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资讯
2010年12月初起,一本名为《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的“童书”因充斥色情、暴力等内容,受到众多媒体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谴责。这样一本格调低下、内容低俗荒谬的作品,即使在其最初产生之地日本,也只是被作为成人消遣读物来对待的。然而在中国,此书不仅改头换面,以童书面目混淆视听,而且在十年之间,竟然先后由三家出版社陆续推出,真是咄咄怪事,令人愤慨!
童书,是人类社会一切美好记忆的开端,代表了人类走出蒙昧、走向文明、抑制并脱离动物性的不懈追求,承载着人类渴望幸福家园的梦想。在童话的世界里,善良得以彰显,丑恶受到摒弃,正直之人赢得尊重,邪劣之辈终获惩处。这是一个是非可辨、善恶分明的世界,她寄托着人类的理想,形塑着高尚的情怀。可在《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一书中,爱情堕落为欲望,良善易之以凶残,道德蜕化为乱伦……而出版者竟堂而皇之地宣称这是未经修饰过的《格林童话》的“初版原型”!其实这本书是由日本人桐生操(两个日本另类作家合用的笔名)肆意编写的“另类故事”。早在2009年第27期《新民周刊》上就有人批评:“桐生操一直在用疯狂的销售数量戏弄历史学家。桐生操的完全不顾正统的章法,文体有点像中国传统的笔记,更像不受拘束的西洋随笔,最像媒体流言专栏里的八卦文章,只不过主角和事件是作者从历史河沟里捞上来的。” 为了“销售数量”而从历史中“捞取”创作资源,辅之以胡编乱造吸引眼球,赚取金钱,也许这就是作者最大的创造动力。而国内的出版社,隐去此书日本作者之名,偷梁换柱,署上格林兄弟的大名,不仅为了省却高额版权使用费,更想凭借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噱头谋取更多利润。以如此拙劣手段拼凑此类低俗作品,指向童稚的心灵,为的是多印几册书,多赚一点儿钱,我们不禁要问:出版的社会责任何在?!
面对此事,我不禁想起企鹅出版公司创始人莱恩抵御图书低俗化的故事。莱恩的继任者戈德温出版了一本充满血腥和罪恶的漫画书《谋杀》,他获知后怒不可遏,忍无可忍,深夜带了一群人从企鹅公司的仓库中运走了所有尚未出库的存书,在旷野中付之一炬,并宣布此书绝版。莱恩对戈德温说:“你可能是一个商业奇才,但你却不知道一本书不是一听黄豆”。后来,戈德温因“谋杀”事件被迫辞职,尽管他在任职期间将企鹅的营业额翻了三番。莱恩是企鹅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平装书革命的先锋人物。他创办企鹅出版社,专门为大众提供质量上乘、价格低廉的优质图书,赢得了读者和市场的喜爱。与莱恩经历相似的还有俄罗斯著名出版家绥青。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出发,绥青出版的图书定价都非常低廉,以使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读得到。为纪念托尔斯泰,绥青印制了10万册平装本《列夫·托尔斯泰全集》,不求赢利,却为民众奉献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绥青晚年的时候,他经营的出版公司的市场份额已经占有俄罗斯全国图书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利用“垄断”地位谋取更多利润,而是依然秉持低价策略,使更多国民能够受到优秀文化的沾溉。莱恩、绥青都以启迪时代精神、提升民众素养为其事业的中心目标,谱写了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为文化的普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实,我国著名的出版家也都非常重视出版的文化追求与社会责任。韬奋先生在其著名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中论述道:“如果因为顾到商业而对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创办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在《书业商之修养》中说:“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得是最卑鄙、最龌龊的……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供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害多少人。”创办过多家出版社的名人张静庐在《在出版界的二十年》中主张:“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他还认为:“出版家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的更可怕、更可忧虑。”在西方世界,美国出版人格罗斯更诗意地指出:“编辑的工作是让一份快乐而健康的作品顺利地在出版的世界里诞生。”他觉得自身的工作应该使“我必须能在夜晚安心入睡,早上醒来时能坦然面对镜中的自己,和妻儿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够毫无羞愧或罪恶的感觉”。“文化的前途有很大一部分是系于编辑人身上,正如同文化的前途要系于作者身上一样”。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出版文化实在是出版工作中头等重要事,它关系整个社会的风气,影响公众的道德良知。优良的出版文化可以构筑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而一味以经济回报为导向的出版行为,不仅危害读者的心灵,从长远看,戕害的是全社会的健康发展,出版业自身也难逃厄运。
其实面临市场的压力,国外很多出版社也曾弃置文化于不顾,盲目追求经济利益,但最终危害的是出版业自身。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集团化运动和兼并浪潮席卷了整个美国出版业,由此使出版社产权集中化的倾向日趋明显,而产权集中在少数大财团手中,又进一步引发了出版社文化本位理念与财团经营本位导向的冲突。美国著名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在其《出版业》中对此有生动的阐释。希夫林所在的潘塞恩出版公司本来是以出版高品位学术著作、政治类读物和文学作品为主的出版社,但在被纽豪斯传媒集团收购后,被迫出版许多娱乐性的图书,原来的出版特色丧失殆尽。美国另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哈泼斯出版社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以出版有较高水准的历史和政治类书籍闻名,而1987年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收购后就变成了娱乐类和指南类等商业化图书出版的大本营。纽豪斯传媒集团收购兰登书屋后不久,认为“像兰登书屋这种大出版社,就应该在美国及世界舞台上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的伯恩斯坦被意大利银行家出身的维塔尔代替。而后者入主兰登后,迅速调整经营思路,要求所属出版社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必须赢利。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兰登出版了很多低水平的作品。这种经营导向并没有给兰登带来多少好处。1980年纽豪斯收购兰登书屋时,想凭借它赚取更多的利润,但事与愿违,由于只关心利润,把出版的根本——文化丢在了一边,1997年,兰登书屋的利润率仅为0.1%。一年后,沮丧的纽豪斯只好把兰登卖给了德国的贝塔斯曼。2005年,在美国乃至世界卓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哈泼柯林斯集团和西蒙·舒斯特公司分别推出色情文学作品,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实现公司的利润目标。不同的出版社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各家出版社应该根据各自的特色和定位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出版物,但坚持文化本位与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才是出版业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境界,利润最大化只是企业众多经营目标中的一个。美国出版业集团化后,很多出版社恰恰是把经营目标置于文化追求之上,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出版业的优秀传统消失得无影无踪,已经广受社会和读者诟病,出版业的信誉也深受其害。
在我国,通过产业发展不断做强、做大图书出版业,这样的政策导向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版者应该清楚,古往今来,出版业的核心价值和最高使命,是发掘、传播优秀文化,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如果丢弃了文化追求,即使创造再大的产值,远离了优秀文化和高尚情感的出版也将变得苍白无力,没有任何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更应该重视出版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切勿使出版文化堕落为印刷经济!
(作者贺圣遂单位:复旦大学出版社)
北京百道世纪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平行公司北京百道世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网络媒体平台百道网、百道网微信、帮书店微信,以及百道学习APP和小程序等平台上发布的文章,版权属于北京百道世纪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有,或北京百道世纪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著作权人共同拥有,严禁转载。任何纸媒、网媒或社交媒体需要发布或转载,请与版权专员联系(service@bookdao.biz),获得授权后,方可转载。对于任何未经授权的转载,我们将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
扫描二维码 分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