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应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澎湃新闻的邀请首次造访中国，拉开这场备受中国读者期待的“古尔纳中国行”的帷幕。在为期9天的行程中，古尔纳将到访上海、宁波与北京三地，参与多场文学与文化交流活动。抵沪后，古尔纳入住思南公馆，留下星光手印，并为中国读者写下寄语。

3月6日下午，在上海闵行大零号湾文化艺术中心，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发表题为《来自印度洋彼岸的中国故事》的演讲，并与中国作家格非对话。两位作家以“我们必须谈论痛苦”为主题，探讨文学写作与社会生活中涉及的相关话题。

我很高兴来到中国，在这里见到你们。令我倍感欣慰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在中国出版了我所有的十部长篇小说。

我想先讲一点桑给巴尔的情况，以便让诸位对我故乡的复杂文化现实有所了解。最近，在桑给巴尔的石头城中心，考古学家在一个被称为古堡（Old Fort）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十六世纪的大教堂。随着挖掘的深入，考古队发现有证据表明，该地所现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而其来源肯定是印度洋沿岸现在被称为伊朗的地区。

以中国古代历史的标准来看，这似乎并不遥远，但仍有一些重要细节需要略作说明。

在非洲沿海的这一区域，考古学家通过分析出土的玻璃和瓷器，有了罕见精准的发现。他们能够追溯制造风格、原料来源，并利用这些信息来确定文物的年代和产地。正是这种方法，让考古队断定他们在古堡发掘的陶器产自公元六世纪的伊朗。

在这一地层上下，也就是在其所对应的跨越一千多年时间里，他们发现了各种与南阿拉伯、伊朗、印度、泰国乃至更远的东方往来的痕迹。除了这次特定的考古挖掘之外，岛上和沿海的其他地方还有大量证据表明，来自印度洋各地的旅行者曾在此地相遇、交流、定居。而东非沿海的访客里就有著名的中国郑和船队。我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对郑和都是如数家珍，但我还是想简单说一下他的情况。

郑和（1371-1433或1435）是中国明初的航海家、探险家、外交家、舰队统领、宦官，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英雄。他原姓马，后来被永乐皇帝赐姓郑。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间指挥了七次下西洋的远航，访问了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据传说，他的大船上有四层甲板，载有数百名水手，其长度几乎是有记载以来任何木船的两倍。

下面我念一段我在李露晔（Louise Levathes）的《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1996）里读到的郑和1431年于福建长乐所立《天妃灵应之记》碑中的话：

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我们]远涉重洋，航程达十万余里。纵观海洋之上，巨大的海涛远接天涯，高大的浪头犹如山岳，遥望那些海外番国，在烟霞缥缈之中远隔分布着。但是，我们的船队都高高挂起如云蔽天的风帆，不分昼夜地像流星一般疾驰，横渡那狂涛恶浪，就像在大街上漫步一样。

我从小到大都听说，我们曾与大洋彼岸的地方联系频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滩行走，你会拾到青瓷碎片，它们产自中国，是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一些故事里，中国人没有随舰队离开，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老实说，这类跨洋联系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传说或神话，然而我每年在家门口看到的五彩缤纷的人类活动证据，让我相信它们是真的。

我指的是信风季节（Musim）发生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这是我对更广阔世界，对它的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最早体验。信风季节或者说季风季节，是印度洋上一种受季风影响而形成的洋流系统，11月到1月吹东北风，3月到5月吹西南风。这个系统使南阿拉伯、南亚及更远的地方，与西印度洋沿岸之间能够频繁稳定地往来流动。我毫不怀疑郑和和他的海员们对这个系统了若指掌。

因此，每年的某个时候，旅人们都会带着他们的货物、故事、乱套的生活，从大洋的不同地方来到我们的岛屿。港口离我家只有几米之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这些人的到来，是他们带来的故事伴我长大。

伴我长大的，还有我们中的英国人和德国人的故事：他们如何在我们的土地上挑起战争，兵戎相见，德国人的凶残如何成为神话，后者后来成了我两部小说的一个主题。从小到大，我都对关于殖民存在和殖民活动的历史叙述感到不满，它简化了我们复杂的文化。这种不满是促使我写作的动力之一。我在十八岁那年离开了当时正处于动荡中的祖国，离别的经历，以及渴望重拾对被我遗弃之地的认识和理解，则是另一重动力。

感谢你们请我来中国，感谢你们的盛情欢迎，期待在这短暂的一周多时间里能收获许多美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