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评传(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柳宗元是唐代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是代表一代思想学术成就的杰出人物。本书在广阔的社会历史及其思想文化背景下，细致地介绍了柳宗元的一生经历，他的政能、文才；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他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历史观、文学思想以及宗教观等方面的理论成就和贡献。全书资料丰富，考证详明，论说透辟，可读性强，反映了当代柳宗元研究的新水平。

孙昌武，1937年生，辽宁营口市人。1961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教授。曾任营口师范学校、营口教育学院教员（1961-1979）、日本神户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外国人研究员、韩国岭南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柳宗元传论》、《诗与禅》、《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等。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 动乱、中衰时代诞生的文化伟人
第二章 生平业迹与思想历程
一、家世与教养
二、求举与入仕
三、“超取显美”的新进朝官
四、“卓励风发”的革新斗士
五、十年南荒“系囚”
六、四载柳州循吏
七、遗著与资料
第三章 “天人相分”的自然哲学思想
第四章 客观演进的历史发展观念
第五章 重视“生人”的政治改革主张
第六章 关注现实的文学革新理论
第七章 尊崇佛教“统合儒释”

结语 柳宗元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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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书摘
柳宗元又是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中少见的比较自由和开放的思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虽然他受到的是和古代各个时期的士大夫大体同样的儒家传统教育，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他却能接受到更加开阔丰富、更富于批判意识的思想影响。自唐室建立，国家统一，社会繁荣昌盛，新兴的庶族阶层扩展了势力，加上朝廷施行的儒、道、佛三教齐立的思想、文化政策，都有力地推动了目由、开放的思想环境的形成。而且在唐前期，社会在蓬勃发展的兴盛局面中，士大夫间笼罩着充满理想的、乐观向上的气氛，人们热衷于经世济民的大事业，他们的感情、热情、理想、幻想凝聚而为艺术创作和宗教玄想。这个时代从而特别成为造就诗人和宗教家的时
代，后来虽经历了“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连续动乱，理想并不会一时间全部破灭，热情也没有完全消泯，但人们对现实矛盾的感受却更加深切了，对社会问题的冷静思索也得以深入地进行。这种思想矛盾激烈交锋的形势，更适宜于培养一批兼具理想热忱和深刻理致的思想家。柳宗元就是其中的一位。
汉代所确立起来的经学统治，虽然一乱之于魏晋玄学，再乱之于佛教，但一直牢固地居于思想学术的统治地位。唐初，新立国的统治者同样把儒学树立为御用统治思想。为了以经学统一来保证思想、学术的统一，朝廷诏命写定《五经定本》，编纂《五经正义》，并把它们确立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然而，和这种朝廷所要求的统一化、教条化的御用经学并立，又出现了适应时代革新意识的批判、怀疑、自由的学风。经学中这一新倾向，早在隋代已现其端倪。当时的大儒刘焯已对“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而另一位刘炫则被称为“通儒”，“九流、七略，无不该览”。后来孔颖达批评当时经学的发展形势曾说：“近至隋初……其为(《尚书》)《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织综经文，守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这实际上表明了经学内部的矛盾已相当突出。到了唐前期出现了刘知几(661—721)等人，更把疑古、惑经的怀疑学风发展到了新的高潮。刘知几的《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之作，是对前此的优秀史学理论和史学历史的总结和发扬。而在思想史上更有意义的是他坚持探索真理的勇气，不受传统权威的束缚，提倡怀疑、批判、“一家独断”的精神。在《史通》的《疑古》、《惑经》诸篇，他大胆举出千古以来奉为不刊之典的儒经“求其前后，理甚相乖”的不少事例，如对《尚书》他提出了十条疑问，认为尧的“克明俊德”、尧舜“禅让”之事不可信；他说孔子之修《春秋》，也是“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恶由己者多矣”。他并具体指出《春秋》有“五虚美”，“十二未喻”，认为此书“巨细不遗，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则在“达者相承，儒教传授”，即一方面是权威的压制，一方面是后人迷信教条。刘知几在史料考证上多有疏失之处，有些论点也失之武断，但他的思想高扬着理性的批判精神，不仅对于读史和修史有着追求真理、开拓思路的价值，在整个他的时代以至思想发展史上更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刘知几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一种潮流。这一潮流的推波助澜者更有吴兢、元行仲、朱敬则、王玄感等，都是刘知几的友人。长安三年(703)，四门博士王玄感表上《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汉书》稿，宏文馆博士祝钦明等深讥玄感掎摭旧义，刘知几、徐坚等为之申理；开元十四年(726)，元行仲、范行恭与施敬本根据魏徵《类礼》，整理而成《礼记义疏》五十卷奏上，时任尚书左丞的张说批评他们是“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元行仲作《释疑》加以答辩，说批评者是“章句之士，坚持昔说，特嫌知新悫，欲仍旧贯”。上述所记各书均已不传，但从历史记述可知其具有反传统、反章句的内容，以及这些争辩的理论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批判、怀疑思潮之下，古人的“章句之学”的传统动摇了，诗人们才能有“白发死章句”的讥嘲，“儒冠多误身”的慨叹。
唐前期开放、自由的思想、学术风气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与当叫的士风、文风相一致。随着大动乱的到来，朝廷威权的动摇，在士大夫间，批判、怀疑的理性精神就更得以激发。在经学史上，一般来“惟唐不重经术”。但正是这所谓“不重”传统“经术”的倾向，促成了“新儒学”即后来的“宋学”的萌芽。这中间起重大作用的是新“《春秋》学”的发展和“儒学复古”运动的兴起。这对柳宗元的影响都相当巨大和直接。
唐前期倡导新学风的主要是史学家，他们治学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历史批判上。中唐时期推动儒学变革的主要是经学家，这是些更为典型的文人阶层中的人物。他们更关注现实，视野更为开阔，也更注重正面的理论建树。因此他们对宋人产生更多的启发和更大的影响。新“《春秋》学”的代表人物是啖助(724—770)、赵匡(生卒年不详)和陆淳(?一805)。啖助，字叔佐，赵州人，以文学人仕，博通深识，精于《春秋》，“安史之乱”时做过台州临海尉和润州丹阳主簿等低级官职，晚年罢职家居，作《春秋集传集注》、《春秋统例》。赵匡字伯循，天水人，曾在宣歙观察使处作幕僚，累随镇迁，与啖助研讨《春秋》，“深话经义，多所向合”。陆淳，后为避宪宗讳，更名为质，吴郡人，早年即师事啖助。助死后，他教授师说，并和助子异共同整理先师遗著，又请赵匡加以损益。在大历五年至十年(770—776)间，陆质完成了《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集传辨疑》七卷等，到贞元年间又写出《春秋微旨》三卷。《纂例》一书除发明《春秋》要旨、考定经文脱误和人名、地名外，主要是阐发笔削义例；《辨疑》一书是归纳啖、赵对于《春秋》的意见未人前书者，缕引得失，多所辨析；《微旨》一书，则是根据“《春秋》之作，圣人所以明微”的观念，胪列啖、赵和他本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理解，会通三传，加以批评。所以这三部书可视为新“《春秋》学”派的总结性著作。
《春秋》历来被官方御用儒学当作经国治世的大经大法。孟子已说过：“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独尊儒术”，倡《春秋公羊》学，他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仲
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唐初所修的法定经典《五经正义》包括《春秋左氏传》，官定的《九经》还包括《公羊》、《穀梁》二传。当时流行的。
传统解经方法是注不破经，疏不破注，仍要求谨守古人所传章句。

柳宗元周围不在“八司马”之列的有两个人应当提及。一个是吕温，一个是韩愈。他们在柳宗元的生活中都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柳宗元和他们交谊的意义远超出个人私生活之外。
吕温(772—811)，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唐河中府即古代的河东郡，所以和柳宗元应算是同乡。祖父延之，官至浙江东道节度使；父渭，湖南观察使，“俱有盛名重任”。他的继母出于柳氏，因此和柳宗元是中表亲。他和弟弟吕让与柳宗元的交谊都很笃厚。他是贞元十四年进士及第的，又登宏辞科，授集贤殿校书郎。这样就和柳宗元为同僚，两人也就有机会结成更为密切的关系。吕温少年有为，有济世之志，刘禹锡说他“勇于六艺之能，咸有所祖。年益壮，志益大，遂拔去文学，与俊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可见他的抱负、才能、学问、文章如何为朋辈所推许。刘禹锡还说他“又师吴郡陆质，通《春秋》；从梁肃，学文章”。柳宗元在《祭吕衡州温文》中说：
宗元幼虽好学，晚未闻道，洎乎获友君子，乃知适于
中庸，削去邪杂，显陈直正，而为道不谬。可知和吕温的交往对他的思想发展的作用。吕温的《祭陆给事文》说“某以弱龄获谒于公”，则他师事陆质的时间很早。现可考知陆知贞元二年为太常博士，历任刑部员外郎、仓部郎中，至十一年任左司郎中，后出为信州刺史，大约在贞元十七年前后。可能是通过吕温，革新派人士接触到“新《春秋》学”的思想学说。柳宗元在永州贬所写的《答元饶州论〈春秋〉书》里回忆说：
往年曾记裴封叔(瑾)宅闻兄与裴太常言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散一义，常讽习之。又闻韩宣英(晔)及亡友吕和叔言它义，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京中于韩安平(泰)处始得《春秋微旨》，和叔处始见《春秋集传集注》，恒愿扫于陆先生之门……
他在《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中又说：
《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达其道，卓焉孔直。圣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变化，动无不克。
这样，对柳宗元的政治观念和哲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陆质一派的学说，首先是通过吕温被了解的。吕温又从梁肃学文章，表明他又颇能迎合文体改革的潮流。如在下面将要说明的，在这方面，他实际也比柳宗元先行一步，并对后者有所影响。柳宗元在诔文里还形容他们交好的情况：“君昔与余，讲德讨儒。时中之奥，希圣为徒。志存致君，笑咏唐虞。揭兹日月，以耀群愚。”可见他们志同道合、密切交往、特立独行于迂儒俗吏间的情形。吕温的杰出才华，特别为王叔文所器重。后来王叔文执政，恰值他出使吐蕃被羁留，所以没有牵连得罪遭贬。但以后仍被以它故出为远州刺史，终于衡州。他壮年早逝，才能没有发挥出来，这也是让友人深为惋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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