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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3月30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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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这是一本关于民国战乱时期的个人史与非虚构。作者周牧1930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官宦人家,不久家道即衰落,由父亲挑起一家重担。作者详细记述了幼年随父母、亲戚一同逃难的生活,也记录了辗转在武昌省中、汉阳县中、伪省中的学习与成长过程。
这是一本关于民国战乱时期的个人史与非虚构。作者周牧1930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官宦人家,不久家道即衰落,由父亲挑起一家重担。作者详细记述了幼年随父母、亲戚一同逃难的生活,也记录了辗转在武昌省中、汉阳县中、伪省中的学习与成长过程。过学之心的旺盛,同学之间难得的情谊,以及在沦陷区生活的普通人心中的痛苦与愤懑,都有所描画。尤其是抗战结束后,作者进入湖北省高学习,在那里遇见了此后一生的挚友,与他们结下了深刻而真诚的友谊。战乱时期的亲情与友情之爱,几十年后娓娓道来,使人深深感动。
作者周牧,江苏吴县人,1930年出生于湖北一个败落的书香人家。祖父周仲岐曾参加辛亥革命,1938年前在湖北省政府担任过几任局长,曾任武汉市佛教协会会长。父亲周希文,黄埔军校六期炮科生,喜爱读书,对子女管教很严。生逢乱世,一生坎坷,无甚作为。周牧于194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50年任武汉江岸铁路小学教员,后分别在汉口铁路中学、武汉铁路师范学院担任教师,1980年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直至退休。现仍在教外国人学习中文。
精选文摘
难民的生活
那时我外公在武汉圣慧善堂管账,他求善堂的罗经理把新火路的房子租给我们,这样我们的家总算安顿了下来。这时父亲带出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尽管一家人每天只吃一点
点小菜,荤腥从来不进门,这日子仍然很难维持下去。父亲便常常给沦陷时期的几家武汉报纸投稿,换点稿费,勉强度日。除此之外,他因为有的是时间,常常逛文物市场、旧货市场,居然学会了辨别文物真伪的能力。凭着这份本事,他开始倒卖起文物、字画来。住在难民区的人,大多数都穷,谁还有心思去收藏、欣赏文物字画,父亲想赚点钱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的日子总过得紧巴巴的。
从一回到汉口,母亲就怀孕了,可怜她鸡蛋都很少进口,哪还买得起肉和鱼。再说即使偶然煨一次汤,一大家人,真正能喝进母亲肚里的也只有那么一点点,更何况母亲是当家人,上有老,下有小,她总是让老的、小的先吃,自己吃剩的。荆州的那场脾寒已经使母亲的身体很虚弱,做良民以后的生活又过得那么苦,所以孕育在母亲体内的小弟弟
肯定“先天不足”。在这种十分窘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只好去找已做了伪警备司令的叶蓬,求他派个差事;叶蓬答应得并不痛快,隔了两个月,才给了父亲一个闲差,每月薪资有限,家里只差没有断炊。
良民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且不说出进难民区一定要给鬼子兵弯腰鞠躬,被他们搜身,莫名其妙地挨他们的打骂,受了羞辱还不敢吭一声;就是平时的日子也让人过得提心吊
胆,一夕数惊。生活物资的缺乏是当时的大问题,买东西不仅限量,还常常断了货源。比如食盐、食油,在当时就是俏销货,吃没油盐的菜在难民区那是经常的事。再就是缺医少药,疫病流行。一九三九年的夏天,难民区的街头常常发现大人和小孩的尸体,等着各家善堂去收尸。老百姓这样做,一来是他们确实买不起棺木,二来是家里死了人还不能让鬼子知道,否则鬼子兵会把一家人都抓走,说这些人身上有病菌,把他们统统烧死。最可气的是,夏天的中午还不敢睡觉,鬼子兵会出人意料地闯进家来检查,只要发现有人躺在床上,就会把这个人捆绑起来,送到某个地方秘密地烧死,然后还派警察来收烧人的柴火钱。这就是日本鬼子所宣扬的“中日亲善”。
中小学先后恢复上课了。父亲带着我去见二十三小的校长熊衡伯,算起来他还是我父亲的表哥,有这层关系,我想熊校长一定会对我多几分照顾,谁知大谬不然。我那时念小学三年级上,级任老师是一位很和善的女老师,班上约莫有二三十位学生,都还比较听话。最大的学生可能有十二三岁,我和汪德卿最玩得来,他只比我大一岁。我们学校没有开日语课,但经常教唱日文歌。我至今还能边舞边唱《春来了》,可见小时候学的东西印象有多深。
我们班有个曾姓的男生,发育得比较早,个子比我们高出一头。只要一下课,他总是跑到一个叫张德英的女学生旁边,聊个没完。张德英是我们班长得最漂亮的女生,眉毛又弯又黑又长,眼睛又大又亮又俊,眼角略略向上,好像总是在笑。我和汪德卿都懵懵懂懂,不仅从不留意女生,而且还和她们壁垒分明,但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对少男少女的奇特关系,并且喜欢背后窃窃私议。终于从同学的嘴里,我们听到了一个使我们兴奋不已的词,“恋爱”,我们于是恍然大悟,原来男学生和女学生之间还可以有这种关系啊!
学校有个规定,每星期一早上第一节课以前,全校师生要集中在一个小院子里举行朝会,由校长熊衡伯给师生训话。这一天活该我倒霉,我本来听得很专心,我身后的一个同学捅了我一下,大声问我:“熊校长真是你的表伯?”我头也没回地回答了一句:“那还有假。”话刚说完,熊校长在讲台上大吼一声:“周牧,快上台来,”我刚一站到台上,他脸涨得通红地指着我的鼻子叱骂我:“你以为你是我的亲戚,就可以不守规矩,就可以在朝会上随便说话。我今天不打你,我以后还怎么管学生!”说完,“啪啪啪”一连
打了我二十竹板,打得我龇牙咧嘴,疼得钻心。但我强忍着没有流下眼泪。看那熊表伯的神情,好像这次打还不能解他的气,因为他的眼睛里还闪着余怒未息的凶光。熊校长这一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大多数同学都为我不平,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我这一边,都认为他这次打我打得很没道理,大声问话的人倒没事,小声回答的人倒挨打,有这样管学生的吗?级任老师和汪德卿更是我的支持者:“如果熊校长真要告诉你的父亲,我们都可以为你作证。”谢天谢地,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学校挨打的事。自从这以后,再遇见这位熊表伯,我的神情总是淡淡的,他的神情总是讪讪地,鬼知道他那天朝会上为什么火那么大?他也因此永远失去了我对他的尊敬。
(本文编辑 思敏 e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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