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传

马丁·海德格尔是本世纪最有深远影响的西方哲学思想家。十几年来，海德格尔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也不断上升。
　　这本传记从海德格尔人生与其思想的相互关联角度，介绍并研究了《海德格尔全集》第75卷所提供的重要材料，对于海德格尔早期思想，海德格尔与道家之间严格意义上的思想联系，特别是自1919年他的哲理独特性形成时开始的、孕育《存在与时间》阶段的学说的研究有一定的成果。意在帮助读者减轻阅读海德格尔时的困难。
　　海德格尔是西方20世纪最有原创影响力的哲学家。此书全面地介绍了他的人生与思想，在这两方面都有不少独到的阐发。尤其是，它对于海德格尔与道家的关系，无论从事实上还是哲理上，都做出了世界领先的发掘与研究。这一修订新版在这方面更有加强。总之，这是一本深入浅出的传记，既可以让初次接触海德格尔的读者直接感受他的独特气象，又是研究上的力作。它已经吸引了无数读者，并将以它的新面貌产生深入持久的影响。
海德格尔是西方20世纪最有原创影响力的哲学家。此书全面地介绍了他的人生与思想，在这两方面都有不少独到的阐发。尤其是，它对于海德格尔与道家的关系，无论从事实上还是哲理上，都做出了世界领先的发掘与研究。这一修订新版在这方面更有加强。总之，这是一本深入浅出的传记，既可以让初次接触海德格尔的读者直接感受他的独特气象，又是研究上的力作。它已经吸引了无数读者，并将以它的新面貌产生深入持久的影响。

《海德格尔传》第二版序言
引言
一、人生起点
二、同乡亚伯拉罕的精神感召
三、大学生涯
四、胡塞尔
五、脱离天主教意识形态
六、1919—1922年：找到自己的思想方向
七、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及“那托普手稿”
八、马堡大学与《存在与时间》的准备
九、《存在与时间》(一)
十、《存在与时间》(二)
十一、《康德书》
十二、思想“转向”和对中国道家的关注
十三、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一)
十四、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二)
十五、缘构发生与语言
十六、技艺与现代技术
十七、通过《老子》第ll章来理解存在、时间与荷尔德林
十八、接受审查和被禁止教学
十九、翻译《老子》及其有关问题
二十、海德格尔所理解的“道”
二十一、魂归乡土

书摘
1.神学学习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海德格尔已经读到了弗莱堡大学神学教授卡尔·布亥格(C.Braig)的书《论存在：存在论概要》。此书大量引用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和苏阿瑞兹的关于“存在”含义的论述，并探讨了许多存在论(Ontologie)中的基本概念的词源。同时，布亥格还爱用一种构词法：通过在词与词之间加上短线以构成一个更大的新词。我们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可以看到，“词源辨析”和“短线构词”在那里大显神通。入大学之后，他得以亲听布亥格教授的讲课。这些授课(以及另一位教艺术史的W.福格(Voege)老师的课)的影响，按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法，是“决定性的，因而是难于表达的”。他这样回忆：“这位老师讲课的每个小时都活生生地表现出透彻的思想风格。”它们不断浸润着他在梅镇老家度过的勤奋的假期。布亥格讲授系统神学，“是图宾根思辨学派传统的最后孑遗；这个学派通过它与黑格尔和谢林的对话而给予天主教神学以意义和视野。”在陪同这位教授的散步中，海德格尔第一次听到这方面的议论。他对谢林与黑格尔的兴趣想必由此而生。
　　布亥格是一位反现代主义(Antimodernismus)的神学家。这里讲的现代主义主要是指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由一些天主教学者发动的对传统教义和教会权威置疑的运动，涉及教会史、圣经评断、哲学和神学等方面。自罗马教廷1907年发表《斥现代主义》和《牧吾羔羊》两个通谕以后，这种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之争已不仅限于天主教范围。反现代主义者们不只是维护传统教义和教阶制，而是对整个现代文化的某些理论前提提出批评。因此，在他们的对手看来，反现代主义无异于反对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启蒙精神、人道主义和每一种进步观的蒙昧主义。
　　然而，按照萨夫朗斯基的看法，我们在布亥格这里看到，一位反现代主义者可以不是一位蒙昧主义者，而是一位头脑敏锐的、有洞察能力的人。他要去揭示在现代主义者们看来是无前提之处，比如现代科学的各色变种中所隐藏着的未被意识到的信仰前提，去将这些自认是彻底反教条主义者们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唤醒。布亥格认为，他们有一种“相当原始的(或蒙昧的)和平庸的”信仰，即信仰进步、科学、生物进化、经济和历史规律。在他看来，现代主义“被那些不是其自身的或者不是有益于其自身的东西弄得眼花缭乱”，将主体的自立性变成了一座自闭的牢狱。此外，他批评现代文明缺少对于实在(Wirklichkeit)本身的敬畏，也就是对于实在所具有的那种未被实证和实用性耗干的神秘性的敬畏；实际上我们就是这实在的一部分，并被它包含着。缺少了这种敬畏，就会认为真的就是对我们有用的、能产生实践后果的东西。所以，他同意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怕犯[存在论的]错误本身就是错误；先验的主体界限完全可以被跨越。为什么只能是我们发现了世界，而不是这世界存在着并发现了我们?为何不是由于我们被认识了，我们才能去认识?我们能思索上帝，但为什么不能倒过来看：我们乃是上帝的思索?他提示：我们已知道了的界限实质上已被越过了。当我们知道了这知道、知觉到了这知觉时，我们就已经在绝对实在的空间中活动了。因此，布亥格认为，我们必须从主体的绝对主义中解脱出来，以便自由地与绝对的实在打交道。
　　我们将会看到，海德格尔称这位老师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完全接受了这样一个大倾向：到事情本身中去!而不只是与我意识中的、我的认识论和价值论框架中的实在打交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彻底性远远超过了胡塞尔。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海德格尔的这种“绝对实在观”或“对存在本身的要求”经过了现象学的千锤百炼，具有一个“视域”(Horizont，Hinsicht)或“境域”(Gegend)构成的眼光，绝非一般“实在论”和“形而上学”可比。而且，他的这些倾向完全不必局限在天主教的问题范围和视野之内。
　　从海德格尔本人后来的回忆中我们得知，神学学习给予他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解释学”(Hemeneutik，又译为“诠释学”)的问题，尽管他还不能弄清它。在1953年所做的“关于语言的一次对话”中，海德格尔说道：“‘解释学’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从我的神学学习中得以接触的。那时，我特别被圣经语词与神学一思辨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所激动。而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也属同类。但那时我还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以致我在千回百折的尝试中也还是没有找到一条指导线索。没有这种背景，我绝不会走上思想之路。但起源总是从未来处与我们相遇。”他还讲道，他后来又在狄尔泰(W.Dilthey)的观念历史理论中再度遇到解释学这个题目，并注意到狄尔泰对于解释学的熟悉也来自神学研究，特别是来自他对于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研究。对于施莱尔马赫，解释学是一门理解的艺术，即研究如何理解他人的言语，特别是书写语言的艺术。它与圣经评断学互相需要，后者与中国的考据学类似，是一种依据证据正确判断著作和文句真伪的技艺。然而，我们将会看到，成熟的海德格尔所理解的解释学比这些都要更原本得多。P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