻纪实的笔法记录着这十四个家庭从2000年至2010年的风风雨雨。从文字中，读者很难揣摩陈庆港的写作心态，这些冷峻、客观的文字似乎只有心硬如铁的人才能写出来；但整本书体现的却是对一个弱势群体的悲悯关怀。他不加议论，只把情感倾注在记录的细节中。他是个残酷的人，这样的写法，势必让读者在书籍前放一块手帕；他是个慈悲的人，这样的写法，寓意昭然若揭。

    贫苦，自古以来都是人类在解决而从没彻底解决过的问题。今天，无论是世界各国还是中国，贫困问题愈加严重。最严重的亦不是贫困本身，而是人们面对它的态度和解决办法。我们看到，困扰贫困农民的主要问题依然是老三样：收入、医疗和教育。2010年，山西大宁县干旱，国家发救济粮。李建堂家获得180斤，是县机关每人扣发一个月工资给受灾农民买的。王实明的民办教师教龄有二十五年，收入微薄，甚至拿不到工资。有一次他扛着一根百十来斤的木头，翻了三座大山，走了几十里路，把这份沉甸甸的工资扛回了家。2008年，同地公办教师工资是2600元，王实明是300元。同年，王实明失去了继续当教师的资格，他没有大专文凭，年龄也超限了。

    对于农民因为缺乏医疗保障而遭受的痛苦，我实在没心情举书中的例子了。我只想说，在我的老家，比书中那些地方要富裕得多的农村，很多人常年吃镇痛片，一把一把的，他们对疾病的态度是，忍忍就好了，不疼就能下地干活。这里额外说一句，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是我们印象中的勤劳质朴，我老家的农民就有用专门的农贷去赌博的，在书中也有不争气的农民儿子，拿父亲的血汗钱去打游戏。由此可见，解决贫困，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张立宪曾说，中国有无数世界级的题材可以去写；首先不要问自己写的是什么，要问自己用多长时间去写。陈庆港用了十年时间写这本书，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和他笔下的人物吃住在一起。他的主人公未必能看到或有闲心去看他的书，本来，这本书是写给有义务、有责任、有能力的人去看的。不要说你没有这个资格，哪怕和你的朋友说说这本书也强于默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