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良回忆录

 

飘忽、温馨的小心灵
多种多样的变化形态
安定之邦
黄金时代
奥古斯都的纪律
忍耐
《哈德良回忆录》的创作笔记

犬儒学者和道德家们一致地把爱情的欢乐列为介于吃喝乐趣之间的被称作鄙俗的享乐之中，他们还宣称，爱情的欢乐并没有吃喝的乐趣那么不可缺少，他们肯定地说人们可以放弃这种爱情的欢乐。对于道德学家，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但犬儒学者竟然在这一点上搞错，这就让我惊诧不已了。我们就假设他们两者都害怕爱情的欢乐所具有的魔力，或者抵御它，或者享受它，并且都尽量地抑制自己的欢乐，以试图剥夺它那几乎是可怕的、把他们压垮的力量，以及它那使他们感到迷失于其中的古怪的秘密。当我发现一个美食家面对他所偏爱的菜肴像个情夫伏在年轻情妇的粉肩上那样乐得泣不成声的那一天，我将会相信这种具有纯粹肉体欢乐(假定存在这样的欢乐)的爱情的同化作用。在我们所有的游戏中，这是惟一有可能震撼灵魂的一种，也是游戏者必然要沉浸在肉体的莫大乐趣中的一种。嗜酒者不必放弃自己的道理，但维护自己的道理的情人并不是始终不渝地服从自己的上帝。在其他任何场合，戒绝或放纵都只是使人介入进去，只有第欧根尼的情况是个例外。他那合情合理的迫不得已的局限和特点，是通过这些局限和特点本身显示出来的。一切肉欲的行为都把我们置于他人的面前，都把我们牵连到被选定的人的要求和服从之中。对于其他的一些情况，诸如人因为更加单纯、更加不可抗拒的理由而消融其中，所选择的对象更准确地体现他的全部乐趣，喜欢真实事物的人具有判断赤裸的尤物的更多的机会，这我并不知晓。根据一具如同死尸一般的裸体，根据超越溃败和祈祷的谦卑的一种谦卑，我每每惊奇地发现，拒绝、责任、奉献所包含的复杂关系，拙劣的感情流露，不堪一击的谎言，在我的乐趣与他人的乐趣之间所形成的充满激情的妥协，所有这些无法割断但又极其迅速地被拆散的联系，都会重新组合。从对一个躯体的爱到对一个人的爱这种神秘的游戏曾使我觉得，为之献出我的一部分生命是挺美的事。言词是骗人的，因为表达欢乐的言词掩盖着各种相互矛盾的现实，既包含温暖、甜蜜、肉体间的亲昵等概念，同时也含有暴力、挣扎和喊叫的概念。我看见过你以乖孩子的专心抄写在你的练习本上的波西多尼奥斯的猥亵词句，并不比手指拨弄琴弦弄出来的声音的奇迹那样更明显地确定爱情现象。这句话侮辱的不是肉感，而是肉体本身这个由肌肉、血液和皮肤组成的器具，这片灵魂因它而闪光的红云。

我那日渐开始的声望给我第二次在罗马的逗留涂上了某种欢快的色彩。后来，在我走运的那些年月，我觉得这种欢快色彩更加地强烈。图拉真给了我两百万塞斯特尔斯，让我恩赐给黎民百姓。当然，这点钱是很不够的，但是，从此，我便管理着这笔数目可观的财产，再也没有为钱发过愁。我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害怕让人讨厌的卑劣的恐惧心理。我下巴上的一块伤疤给我提供了蓄起希腊哲学家式的小胡子的借口。我衣着简朴，在当皇帝的时候，我更加地简朴起来：我戴手镯和抹香水的年代已经过去。这种简朴是不是一种姿态，那并不重要。慢慢地，我习惯于不佩戴饰物，习惯于后来我喜欢上的那种在琳琅满目的珍贵宝石与收集者那双不戴饰物的手之伺所形成的反差。提起衣着，我想起我在当护民官的那一年曾经发生过的一起事件，人们从中曾传出各种各样的预言。有一天，天气十分地恶劣，可我得去向公众发表演说，但我把
那件高卢粗毛风雨大氅给丢了。我只好穿着一件托加发表讲话。雨水聚集在托加的褶皱里，就像集在檐槽里似的，我用手不停地在脑门儿上抹来抹去，把流到眼睛里的雨水拨弄掉。在罗马，患感冒是皇帝的一种特权，因为无论天气多坏，他除了穿托加而外，不得添加任何衣物：从那一天起，街角的女旧货商和卖西瓜的小贩都认为我福大命大。
人们常常谈起青年时代的梦想，但却往往忘记自己的盘算。这些盘算同样属于梦想，并不比其他的梦想少疯狂。在举行罗马庆典活动的那个时期，我并非惟一怀有这种梦想的人：全军都在争相投入对荣誉的追逐。我挺开心地进入这个野心家的角色，但我从来没有长久地充满信心而又无需提台词者的不断支持去扮演好这一角色。我同意以最合适的准确性去履行元老院议事录保管人这种令人厌烦的职务。我善于对所有事务做出有益的服务。皇帝的那种简洁的作风，在军中颇受赞颂，但在罗马却是很不够的。皇后对文学的兴趣与我相似，她说服皇帝让我为他草拟演讲稿。这是普洛提娜最拿手的活儿。我也顺利地完成了这种差事，因为我特别习惯于这类奉承。在我起初的困难时期，我经常替一些缺少脑子或不善辞令的元老院议员草拟演讲稿，最后，他们竟然自认为是这些演讲稿的作者了。我在如此这般地替图拉真干活儿的时候，心里挺高兴的，觉得同我在青少年时代做修辞练习时所感受到的高兴是一样的。我独自一人待在卧室里，对镜端详，试验效果，觉得自己就是皇帝。其实，我是在学习当皇帝。我并不会认为自己能够做出的一些大胆行为，如果让另外一个人去承担其责任的话，就会变得容易一些。我熟悉了皇上那简单的、但含糊不清的，而且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暖昧的思想。我敢说我比他自己还要稍微更好地了解他的这种思想。我喜欢拙劣地模仿元首的军人作风，喜欢听他在元老院说的那些似乎很典型的，而且是我写的一些话语。在图拉真不出卧室的日子，我便负责亲自宣读这些他甚至不再去看的演讲稿。从此，我代他宣读便变得名正言顺了，它可以与悲剧演员奥林波斯讲授的课程相媲美。

Humanitas,Felicitas,Libertas：在我治下流通的铁币上，都铸有这些漂亮的词儿，我没有编造它们。每一位希腊哲学家，几乎每一个有教养的罗马人，对世界都设想出如我所设想的同样的图景。每当遇到一项因过于严格而显得不公正的法律，我常听见图拉真大声地说，执行这项法律不再符合时代精神了。但是，这种时代精神，我也许会是第一个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行为置于其下，并使之变成哲学家的虚无飘渺的梦想或仁慈君主的有点模糊的憧憬以外的东西。我感谢各位神明，因为它们让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落在我肩上的任务在于谨慎地重建世界，而不是从混乱中提取一种尚未定形的物质，也不是躺在一具尸体上企图使它复活。我庆幸
我们的历史很长，从而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范例，但它又不很沉重，不会把我们压垮。我庆幸我们的技术发展到维持各城市的清洁卫生和各民族繁荣昌盛并不困难的一种程度，但又没有达到使人类充塞一些无用成果的过分的程度。我庆幸我们的艺术这棵因结过许多果实而显得有点缺乏生机的树，还能结出一些甘美的果子。我很高兴我们古老而模糊的宗教信仰，因摈弃了各种不妥协性或粗野的礼仪而变得明晰起来，它们神秘地把我们跟地球和人类最远古的梦想联系起来，但却并未禁止我们对事实做出非宗教的解释，并未禁止我们对人类的行为持有合理的观点。最后，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仁爱，自由，幸福这些字眼儿，并未因为做出太多荒谬的解释而掉价。

死亡是丑恶的，但生命也同样丑恶。二切都呈现出难看的样子。昂蒂诺埃的建立，只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把戏：只不过是又增加了一座城市，给商人投机逐利，给官员敲诈勒索，给卖淫、混乱，给哀悼完死者后又把死者忘掉的那些懦弱者提供一个隐蔽所。尊奉为神也是枉然：这些如此公开的荣誉只会起到这样的作用，把这个孩子变成去干卑鄙勾当或去嘲弄人的借口，变成贪婪或丑行的死后对象，变成充塞历史的各个角落的那些半腐朽的传说之一。我的服丧只是一种发泄的形式，一种粗鄙的淫荡：我仍然是那个得益的人，享受的人，体验的人。这位亲爱者把他的亡灵奉献给了我。一个受到挫折的人为自身的命运而哭泣。各种观念在吱嘎作响。各种话语在打着空转儿。各种嗓子如同荒漠的蝗虫或垃圾堆上的苍蝇似的在嗡鸣。我们那只风帆如鸽子的脖子似的鼓起的航船，运载的是阴谋和谎言。在人们的额头上展现出来的是愚蠢。死亡在从它那衰败和腐朽的面貌下到处往外钻：一只水果的淡棕色的斑点；帷幔边边出现的一条难以觉察的裂痕；堤坝上的一具腐尸；一张脸上的脓疱；一个船员背上的鞭痕。我的两只手似乎一直有点肮脏。在沐浴的时候，我在把双腿伸给奴隶去拔毛的同时，厌恶地注视着这具结实的躯体，这架几乎无法摧毁的机器，这架一直在消化、运动、睡眠，总有一天会重新习惯做爱的老一套把戏的机器。如今，我只能容忍那几位仍怀念着死者的仆人在我面前出现。他们曾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爱过他。我的服丧在一个按摩师或一个掌灯的老黑人的有点幼稚的痛苦中产生反响。但是，他们的悲伤并不妨碍他们在岸边纳凉时发出轻轻的欢笑。一天早上，我
倚在船帮上，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奴隶在作炊事用的舷梯平台上给一只鸽子掏内脏(就是埃及人在肮脏不堪的灶膛里成千上万地孵化出的那种鸽子)。他双手捧着一堆黏黏糊糊的内脏，把它扔到水里。我还没来得及扭过脸去就呕吐出来了。在非列岛作短暂停留时，当地总督为我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其间，一个皮肤黝黑的三岁小孩，一个努比亚看门人的孩子，钻到二楼的长廊里去看跳舞。他摔下来了。大家想方设法把这次事故隐瞒下来。守门人强忍着悲痛，生怕惊扰了主人邀请来的客人。有人让他陪着孩子的尸体从厨房门出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隐约地看见那如同被皮鞭抽打似的肩膀在一上一下地抽动着。我感到这种父亲的痛苦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如同我曾经把哀悼他们死去的朋友的赫丘利、亚历山大和柏拉图的痛苦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一样。我叫人送给这个苦命的父亲几枚金币。除此而外，我也就爱莫能助了。两天之后，我又见到了他。他横躺在门口的太阳底下，悠然地在捉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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