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

潘多拉盒子被打开，“科学大战”一触即发 1996年，在一次 人类学会议后，拉图尔被一位心理学家郑重其事地问及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你相信实在吗？”这仿佛将他带到了“科学大战”的前线，交战双方针对“科学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还是科学研究的产物？”这一议题争执不休。自己所一直从事的科学论研究遭到了如此大的误解，让拉图尔深感有必要略微折返脚步。于是，本书便应运而生。 为了找回寄存在潘多拉盒子底部的希望，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相当复杂的构思 本书在哲学和概念层面研究科学和科学进程本身，是自拉图尔的《科学在行动》一书以来 哲学意义的著作。作者质疑了科学知识的 性和可靠性，带领“科学大战”的交战双方远离战场，去往 高之处： 传统的主客体二分观念，在这种观念留下的空白处绘制出一幅由人类和非人类所组成的概念图景。 详细、生动的经验案例研究×有力、充分的论证 拉图尔采用了一种逸闻逸事的叙事方法，描述了他在亚马孙雨林与土壤学家共事的经历、法国核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对核裂变链式反应的研究、路易·巴斯德发现乳酸发酵物的过程，探讨了科学研究的政治维度和充斥其间的社会话语。 气候变暖、疯牛病传播与吸烟的致癌效应都在书中不同章节有所提及。

本书是布鲁诺·拉图尔多年深耕科学哲学的结晶，是自他的《科学在行动》一书以来 哲学意义的著作。面对一次学术会议后，一位科学家朋友直言不讳的提问：“你相信实在吗？”拉图尔在书中给出了缜密的回应，并对其科学论立场做出了 全面和具体的阐述，为从实践角度理解科学实在和科学论所追求的那种实在论提供了出色的论证。 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拉图尔展示了不同领域科学家的行动：从土壤科学家在亚马孙地区的田野考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国原子能科学家的核反应研究，再到路易·巴斯德对酵母中乳酸发酵的研究，从而向我们揭示了物质世界中的各类事件被转化为科学知识的无数个步骤；他还选取技术世界的诸多例证，让我们见证了物质世界与人类世界是如何在技术进程中相互聚合、相互转化的。

作者简介 布鲁诺·拉图尔，法国当代 科学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行动者网络理论创立者之一，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先后任教于巴黎高等矿业学校、巴黎政治学院。主要著作有《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1979，与伍尔加合著）、《细菌：战争与和平》（1984）、《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1991）、《阿哈米斯或对技术的爱》（1992）、《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1999）、《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1999）、《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论》（2005）、《实存模式探究：现代人的人类学》（2013）等。 ？ 译者简介 史晨，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科学技术论（STS）。 刘兆晖，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论（STS）。 刘鹏，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科技伦理学。

目录

总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致谢




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

1 “你相信实在吗？”：科学大战的战地报道

2 流动指称：亚马孙森林中的土壤取样

3 科学的血流：一个源自约里奥科学智识的案例

4 从构造到实在：巴斯德与他的乳酸发酵物

5 物的历史性：在巴斯德之前，细菌何在？

6 人类与非人类的集体：追随代达罗斯的迷宫

7 发明科学大战：苏格拉底与卡利克勒的和解

8 从科学中解脱政治：宇宙政治体

9 行动的小惊喜：事实、拜物、实像

结论：以何种计谋解放潘多拉的希望？　　




术语表

参考文献

索引

“我有一个问题，”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上面潦草地写着几个关键词。他喘了口气，接着问道：“你相信实在吗？” “当然相信，”我忍不住笑了，“这算什么问题！实在是我们不得已才相信的东西吗？” 他邀请我出来见面，进行一场私人讨论，但我发现，他选择的地方就像他的那个问题一样古怪：坐落于巴西特雷索波利斯（Teresopolis）的热带山脉中的一个湖泊边，附近是一间小木屋， 怪异地效仿着瑞士度假胜地的格调。我想知道，对于那个尽管严肃但又以一种局促不安的口吻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问题，难道其答案就是实在真的已经成为人们不得已才相信的东西吗？难道实在就像上帝，是在经历一场冗长的私人讨论之后才能获得告解的话题吗？世界上真的有人会不相信实在？ 在听到我不假思索而又带有笑意的回答后，他松了一口气。注意到这一举动，我 加困惑，因为他的这种放松足以清晰表明他预期着一个否定性的回答，比如“当然不相信，你觉得我会如此幼稚？”这并非玩笑，因为他在提问的时候一本正经，表情流露出关切。
他补充道，“我还有两个问题，”提问的语气听起来已经轻松多了，“与过去相比，我们是否知道得 多了呢？” “当然！已经多了上千倍都不止！” “那科学是累积性的吗？”他略显紧张地追问道，仿佛他没有料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获得了胜利。
“我猜是这样的，”我回答道，“尽管我对此并非那么肯定，因为科学也遗忘了很多自身的过去，还遗忘了那些逝去的研究纲领——不过，总体而言，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您为何问我这些问题？您认为我站在何种立场上？” 我不得不迅速调整我的解释，这样才能够领会到，当他向我提出这些问题时，他已经把我视为一个怪物了，而他敢于同这样一个怪物私下会谈并吐露自己的开放思想却又让人感动。在他眼中，我是能够威胁整个科学事业的群体中的一员，是来自所谓“科学论”的神秘研究领域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此前从未在现实中碰到过这样的人，但至少他被告知，这在美国是另一种对科学的威胁，美国从来都没有为科学探究确立起一个安全无虞的根基。现在，他却要与这样一个人会面，那必定是鼓足了勇气。
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心理学家，我们两人都曾应温纳-格伦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的邀请参加一次会议，与会人员中有三分之二是科学家，另外三分之一是“科学研究者”。我对主办方的这种划分困惑不已。我们怎么就被划分到科学家的对立面了呢？我们从事有关某个主题的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在攻击它。难道生物学家是反生命的？难道天文学家是反天体的？而免疫学者是反抗体的？不仅如此，我在理工科学校中从教二十余年，我的文章一般发表在科学类期刊上，我与我的同事在开展一些对我们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合同研究项目时，所代表的也是产业界和学术界中许多科学家团体的利益。本人难道不是法国科学事业的一部分吗？这么随意地就被排除在外，也让我略感懊恼。当然，我确实是一位哲学家，不过，我在科学论领域中的朋友们又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接受过科学方面的专业训练，其中至少有几位还为自己曾经拓展了科学本身的前景而骄傲不已。他们或许可以被视为另一学科或另一子学科中的一员，但 不属于“反科学家”的阵营，仿佛这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都打出休战旗号，只是为了在重返战场之前进行谈判以求达成妥协。
我难以克服因此人提出的这些问题而引发的疏离感，因为我把他当作一名同行。是的，确实是同行（自此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在我看来，科学论如果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那必定是将实在添加进了科学，又并未消解科学的任何一丁点儿实在性。我们不再像过去那些坐在扶手椅上的科学哲学家一样将科学家们的画像拥挤地悬挂在墙上；相反，我们描绘着科学家们鲜活的形象：他们沉浸于实验室的工作之中， 满满，操作着各种实验设备，精于技能性知识，并同 为广阔也 加生机勃勃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我们对科学的关注不再囿于苍白无力、毫无生气的客观性，我们所展现的是实验室实践将众多非人交杂进我们的集体生活之中，非人拥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非人灵活多变、有血有肉——简言之，它们拥有了作为另一阵营的人类主义者所拒 赋予它们的所有特性。事实上，我曾经天真地认为，如果科学家们有忠诚的盟友，那就是我们——“科学研究者”。因为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吸引文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在科学论出现之前，读者们一直确信这样的观点：正如他们心中的一位大师海德格尔所言，“科学不思想”。
这位心理学家的怀疑，让我深感不公。因为他似乎没有理解，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无人之域所展开的这场游击战中，恰恰因为我们的兴趣在于科学事实的内部运作机制，我们正遭受各色激进分子、活跃人士、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技术恐惧者的攻击。我曾经自问，这样一个小小的科学群落一直都在研究如何展现事实、机器与理论，揭开它们的基础、血管、网络、根茎、卷须，难道还有人比我们 热爱科学吗？我们宣称，科学客观性可以成为我们的考察对象，难道还有人比我们 相信这种客观性吗？ 然而，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在这次会议上，科学家们实际上将我所说的“把实在论添加到科学之上”视作对科学事业的威胁，视作一种削弱其主张真理和宣称确定性的方式。这种误解是如何产生的呢？我活了这么久，竟然碰到有人郑重其事地问我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你相信实在吗？”在我看来，科学论领域已取得的成绩与这一问题所暗含之意间竟有这么大的距离，以至于我有必要略微折返脚步。于是，本书便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