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棕榈

威廉·福克纳，美国最有影响的现代派小说家之一，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福克纳自学生时代开始写诗，一九二四年出版诗集《大理石牧神》。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福克纳以他那神秘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写出十七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短篇小说，如《沙多里斯》、《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没有被征服的》、《野棕榈》、《坟墓的闯人者》、《修女安魂曲》、《小镇》、《大宅》和《掠夺者》等。一九四九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敲门声又响起了，拘谨而又紧急；医生正在下楼梯，手电筒的光线照在身前，照在带褐黄斑迹的楼梯井，照到榫槽接合式木屋带褐黄斑迹的下层小厅。这是海滩边的一处小屋子，算是有两层，夜里用油灯照明——或许只有一盏油灯，是他的妻子在晚餐后提上楼来的。医生此刻穿的不是睡袍而是衬衫式睡衣，同样，他抽烟袋而不抽雪茄，尽管他没学会用烟袋，也知道这辈子不会喜欢上烟袋；而雪茄呢，他只偶尔抽抽，那是星期天他的病人送给他的；一周抽三支雪茄，他想他自己是有能力购买的。他拥有这一处小屋，旁边还有一间，并在四英里开外的村庄里另有一幢住宅，那儿使用电灯，墙壁是粉刷过的。他今年四十八岁了，不穿睡袍不抽雪茄，因为他父亲在他十六岁、十八岁和二十岁时都告诉过他（而且他也相信），睡袍和雪茄是少爷小姐享用的。
这时已过午夜，才过不久。他能判断得出来，尽管门窗紧闭，隔断了风，尝不着、闻不到、感觉不出海风的气味；因为他是在这儿出生的——不是在海边的这间屋子，而是在镇上的那幢住宅，他这辈子一直居住在那儿，包括在新奥尔良上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四年和当实习医生的两年（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长得很壮实，一双大手却如女人一般柔和，他完全不该选择当医生；在大都市呆了六年左右，却还带着乡下人闭塞的惊异目光看他的同学和同事：那些瘦削的年轻人穿着粗布工作服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一一在他看来——他们那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见习护士的脸庞显得粗鲁傲慢，仿佛荣获了鲜花奖章似的），他对这样的日子感到厌倦，于是毕业的时候，尽管成绩在班上不高也不低，属于中等偏下，他还是回到了家乡，就在同一年与父亲为他挑选的媳妇结了婚；四年之内，成了父亲建造的房屋的主人，继承了父亲开创的行业，原封不动，不增不减；婚后十年，没有小孩，他和妻子整个夏天都住在这处海滩小屋，兼管旁边的小屋——他出租给夏天来的旅游者或者渔民，甚至租给来海滩野餐聚会的人。他们从未度过蜜月，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晚上，他同妻子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在那儿的旅馆房问住了两天。如今已结婚二十三年了，一直睡在同一张床上，还是没有子女。
即使隔绝了海风，他仍然能判断大致是什么时候，就凭那一罐子已变味的秋葵汤，那一大土罐汤就摆在隔着薄板的厨房那边的冷炉灶上——这一大罐子汤是他妻子当天早上熬的，熬来分送一些给他们的邻居和旁边小屋的房客：四天前租房的一对男女，大概不知道送秋葵汤来的人不仅是邻居还是房东呢；女的一头黑发，一双神情异样、冷峻无情的黄色眼睛，镶嵌在颧骨高突、面皮紧绷、下巴厚实的脸上（医生先是称之为阴郁，后又称之为恐惧）；她年轻，终日坐在一张新的却很廉价的海滩椅上观望海水，穿一件旧汗衫，一条褪色的牛仔裤，一双帆布鞋；她不在阅读，不在做任何事，只县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无需借助那紧绷的皮肤，那冷漠而又内敛的目光，医生（或者说这个有博士学位的医生）只消一看就明白，那全然不动的神情里既无痛苦也无恐惧，里面仿佛有一个生命在倾听，甚至在谛视某个下垂的器官，譬如说心脏，不住地在隐隐流血；那男人也很年轻，穿一条脏兮兮的卡其布便裤，一件无袖运动内衫，连帽子也没戴，而在这个地区连小伙子也相信炎炎夏日会晒坏人的；他总是光着脚在海滩上沿着潮水边行走，回头拾上一捆漂木柴，用皮带扎着。他从坐在海滩椅上一动不动的女人身旁走过，她没有任何反应，连头也没扭动一下，甚至眼也不抬一下。
可是，医生暗暗在想，她关注的不是心脏。从第一天他透过隔开两处小屋的夹竹桃丛中看见她——他并非有意窥视——他就明白了这点。然而恰恰是，问题并非如此这一假设本身正包含了秘密和答案。他似乎已经看清了真相——那真相的若隐若现的形影；他与真相之间仿佛只隔着一层薄纱，就像他与那女人之间只隔一道夹竹桃枝叶。他并没有窥视，没有探听，也许只是心里在想：我会有足够时间去弄明白她在倾听的器官是什么，他俩预付了两个星期的租金（也许那时候，这个医学博士就知道，只需几天而不是几周时间就会弄明白），心想，要是她需要帮助，算她幸运——他这个房东就是医生；他这时才突然想到，既然他俩多半不知道他是房东，也许就更不知道他是医生。
当初，房地产代理人打电话说有人租房，曾对他说过：“她穿的是便裤，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女人穿的那种宽松便裤，而是男人的裤子。就是说，恰好在男人都合适的地方，对她可是太小了点儿；而真要有哪个女人穿上它的话，除非是自个儿愿意。我猜，马莎小姐是不会太喜欢这个的。”
“只要他们按时付租金，她不会介意的。”医生说。
“一点儿不用怕，”代理人说，“我一定会让他们按时付的，我干这行够久的了。我说，‘租金得预付。’他说，‘行，行。多少？，好像他是范德比尔特什么的，穿条肮脏的打鱼裤，外衣下面只套件汗衫；掏出一叠钞票，十块一张的，一共就那么两张，我顺手抽出另一张找还他。我说，‘当然，你要是照现在屋内有的家具租去，这是很便宜的。’他说，‘行，行，多少？’我相信我能多收一点的，因为你说过家具的事儿；他要的就只是四壁挡风，然后有扇门可以关上。她一直呆在出租车里不露面，坐在那儿，等着，穿着那条应该大的部位却偏偏太小的便裤。”电话里的声音停止了，医生的头脑里却还悬留着嗡嗡的声响，一种不出声而偷着乐的更响的变音。于是，他几乎厉声说道：
“是吗？他们想不想多要家具？屋里除开一张床外什么都没有，床上的垫子也不——”
“不，不，他们不想多要了。我告诉过他，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炉子，他们随身带来一把椅子——那种能折叠起来捆在出租车上的帆布椅。他们就这样安顿了下来。”那悬留不散的无声的笑又回荡在医生的脑海里。
“喂，”医生说，“怎么啦？你这是怎么回事？”尽管不用对方明说，他似乎已经知道对方要说什么：
“我猜，除了那条裤子，还有让马莎小姐更受不了的呢。我不认为他俩是结了婚的。啊，他可说是结了；我想他不会是在瞎说她，也绝不至于是在骗自己。问题是，他俩没有结婚，她没嫁给他，因为我能嗅出结了婚的男人。指给我看一个在莫比尔或新奥尔良大街上我从未见过的女人，我同样能够嗅出她是不是——”
他俩当天下午就住进了那小屋，那陋室，只有一张床，床的弹簧和垫子都挺差劲；那炉子只配了一口煎锅，煎了几十年的鱼，锅底都增厚了；煮咖啡的壶，与之不相匹配的几只铁汤匙，几把刀叉，几只杯盘，以及原本装着果酱果冻之类一同买回的两三件饮料容器；还有那把新帆布椅，女人成天坐在上面注视棕榈树的扇叶胡乱晃动，叶子拍击着发光的海面发出干涩的声响；还有男人从海边拾回并搬进厨房的漂木柴。两天前的早晨，巡回海滩的牛奶车在那儿停留过；医生的妻子看见那男人拿着一条面包，提着一个臃肿的纸袋，从海滩那头一家小杂货店回来，店主葡萄牙人原先是打鱼为生的。他妻子还把见到他在厨房台阶上清洗（或者试图清洗）一摊子鱼的情形告诉医生；她讲述起来语气确凿，带着挖苦和怨恨——这女人虽不显腰身却也并未发胖，没有一处胖得过敦实的医生；大约十年前她就开始变化，浑身上下变得灰不溜丢的，好像头发和肤色都一块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包括眼睛的颜色，随同她显然有意选择与之相配的居家衣服的颜色。她大声说道：“他把那地方弄得一团糟。厨房外面又脏又腥，炉灶上也是一个样儿！”
“说不定她会做饭，”医生温和地说。
“在哪儿，怎么做？坐在外面院子里做？他什么时候把炉子和炊具搬到她眼前了？”可这不是她怨恨的所在，虽然她没有明说出来。她没有说过“他俩没结婚”，但这一点医生夫妇都心照不宣。他们都明白，他俩之问谁要一旦挑明，他会把这一对房客撵出去的。不过，他们谁都拒绝说这话，这不仅是因为他要是赶走他们就得退还租金，不退对不住良心；他想得更多的是，他俩就那么二十元钱，而且那还是三天以前的数目，而且她可能害了什么病。医生是生在乡村受过洗礼的基督徒，这时，做医生的他战胜了那个受过洗礼的他；有某种东西（也许对医生来说也是如此）战胜了也在乡间受过洗礼的她，因为也许还有种什么东西比在乡问受过洗礼的她更有发言权。这天清晨，她穿件棉布睡衣，像是裹上了一块兜尸布，全然没了形体，灰色的头发用卷发纸扎住，她从窗口叫醒医生，指给他看那男人迎着日出从海滩扛回一捆用皮带束起的漂木柴。医生中午回家时，她已经熬好偌大一锅秋葵汤，足够十来个人喝的；她带着倔强的撒马利亚式妇女乐善好施的劲儿熬好了这锅汤，一本正经，愤懑而又心甘情愿，这样做仿佛令她感到高兴，她只管熬，不管会剩多少，剩下的吃不完会一直放在炉子上，一天天来一天天去，一次次冷了又一次次热，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它喝光；而他们出生在海边，天天望见大海，根本不喜欢喝这玩意儿；他们偏好的是金枪鱼、鲑鱼以及买回来的罐装沙丁鱼，那是经过远在三千英里外的油脂厂用油加工制作的。
他亲自送了一钵汤去——矮小胖墩的身上穿件不太新的亚麻衫，有些邋遢，钵上罩着一块（还不曾洗烫过的有折皱的新）亚麻巾，有些笨拙地端着钵子侧身穿过夹竹桃树丛，那副热心肠的别扭劲儿，让人觉得他在顽强地执行基督的使命，虽然说不上出于至诚或怜悯，总算是一片责任心。他放下钵（她没有从椅子上起身，连动也不动一下，只暗暗地瞄了一眼），仿佛钵里盛的是硝化甘油；医生胖胖的未修过面的脸上只是傻乎乎的亮了一下，但这张面具般的面孔后面藏着一双有医生经验的眼睛，什么也别想逃过，他不露声色却全看在眼里：女人不仅面孔瘦削而且十分憔悴。他想，是病了。有两分，也许是三分。但不是心脏，于是清醒过来，更加明白，发现那双漠然凶狠的眼睛正盯着他，充满了无限的深仇大恨，就他回忆所及，这似乎是他从未领教过的。这目光完全不是针对任何个人，就像一个人心里高兴时会带着愉悦随意地望一根杆子或一棵树。他（医生）不是在自我解嘲，那仇恨的确不是指向他的。他想，那是指向整个人类的。也许不，不是。等等，别急——遮掩的薄幔就要开启，推论的轮齿就要咬合——不是整个人类，只是男人，男性。可是，为了啥？为什么？他的妻子也许注意到了她有戴过结婚戒指的暗淡迹印，可他，一个医生，却看清了更多：她生过孩子，他想，一个吧，无论如何。我可以拿我的学位担保。如果科弗尔（房产代理人）没说错，那男人不是她的丈夫——而他应该——应该能够说得准，嗅得出，像他声称的那样；他显然是干租海滩小屋这一行的；同样的原因、类似的压力或干代理人的需要，也会驱使城里某些人装修房间来提供给诡秘的人和报假名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