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读书生涯

寅恪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创见极多。数十年来虽时有人与之商榷，甚至指责、批判，然而水退石出，沙去金存，寅恪先生的许多卓识被历史长河冲刷后，反倒留了下来而依旧寒芒四射。

　　寅恪先生生于传统文化衰落之时，但此时传统文化却尚未发生"断裂"，因此他们能够接续传统文化，进而披荆斩棘，走出一条辟新之路。值传统文化断裂之后，则思维路绝，言语道断，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冯友兰、熊十力、陈垣、吴密诸先生后半生不能出成果之故。当然，生于此文化传统断裂之后的国入，自然也就失去了先贤那样的成长条件，因此，哲人萎谢，后无来者。客观地说，寅恪一代学人，一生颠危，终日屯塞；外侮内忧， 销魂铄骨，他们的学术成就是因此而大打了折扣的。即使如此，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学子，如今却因"先天营养不足"，也无法在学术上能够超越他们，高山仰止，惟有虔心景慕而已。寅恪生平，特立独行，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早年留学欧美日，深知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因此，不希慕富贵，争学工程实业、管理技术等科，而专心致力于西方学术。回国后教书治学，也不愿"随队逐流，甘为牛后"。寅恪先生认为，文化传统不能割断，民族自立，国家自立，首要在于文化自立；学术可以亘万古、横九亥，因此他把毕生精力投入其中。

卷首语
一、一代编名字重
1．义宁客家谱
2．戊戌风云人物
3．诗名满海内
4．旧时乌衣出英才
二、去国衣装入海轻
1．游学日本、欧洲
2．归国期短多奔波
3．哈佛三年
4．柏林苦学
三、清华学院多英杰
1．任研究院导师
2．字字精金美玉
3．王国维沉湖事件
4．婚后更忙
5．实学振藻万里
四、沧海横流无处安
1．流亡西南联大
2．匆匆蒙自百日
3．倦行香港又逃离
4．双目失明，天其废我耶
5．北归梦短成永诀
五、更应流恨到天涯
六、藏书世守事尤难
七、读书不肯为人忙
八、剖别派流施品藻
九、然脂暝写费搜寻
十、千秋读史心难问
十一、所南心史井中全
十二、泪洒千秋纸上尘
附录一 陈寅恪读书著作系年
附录二 陈寅恪研究中文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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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在柏林学习期间，寅恪生活窘困，已不似在美国哈佛。从民国十二年(1923)起，国内时局动荡不安，江西教育厅官费暂时停寄。这一时期，毛于水、傅斯年、俞大维等也均在柏林读书。在美国的赵元任先生拟辞却哈佛大学教职回国，但须觅一哈佛出身者代替，特致函给寅恪，希望他能重返哈佛。寅恪复信婉辞：我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这当然是不想去的玩笑话。毛子水是民国十二年(1923)二月到柏林的，他回忆说：“那年的夏天，傅孟真先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后来我的认识这两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绍的。”“当时在柏林朋友聚会谈论的快乐，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一件最值得回忆的事情。”“寅恪、元任、大维、盂真，都是我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
寅恪在柏林读书，曾与周恩来有过交往，据寅恪学生石泉先生(原名刘适)讲，寅恪曾谈到在德留学时，“有一天晚上在一家华侨开的饭馆里，我无意中和周恩来还有曹谷冰(按：曹后来曾任大公报经理，解放后为全国政协委员)等三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很雄辩，曹等三人都说不过他，恼羞成怒，动手就打，竟同时连我一起打。我们一同退入老板娘的住房，从里面锁上门。直到曹等走后才出来。”寅恪忆此笑曰：“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听他们辩论。”此趣事约是寅恪四十年代病卧成都时，闲谈兴致所至提起的。寅恪平常不愿言及自己与煊赫人物之交往，故除石泉先生所提供外，其他资料皆不载及此事。但一九四九年后，一些政治运动中，寅恪受过周恩来的关照与保护，确是事实。
民国十二年(1923)年五月，赵元任夫妇也来到柏林。据赵夫人杨步伟女士回忆，到了柏林“会见了一大些旧识新知，最近的就是寅恪和孟真。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嚜。我看寅恪每次总是叫炒腰花，所以以后他和我们同住，我总叫厨子做腰花，可是他一点不吃(此处“同住”指回国后在清华任教事，引者注)。我说：‘你在德冈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说因为腰花最便宜，我回他在中国可是最贵。所以以后我们就不买猪腰子了。”又说：“有一天俞大维和寅恪请我们看德国歌剧，他们两人送到剧园门口就要走，我问你们不看吗?大维笑笑，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下面包。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过地领他们这回情”。寅恪在柏林读书，生活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能正式进餐。
寅恪放洋十数年，进入众多所高等学府，然而终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他完全是为读书而读书。萧公权先生言：“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民国十二年(1923)，寅恪生母俞明诗、长兄衡恪相继谢世，家中生活也日渐艰难。民国十四年(1925)春，北京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并大学部，聘请寅恪为教授。寅恪应允，并于十一月九闩由马赛启程回围。他结束了自己十五年的海外游学生涯，如倦鸟归巢，回到梦牵魂系的祖国。

古代典籍粗分可得经史子集四大部类，而此四大部类书籍寅恪皆认真读过。对于经部书籍，寅恪认为，《诗经》、《尚书》乃我先民智慧结晶，无论爱憎好恶，人人应必读。《尚书》虽有今古文之辨，但占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为秦火之后，据所传断简残编，取有关《尚书》部分纂集而成。不能武断说其伪。对于《易经》中之玄学，寅恪兴趣甚淡，他不喜欢抽象空洞之理论。再如《春秋》，寅恪虽未如王荆公讽之为“断烂朝报”，伹认为《左传》
为优美文学外，对《公羊》三科九旨之说不感兴趣。于《谷梁》则曾语涉过《范序》。关于《尔雅》，他将其归于《说文》一类。对于《孝经》，寅恪认为是好书，惜篇幅过节，至多只抵充《礼记》中一篇而已。
寅恪很注意《三礼》，他虽同意时人认为《周礼》不是周公所作的观点，然亦不认为是一人所杜撰。《周礼》中有许多古字，云汉刘歆伪撰碑文，到处埋藏之事，寅恪甚觉可笑。他言，《周礼》是一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之书，不论真伪，不可不读。他对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尤为折服。关于《仪礼》，寅恪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之因素，礼法随时俗而变更。但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礼教”思想在《唐律疏仪》中之地位，人人应该重视。至于
《礼记》，寅恪说其为儒家杂凑之书，但其中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外，其余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等，不但在中国，乃在世界，亦是精彩作品，故不但须看读，且须背诵。《大学》、《中庸》成“四书”之组成部分，“四书”中还有《论语》和《孟子》两书。寅恪说，《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编纂，非孔子亲撰而成有系统之哲学论著。因而黑格尔阅毕《论语为之拉丁文译本，误认其为普通之书，尚不如Cicero的de Officiis。至于《孟子》，寅恪甚喜其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分，及关于历史之议论，却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即其一例。
关于史部书籍，因国史为寅恪一生治学研究之重心，因此对史籍无书不读。他自称：“寅恪平生颇读中华乙部之作，间亦披览天竺释典，然不敢治经。”然寅恪读史与常人不同者，在特别注重各史籍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中《艺文志》，《晋书》中《天文志》、《刑法志》，《隋书》中《经籍志》、《天文志》，《新唐书》之《地理志》等等。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因研究唐史，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亦推重“三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史籍，至若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均在披览之内。寅恪常说“在史中求史实”，故其于史部书籍，得之即览。
因寅恪不好玄学，故在子书部类，阅读颇有选择。一般阅读有关于典章制度方面的子书。当然他很喜欢《庄子》，也重视《苟子》，认为荀于是儒门之正统。此似受汪中之影响。他偶也能提及子书中较僻之处，如《抱朴子》之《诘鲍篇》，《列子》之《汤问篇》等。至于国内一般学者所推崇之《论衡》之类，他似乎并不很重视。
古代书籍最庞大的部类是集部。集部类书可谓浩如烟海，难寻其涯。不过，凡集部之书，包含典章制度者，寅恪也特别加以注意。关于文章与诗词，寅恪于文爱阅欧阳忠公(修)、韩文公(愈)、王荆公(安石)、归震川(有光)、姚姬传(鼐)、曾文正公(国藩)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认为姚文知理有余，气魄不足。如曾文正公撰《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有“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如此类雄奇瑰伟之句，于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谓少见。至若诗歌，寅恪喜读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作，但定其非上品。平时寅恪还喜好平民化之诗，因而推崇白香山(居易)。晚年听读弹词小说《再生缘》，亦言“论诗我亦弹词体”。关于词，除宋人词外，寅恪于清人中常提龚自珍(定庵)、朱祖谋(古微)及王国维三先生。寅恪于诗大有嗜好，秉承家学，于词则所作无几。

几年前，陈寅恪这三个宇尚木允许正面提及，为何出书如此主速，花放如此之突然。这里必须要提及蒋天枢先生。如前所述，蒋先生五十年代就为寅恪著作之出版而费尽周旋之力，寅恪完成《柳如是别传》之一九六四年，农历正月十七是其七十五岁诞辰，蒋先生专门寄《世说新语》明刊本以为寿，旋即又亲赴广州探视寅恪之病。此行除抄录寅恪诗稿一册，又受寅恪嘱托，将来要为之编一套文集。蒋先生辞行前，寅恪写下了今已被人广为诵吟之名篇《赠蒋秉南序》，及《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诗三首，其中一首为；
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
拟就罪言足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蒋先生身心俱遭摧残，一九六八年患大病而住进上海医院，后出院一直于家养病，直至一九七三年方得康复。“文革”期间蒋先生把寅恪之文稿视若性命，虽遭逼迫，也未交出，只以自己所藏及数十张京剧唱片抵挡红卫兵造反之势。病稍愈后，蒋先生立即着手整理寅恪之遗作，不顾身体虚弱，砣屹以求。因此，“文革”甫终，蒋先生立刻就把全套《陈寅恪文集》整理完毕，交至上海古籍出版社。春天虽然迟至，竟东风第一枝。从一九八O年六月至一九八二年二月，《陈寅恪文集》全套七种九册陆续出齐。此时的蒋先生也年届八十。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工作人员，至今仍清晰记得，“文革”结束最初几年，身材瘦削、拄着拐杖的蒋天枢教授，曾频频借读古籍，有时自带笔墨稿纸正襟危坐，认真抄录史料。起初人们以为他在用功做自己的学问，后才知悉这位白发苍苍老教授是为整理校对先师著作而如此辛劳。一九八二年《陈寅恪文集》出版后，那些有幸成为蒋研究生的学生，绝少听到蒋先生提《陈寅恪文集》编辑之事。一天，上海古籍出版社给蒋先生汇来一千元编辑费，蒋先生拒受，复信有关编辑说：“曾奉一函，向您讲明，本人绝对不能接受酬，金。并请您转告贵社领导。兹再向您郑重声明：本人绝对、坚决不受此款。该项支票即便你社业已发出，仍须由你社支取注销。我绝对不领取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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