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异数，是一股偶尔漫出了河道的激流。五四运动的爆发，学生们高揭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旗帜，走上了街头，宣告回归革命时代。中国的历史，在这里与辛亥革命重新接轨，一度漫出河道的激流，也终于纳入了河道。

五四时代是一个永远激动人心的时代。它让人们看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辉煌的时代。诸子放恣，处士横议，百家之言盈天下。主张文学改良的，主张保护国粹的，主张三纲五常的，主张个性解放的，这边要打孔家店，那边要把孔儒升格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众声喧哗、精彩纷呈的剧场效果。有人把它称为文学革命运动，有人把它称为新文化运动，也有人把它称为启蒙运动。

叶曙明，广东作家。1980年起开始写作，并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曾任职于花城出版社、广东省出版总公司、广东潇洒杂志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出版了《军阀》、《草莽中国》、《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共和将军》、《大国的迷失》、《广州旧事》、《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最是梦萦家国：霍英东与改革开放》、《雕刻美色：广东玉雕》、《大都市综合症》、《女巫之歌》等十几部著作。

序：百年淬厉电光开

上篇启蒙

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尝试用宫廷政变来进行政治改革
“托洋改制”对决“托古改制”
体制内改革走进死胡同
这样的国家，你爱它就是害它
有了二次革命，就有三次、四次革命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
胡适率先打出“文学革命”旗号
“开下了一场战争”
蔡元培入主北大
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
载酒行吟的古文家林纾
八方风雨会中央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

第三章 新旧文化的“双簧戏”
林纾被无辜拖下水
学术自由，终于还是难自由
“用石条压驼背”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烈士情结
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
胡适为独立人格呐喊
五四运动的预演
两军对垒，鸣鼓而攻

下篇救亡

第四章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从巴黎传来的噩耗
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今夜无人人睡
五月四日那一天
以爱国的名义
“杀君马者道旁儿”
学潮的扩大与升级
六月的怒吼

第五章 诸神的分手
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还有一点人味”的社会
谈主义的左边来，研究问题的右边去
散伙的时刻到了
模范小中国
逃往南方，酝酿组党
另敲锣鼓另开张

第六章 尾声与楔子：革命来了！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徘徊
《新青年》的归宿
广州，新文化运动的终点站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五四”精神有千种，“五四”结果只一个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后记

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5月，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特殊意义呢？这是个不解之谜。
中国的知识界，与5月似乎有着某种难以解释的宿命关系。许许多多与知识界相关的事情，都在这个月份酝酿、发酵、爆发，然后长远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1895年春天，北京聚集着大批从各省上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已经考试完毕，正在等待放榜。4月，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京城炸开了，把大大小小的京官、举人们炸得血脉贲张。从4月14日开始，各地举人的公呈，像雪片似的飞到都察院，呼吁朝廷拒绝签约。一位台湾省籍举人，在衙门外捶胸顿足，号啕痛哭，长跪不起，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围观之人，莫不潸然泪下，感同身受。
在这批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两个广东人最为活跃，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号长素。早年在家乡时，阅读各种新书，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等，开阔了眼界。后来他亲身游历香港，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国甚有法度，绝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夷狄”，于是大购西方书籍（译本），大讲西学。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鼓吹从最高层的王权入手，由上而下改造中国。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字卓如，号任公。他12岁进学，17岁中举，人称神童，满腹训诂词章之学。自从听了康有为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讲学后，幡然猛醒，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始觉自己肚里的全是“数百年无用旧学”，于是改辕易辙，追随康有为左右，绛帐侍坐，执经问字，北面备弟子礼。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梁启超以举人的资格，倒过来拜秀才为师，倾力提倡新学。康长素有了这个得力助手，如虎添翼。
4月的北京，紫藤花开，柳絮飞扬，空气中充满了不安。为了阻止朝廷签约，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人上书，被都察院拒绝了。其后湖南举人们得知，也积极参与，挺身而出的公车愈来愈多，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
康有为、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据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公车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共同署名上书光绪皇帝，并齐赴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被都察院拒收。这就是在所有中国近代史书上都少不了的“公车上书”一页。
对这一事件，梁启超的描述是：“甲午败后，（康有为）又联合公车干余人，上书申前议（指变法之议），亦不达。世所传公车上书记是也。”
康有为的描写比较详细：“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约、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是自12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的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它象征着传统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角色转换。然而，这一几近定案的事件，后来频遭质疑，有人认为所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出于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的心理编造出来的。
证据是，当年5月24日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承认，5月2日那天，举人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并无示威请愿之事。军机大臣翁同龢当日的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也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上书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显示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作为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这种质疑，在史学界渐渐占据了上风。
“公车上书”事件究竟有没有发生？
事实上，公车上书真的发生了。当《马关条约》的噩耗传开后，最先向朝廷力争反对的，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这不奇怪，因为首先知道消息的，是官场中人，但很快在京的举人们也知道了消息。
按《公车上书记》的序言所说，那些天到都察院上书的公车，络绎不绝。4月22、24、26、28、30日，是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迟，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前来上书的公车，一波接着一波。4月30日，由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根据史料显示，仅5月2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而且在其后几天内，依然纷至沓来，直至5月8日，因签约之事已尘埃落定，争无可争了，才告平息，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
以官方档案没有拒收上书的记录，证明没有“上书被拒”一事，似乎不够说服力。都察院对根本没有接收的上书，是否还会记录在案？这是一个疑问；官方档案有没有弄虚作假？这是另一个疑问。根据其他记载，当时被拒收的上书，不止一份。经验告诉人们，官方文书，文过饰非、胡编乱造之处甚多。
事实也许是这样的：当年的松筠庵，是不少公车碰头聊天的地方，每天熙来攘往，喧嚣热闹，而上书的事情也是在这里商议出来的，至于有多少人具体参与了商议，有多少人是口头附议赞成，有多少人是来坐坐聊天的，有多少人是真正画押签名的，并无一个准确的数字。而后来康、梁为了壮大声势，时而说有一千二百人，时而说有一千三百人，时而又说有三千人，在当时政治势力尖锐对峙的环境下，可以谅解，简单地斥为“不严肃、不负责、随心所欲”，未免过于简单。在许多群众运动中，把三五千人的集会，说成是十万人大会，也是常有的事情。
准确的人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三百名举人在松筠庵会议上签名请愿并上书被拒一事，是否子虚乌有？《公车上书记》序言交代得很清楚：他们的计划，原定是5月4日向都察院上书的。如果付诸实行，那真是一种惊人的历史巧合，一场发生在1895年的五四运动，将永垂青史。可惜，因为5月2日听说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国玺，大局已定，公车们请愿阻止，已经太迟了。
《公车上书记》的序言说：
（5月2日）是时松筠庵坐中议者尚数十百人，成未稔用宝之举，但觉气象愁惨，相对欷歔，愤悒不得语，盖气机之感召然耶？是夕议者既散归，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3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
公车们还没去请愿就散伙了。后来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绘形绘色地把事件描述为“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留意“至四月八日”一句，可知举人们“联轨察院前里许”，是5月2日之前的事情。与他前面所述互相对照，可以肯定，5月2日由于和约已成定局，大部分举人都散去了，集体请愿的计划“议遂中寝”。康有为即使坚持去都察院上书，也绝没有一千三百人同往的盛况。至于后来不少历史书所写：“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则完全是文学化的描写了。
这种文学描写，究竟最早出自何人笔下，是康有为和他的门徒自吹自擂，还是别人添油加醋，都无关宏旨，但无论如何，1895年5月在北京举人们不仅仅是“集会”，也不仅仅是“拟上书”，而是确实上书了，不是一份，而是31份；不是一千三百人，而是1555人。因此，要说虚构，只能说时间、人数上有差异，具体到“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这一细节是虚构的。
不管这一系列“公车上书”事件，是反对签约的官员们在幕后操纵的，还是康有为、梁启超挑头组织的，也不管5月2日那天到底有没有上千人去都察院请愿，这些都无碍于我们触摸当年知识分子们搏动的血脉。
1895年的“公车上书”，与宋代的太学生伏阙上书，请求抗金，有本质的不同，它不仅开启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政之风，更重要的是，它把个别事件引向了国家政治改革的方向，制造了一场社会运动。许多在北京参与上书的知识分子，在回到各自的省区后，组织起各种民间的压力团体、议政团体，成了清末政治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
与宋代太学生伏阙上书，相隔了七百六十多年，时代毕竟不同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独尊儒术两千多年的老大帝国，面临着十字路口。
在西洋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的各种沉疴宿疾、疑难杂症，一时俱发。当年金人入侵中原，带来了游牧文化，而现在西洋大炮带来的是工业文明。东方中古时代的农业文明，打不过西方现代的工业文明，中国必须“师夷长技”，走变革之路，才有复兴希望。当其时，以魏源、林则徐、郭嵩焘、徐继畲、梁廷柑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主张经世致用，在萎靡泄沓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呼吁变法。他们翻译和编写了不少介绍“夷情”的书籍，为人们打开了观察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其意义，殆与划破黑夜的闪电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