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资中筠先生应约接受了访问。访问被安排在位于会场四楼的一间会议厅进行，这里两面都是临海的落地玻璃窗，海面上轮船穿梭往来。记者们都早早守候在此，资先生落座之后，托工作人员询问到场媒体名称，期间略略做了做笔记。不知是否出于多年的外交翻译工作习惯，资先生在倾听记者提问的同时，同样习惯在纸上稍作记录。资先生的回答绝无赘言，句句凝练，思辨透彻。

    “女孩富养，男孩穷养”不可取

    晶报：您过去长期从事外交工作，退休后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并著有多本相关书籍。这种转变是受了什么事的触动吗？

    资中筠：说不上来，我一向挺关注社会现实的。退休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有太多自由支配的时间。退休后时间和空间比较大一点，静下心来多看多想，所以也写得多些。

    晶报：有媒体评论说您是具有“民国风范”的名媛。您在中国文化和知识界几十年来，女性身份带来什么影响？

    资中筠：我非常反感这个“名媛“说法。名媛带有交际花的意思。在民国时期，说某人是名媛，一是指她的家世背景比较显赫，二是指是她经常在交际场合出现。这与她的知识学术成就没有关系。所以，经常滥用“名媛”这个词，我是相当反感的。我从来没有在工作中意识到自己是女的，男女在生理上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事业上没有区别。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女性，所遇到的妇女的歧视比较少。反而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压制和歧视要多得多。在那些年月里，我常常被作为知识分子，没完没了地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男女平等的观念反而倒退了。现在人们说“女孩要富养，男孩要穷养”，言下之意就是不指望女儿将来能自立，她还是要靠人养活。我们当时没有这个观念。在就业问题上无形之中也有不平等，有的女性自己就抱有“嫁一个很有钱的丈夫，那样我就可以不要工作了”的想法，尽管她可能也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是这种观念现在相当普遍，甚至一些号称自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男性也有这种观念，其实在鲁迅、胡适那一代的男性是非常强调妇女解放的，那时候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争取妇女权利，但是现在就很少，这个是一种倒退。反而在农村有所进步，农村女性出来打工之后，因为经济独立了，回乡之后地位就明显提高了。这是两种矛盾的现象。

    现代教育“输在起跑线上”

    晶报：国内近年来大兴“国学热”，有的家长不信任传统小学教育，就将小孩送到所谓的“国学班”。您在讲座中提到传统文化被当作了“幌子”，您又是如何看待被视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和“国学班”？

    资中筠：“国学热”不如媒体炒作得这么厉害。将孩子送去国学院的家长还是少数。家长们千方百计地将孩子送到重点学校，这个才是主流现象，绝对不是去念国学。家长送孩子读“国学班”，我觉得坚持不了太久，因为一旦面临升学压力，还是会把孩子送到普通学校。国学真热起来的话就很不幸了，“国学”这个词本身就不科学，国学是指中国学，中国学指的是汉学，并不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文化，但是现在很多人讲的国学指的是鸦片战争之后的那段文化。比如说“五四新文化”，这其实不算国学，是旧学，属于古典范畴的东西。国学是比较精深的，需要人们好好静下心来慢慢研究，需要非常有学问的人像写科普一样深入浅出地把精髓提炼出来，现在这样做的人很少，反而很多人把真正的文化精髓错误地散布出去。所谓“国学热”，真的热起来的话就是国学的不幸，因为有些旧学古典是不可以当作时髦来炒作的。

    晶报：目前内地不少高考尖子生选择来香港读书。您曾经说过内地有些教育是摧毁人的，在现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的教育应该怎么走？

    资中筠：的确，我最担心的是教育。百年树人，现有教育制度如果不改变的话，人是会退化的。教育对人的摧毁从小学就开始了，我们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了。从幼儿教育开始，现在的教育是完全扼杀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的功利主义。读书没有别的目的，就只是奔着升学。而且现在的学校两极分化特别厉害，现在有些非重点的学校慢慢就变成了“放羊”的地方。从长远来看，教育问题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很多家长要将孩子从内地送到香港来，香港目前的教育还比较正常。现在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是被课题制摧毁的，评价教学质量不以教书为标准，而是看教师有多少课题，甚至于能争取到多少课题经费，并以此来决定职称。还是有少数教师坚守原来理念，不过也越来越少了，而且逼得教师非要同意不可，比如说，教育部评211工程、985工程，评不进去的话，整所学校的办学经费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大家都拼命钻进这个队伍，这也诱发了一些不正当的事情。

    可以说，目前中国的教育问题非常严重，我认为一定要放开允许私人办学。让有教育理念的企业家参与其中，其实现在也有私人办学，有的办得很成功了就被教育部门收去了，这也打击人的积极性。政策上如果放宽，允许私人办教育的话，目前的情况会好很多，可以打破这个僵局。

    作为个人的“公知”

    晶报：中国传统文化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被反复讨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给中国人带来的究竟是灾难还是光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

    资中筠：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好还是坏，还是要看所指的是什么。我认为一种文化不管是不是传统的，假如被官方所利用来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话，这种文化就是不幸的。儒学两千年来都被皇朝专制作为统治工具，所以好像就变成了负面的形象。其实历代王朝都是尊崇法家的，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孔子所提倡的仁政，儒学不过就是一个外壳，这个壳让人以为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晶报：您曾经说过，“百家争鸣”现象的发源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知识分子的发声确实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着积极作用，但也不乏沽名钓誉的“伪公知”。您怎么看待目前中国“公知”的角色和作用？

    资中筠：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没有特殊的外延和内涵，不可以一概而论。一个人比较关怀社会现实，常常发表一些评论，受到一定的关注后可能就被认作公共知识分子。人有了一定知名度以后，一举一动就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公众对他的期待值也就开始高了，所以假如他在行为上有所缺失，也会受到较多的批评。人的言行常常不完全一致，对人的判断就得以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判断，不能归类。比如说，我和你经常发表相同观点，结果其中一个人出了一些问题，做了不好的事，外界就笼统地说我们这一类人的观点都是不可信的，这就有失偏颇了。

    晶报：正值香港书展，能否谈谈您的个人阅读经历和体会？

    资中筠：我的阅读特别杂，没有专读某类书籍或某个领域，读书属于兴之所至。纸媒杂志都是别人免费寄给我的，寄什么我就看什么，因此也吸收了很多当代作者的思想营养。我觉得现在社会上的思想还是很活跃的，不管是“公知”，还是别的什么人，他们确实在进行一些很有益的思考，有的相当深刻精辟，我很受益于这些杂志书报，也很惊讶有那么多文化思想类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