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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
《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一书以美国中部艾奥瓦州小镇奥尔温为主要对象，考察了美国数以千计小城镇在近30年里的发展状况以及当地人为改变现状所做的努力。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这些小城镇被土地整治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遗忘，当地经济一蹶不振，人口外迁，在农业转型中受困于低收入、失业。此时，毒品趁虚而入，不仅抚慰了贫困无助者的心灵，更在当地形成了毒品经济，一些人开始以此维生。毒品的大行其道，反过来又让疲弱的小镇更加千疮百孔。
染上毒瘾的奥尔温，只是美国各地成千上万个小镇的缩影，它反映了全球化力量之下美国当代小城镇恶性循环的社会现状。而几乎与此同时，欧洲也出现了毒镇现象。对此做道德评判，呼吁个体守法自律，几乎是徒劳的，因为这种现象的实质是经济，更关乎政治。
作者出生于小城镇，为写此书回故乡定居数年，他观察毒品的产量和消费，结识了自己酗酒但致力于扫除毒品的医生、处理涉毒案犯罪的检察官、与毒瘾斗争多年的瘾君子等小城镇居民……从这样的人身上，观察和呈现美国小镇的死与生，警醒世人。
尼克·雷丁，Nick Reding，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美国记者、作家，1994年在西北大学获得创意写作和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后获得纽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1995年到1997年一直是纽约大学的研究员。他在纽约住了13年，在那里做过杂志编辑、研究生院教授和自由撰稿人。
序
家
当飞机离开奥黑尔国际机场，向西飞往加州旧金山时，你透过舷窗往下看，只消几分钟，脚下纵横交错的芝加哥郊区的街道就会被绵延起伏的草原所取代。当机身投下的影子从隐藏在红杉和常青植物围起的隔离带中的房屋上掠过，这样的变化可谓刻骨铭心。玉米田和柳枝稷在地上交织出的几何图形，绵延而去，一展无遗。远远望去，谷仓像小碎片似的闪着亮光；一旁如静脉般交织的棕色小溪，静静地蜿蜒，向草原空旷的远处流去。当飞机越过密西西比河上的第十号闸坝时，若你看得仔细，就会看到位于艾奥瓦州那一侧的河岸边一座小城镇，它叫奥尔温（Oelwein），人口是六千一百二十六。在飞机继续攀升的极短的时间里，你就像欣赏一件刻画精细的易碎浮雕作品那样，看到那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以及每一辆皮卡。在这个瞬间，你看着定格在眼前的这座小镇的景象，带着一丝偷窥的欣喜，想象着当地人的生活。随即，奥尔温（或许连同你的好奇心一起）稍纵即逝。
这就是成千上万个散落在美国二十八个内陆州的低空飞行区的小社区的现实。被世界最繁忙的航空路线所覆盖的这些小地方，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但跟其它地方似乎又显得格格不入。从很多方面来看，无论从纽约到洛杉矶，还是从达拉斯到西雅图，都要比从美国的任何一处前往艾奥瓦州的奥尔温容易得多。然而，若想要对新千禧年的美国有所了解，只要去这里的晨益咖啡馆跟人拉拉家常，坐在Re/Max房产中介办公室接听电话，或者在豪贝格家庭诊所的那栋矮砖楼里接待病人，基本上就能找到答案。如今，像奥尔温那样的小城镇也许跟以往相比更显得寂寂无名，然而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融入这个世界。而我们是谁的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然后，你再看一眼，这次是在五月的一个清晨，坐在从芝加哥出发飞往艾奥瓦州锡达拉皮兹市的航班上，当飞机在锡达拉皮兹降落的时候，从航班的舷窗再次向外看。让你的目光顺着三八号州际公路北端柔和的弧度，越过锡达河，并经过那间让方圆数英里的地方都沉浸在早餐谷物的甜味中的桂格燕麦厂。从这里到那条双向二车道、不带立体式出口和立交桥这类复杂设计的一五号高速公路的交界处，从飞机舷窗往下看起来不过几英寸而已，实际上却相距一小时的车程。差不多每隔二十英里，公路的限速就会有所下降，当一五号高速公路穿过夹在红色砖墙教堂和闪闪发光的金属水塔之间的三四层楼高的建筑群时，限速已经从一开始的每小时五十五英里降至每小时二十五英里。一路往下，沿途城镇的名字随着原始的城镇风貌变得亲切且耳熟能详起来： 布莱恩斯堡、独立镇和黑泽尔顿，最后到达坐落在那间名为“运动员之家”的酒吧斜对面的阿米什人聚居区。跨过费耶特县的地界就是奥尔温，英文发音为OLwine。
与艾奥瓦州的大多数小城镇一样，占地四平方英里的奥尔温纵横方向分割出四个区域。在X轴和Y轴交叉处是奥尔温的建筑和经济核心坐标： 密西西比州西部最大的、拥有百年历史的芝加哥大西部铁路公司的发动机制造厂。尽管这里气候时常恶劣，但整排整排的火车车厢在车间里加工制造，丝毫不受影响。这些制造厂为钢筋和砖结构，有三个橄榄球场那么大，它们以及长久以来支持着它们的小镇，是这方圆几英里内最大的建筑景观了。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奥尔温的存在便是对不知身在何处所做的注解。
表面上，奥尔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相当典型。从南边开车进入小镇，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不远处的枫树和橡树林，在原本平坦的景观上勾勒出柔和的轮廓。一旦进入城区，奥尔温的天际线就在五层楼高的白色尖顶圣心天主教堂和往北六个街区的恩典卫理公会教堂四层楼高的红色钟楼之间被分割开来。在这两处地标之间开着一家珠宝店、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两家银行、一家花店、一座电影院以及四家餐厅，全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石砖结构建筑。从“拉斯弗洛雷斯的墨西哥餐厅”那里穿过马路，有一家服装店、一间摄影工作室和一家手工艺品商店。奥尔温小镇上的酒吧（十一间）几乎跟教堂（十三座）一样多。这里最大的两支教派是路德教和天主教，它们是在两股移民潮进入这个国家后形成的： 十九世纪末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巴伐利亚人，以及二十世纪初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到“冯·塔克的比耶豪斯酒店”的客人都比较高端，一般都是先在“利奥的意大利餐厅”吃好意大利千层面晚餐后再去那里的。一九二二年，弗兰克·利奥从意大利来到美国后不久就开了一间杂货铺，现在的这家意大利餐厅就是在杂货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业务。而另一边的必来客栈，则是奥尔温镇上最邋遢、最毫无个性可言的客栈。其装修风格，用客栈主人米尔德里德·宾斯托克的话来说，就是“高级阿米什风格的媚俗风”，再说直白点，就是一整个大杂烩： 桌上铺着饰有蕾丝的桌布，配的木椅子跟桌子的风格完全不搭，而各种老古董的农场器具则一律被刷上了圣诞节装饰灯上才有的那种亮红色和嫩绿色。
从主街往南朝黑泽尔顿方向走，你会看到一家达乐超市、一家凯马特超市和一家Kum & Go加油站。但除此之外，奥尔温小镇上的商业基本上都是家族私营的，一向都是如此。这里没有星巴克，也没有要开一家星巴克的打算。这个小镇称不上朝气蓬勃。在奥尔温镇上的VGs和山姆家这两间小服装店里，无论是男士的西装还是女士的裙装，主打面料一律都是毛料，“奢侈”这个词似乎从来没在这些店的字典里出现过。这里几乎处处讲究实用性。就连那间摄影工作室，除了布置一个摆满高中写真老照片的大橱窗外，还会安装宽阔的铝合金遮阳篷，对这个通常一年到头有三英尺降雨和五英尺降雪的中西部小镇而言，突出实用性这一点还是显而易见的。
毫无疑问，在奥尔温这里最能跟富裕挂上钩的要数晨益咖啡馆了。每天早晨，奥尔温镇上的那些专业人士阶层的人都会在店里的一张古董橡木餐柜边围成一圈，柜子上放着分别装有普通咖啡和调味咖啡的拉丝铝制玻璃咖啡壶。咖啡壶旁边放着一个柳条筐，里头装满了榛子、杏仁和肉桂口味的小包装液体奶精，在这个州（以及这片地区），小包装的粉状非乳制奶精还是新奇的时髦货。奥尔温镇上那些有头有脸的男人（市长、高中校长、警长以及卫理公会牧师）出去上班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太太则继续留在咖啡馆，窝在大沙发里或坐在靠背僵硬的椅子上，一边聊着家长里短，一边制作着拼贴画。
在奥尔温，你选择喝咖啡的方式和地点很能说明你的身份及职业。与格调优雅的晨益咖啡馆仅隔三扇门的是“枢纽城市面包房”，相比之下，这里的风格更简朴、硬朗。墙上刷着脏脏旧旧的白漆，屋里摆了一张家居风格的长折叠桌，上面铺着纸质的桌布，“枢纽城市面包房”看着并不像一间咖啡馆，反而更像外墙装有楔形板的农舍。这里没有法式面包或三豆汤。事实上，甚至连个菜单都没有。相反，这里有一个装着甜甜圈的塑料篮子和一个两灶眼的瓦斯炉，厨师和店主在炉上煎好蛋，就放到盛在纸盘里的冷冰冰的白吐司上。那些围着桌子、身穿各种工作服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对此并不介意： 他们正讨论着玉米的价格以及各种除草剂的优缺点，停都停不下来。讲究的口味有助于咖啡馆获得大量好评，一座难求，但这并非是这家被常客们称为“面包房”的咖啡馆吸引顾客的先决条件。对这里的厨师吹毛求疵，比如要在你的咖啡里加奶油，在这里会显得格格不入。
通过奥尔温镇上的这两家咖啡馆各自的顾客群，便可大致了解构成这座小镇的社会基础。中西部小镇的生活无非就是在酒吧里打发打发时间，每周去教堂做个礼拜。但这里的生活最终还是扎根在沿着主街两侧的商店，以及与人行道的尽头几英尺之隔的由黄色和绿色的田地交织而成的一望无际的农场。这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尽管这种契合并不总是天衣无缝。位于小镇以北十二英里、占地四百八十英亩的莱恩农场，主要圈养绵羊和种植玉米，如果没有这家农场，那么诸如“重复寄售商店”和“梵·丹欧佛珠宝”这样的商店恐怕也会难以为继。只有当生活在田间和街头继续下去的时候，小镇的生活——包括医院、学校以及奥尔温小镇至少举办了两百年的圣诞盛会，才会跟着生生不息。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如表面所见的那样。在五月的一个闷热的傍晚，从锡达拉皮兹市出发的航班早已返回芝加哥，气温接近九十华氏度，从晨益咖啡馆和枢纽城市面包房经过，便可一路走进奥尔温小小的第三行政区。沿着坍塌的人行道，或者穿过房子烧毁后留下的空地望去，在圣心天主教堂往南几个街口的康菲石油公司加油站，一个身穿风衣的年轻人在翻垃圾箱，尽管天气相当炎热，他的身子仍然颤抖个不停。在第三行政区的这些流动屋之间，在这些成群结队骑着赫菲牌自行车的十几岁男孩当中，与奥尔温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更紧密的是毒品，而非长久以来维持这个小镇的两大行业： 农业和小企业。这是奥尔温的一部分，美国小镇的一部分，也是当飞机掠过一览无余的乡间时，从舷窗往外看无法捕捉到的那个部分。太阳在第三行政区落下，傍晚出发的横穿美国的直飞航班在头顶上飞过，原本洒在这片土地上的温暖而怀旧的光线，也已消失殆尽。
在闷热潮湿中，夜晚的气息逐渐形成。露点时割下的草带有的湿润的草香味中，夹杂着“厨子”在“厨房”里制作甲基苯丙胺时散发出的醚臭味。主街，离此地不过三个街口，却远得像芝加哥一样。事实上，奥尔温的生活并不是明信片上勾勒的农场、教堂和皮卡车相融的风景，也不是美国独立日那天燃放的烟花和耶稣诞生场景的摆件，更不是面包打折销售和星期五晚上的橄榄球比赛。这里的生活并不比洛杉矶、纽约、坦帕或休斯敦来得更简单、更美好或更真实。在过去三十年里，美国小镇的生活场景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直到二五年全国媒体竞相报道有关冰毒泛滥的新闻，人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些。一夜之间，美国小镇和冰毒成了同义词。从此，主街不再以利奥餐厅和必来客栈，或者晨益咖啡馆和枢纽城市面包房来分隔；而是以农民和瘾君子来进行划分。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所要说的——正是本书要讲述的。是的，本书讲的正是有关艾奥瓦州小镇奥尔温的故事。
在二〇〇五年前往艾奥瓦州之前，我已经花了六年时间来考察冰毒和美国乡村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我第一次偶然发现毒品在美国中部地区具有象征性地位的地方并不在艾奥瓦州，而是在爱达荷州，在一个叫古丁的小镇。一九九九年秋，我因为要给杂志撰写一篇反映当地支柱产业畜牧业的文章而前往古丁镇。当时我对冰毒一无所知；尽管冰毒的效果立竿见影、显而易见，我完全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意识到自己到了一个毒品横流的地方。到古丁镇的第一晚，我去林肯旅店的餐厅吃晚饭。每到星期五的晚上，那些整个星期都在忙着铺设和平整该县境内屈指可数的几条小路的筑路工人，都纷纷前往林肯旅店喝啤酒。我注意到他们中很多人在吸食冰毒后就会显得相当亢奋。半夜时分，当地治安官和他的副手驾车穿过巷子，他们停下车来从后门看了一眼，随后回到巡逻车上，疾驰而去。就他们两个人，面对这一屋子吸食冰毒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两天后的晚上，当时我在牧场附近的一个工棚，三个墨西哥人开着一台白色福特F150车过来了。他们是冰毒毒贩，其中年纪最大的那位年仅十九岁，自称可可，在过去四年里已经三次被遣送出境，他是这么跟我解释毒品这个行当的：“起初我们免费赠送。之后，瘾君子们为了得到更多毒品什么都愿意干。”看来，冰毒就这样成了爱达荷州这个人口仅有一千二百八十六的古丁镇生活的一部分。
早在一九九九年，除了西海岸的一些报纸和几家像爱达荷的《高山快讯》（Mountain Express）这样的不知名小报，鲜有毒品方面的内容见诸报端。那时，我住在纽约。看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乃至《芝加哥论坛报》这些报纸，以至于对冰毒在美国各地扩散的消息浑然不知。当我跟朋友们说起自己在古丁镇的所见所闻，他们谁也不相信我的话。就算信了，他们也会认为冰毒是中部地区生活中另一个未被发现、难以捉摸的方面： 像玉米一样普遍，像农业法案一样难以理解，像福音派神学一样俗气。即便冰毒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躲过了全国一致的审查，但无论我在蒙大拿州的恩尼斯、加州的默塞德，抑或佐治亚州的坎顿，当地人对这种毒品的意识一贯是相当敏锐的。四年来，我所到之处都会有冰毒的身影，不仅很容易找到，而且还可以轻松拿到折扣；一旦回到美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比如纽约或芝加哥——我之前的一切所见所闻就都失去了语境，成了奇闻逸事。我甚至开始觉得毒品不知怎么地在跟着我走，我到哪里它就在哪里出现。我曾经无数次试着说服我的经纪人和一些图书杂志的编辑，美国小城镇的冰毒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但我的努力无疾而终。最终，我试着把这一切抛到脑后，不再多想。但到了二四年十一月，也就是我回到爱达荷州五年后，眼见着冰毒已然成为我家乡的一道主要风景时，我再也无法忽视眼前的这一切了。
我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一带长大。五十五英里之外，靠近伊利诺伊州的格林维尔镇有一大片湿地，在每年世界上水禽迁徙最集中的季节，那里是它们在北美最重要的中途停留点之一。我在那里打过很多次野鸭，而且我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格林维尔就是我家乡那一带的一部分。和圣路易斯一样，格林维尔也坐落在广袤的草原和丛林密布的山谷之中，后者曾经从密苏里州中东部的密西西比河谷一直绵延到肯塔基州。这片区域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南方，在地理、口音、经济以及文化情感（这是促成我人格形成的一个基本成分）上有所统一，自成一体。每年秋天在卡莱尔湖猎鸭，一直是我们家族有史以来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在艾奥瓦州西北部和南北达科他州的草原孵出来的野鸭向南迁徙，就像我父亲在六十年前所做的那样，沿着密苏里河一路往南，奔赴圣路易斯开始新生活。在圣路易斯，他们遇到了成千上万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北迁移的人，包括我的外祖母在内： 她离开位于密苏里州埃博河畔的奥扎克山上那间自给自足的农场，来到圣路易斯洪泛区那一带的肥沃土地上寻找更好的生活。被我视为自己家乡的卡莱尔湖和格林维尔小镇，距离我家这两个分支走到一起的地方不远。尽管我在整片山区和中西部的小城镇上都发现当地存在冰毒问题，但不知何故，我始终坚持认为我从小长大的这个地方对此具有一定的免疫力。然而，在格林维尔的某天夜晚，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
我去了“伊森的地盘”，那是家酒吧，在我不去猎鸭之后已经有好几年没光顾过了。我在酒吧里遇到了两个男人，姑且称他们为肖恩和詹姆斯吧。肖恩一副光头党的模样，他因为盗窃汽车、制作并试图贩卖冰毒被判刑六年，几天前刚从伊利诺伊州监狱获释。他二十六岁，身形消瘦，身高六英尺一英寸，体重一百七十磅，剃着光头，身上文着各种纳粹纹身。詹姆斯是个黑人，二十八岁，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肌肉发达。但他看着并不像他的身体那么结实，反而像一个饱受慢性疼痛折磨的人，行动中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疲惫。在过去六年里，詹姆斯一直在陆军空降部队服役，先是去阿富汗，并参加了对阿富汗的入侵；之后是去伊拉克，是进攻伊拉克的先遣部队成员；最后又重回阿富汗当了警察，并发现自己的工作居然是去保护那些几年前对他开枪的人。跟肖恩一样，詹姆斯也经历过牢狱生活，但最终总算回家了。
跟在监狱或军队里不得已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相比，共同的经历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强大，很快，詹姆斯和肖恩，一个黑人，一个新纳粹分子，便相见恨晚地聊起了所有他俩都认识的人。他们喝着当地特有的叫做“他妈的来一桶”（Bucket of Fuckit）的酒，这种酒是把生啤、冰块以及酒保认为适合加进来的酒一起装进塑料桶混合而成。他们打台球时，詹姆斯绕着桌子踱步，先打一球，然后评估球桌上的局势，每次都要比上一次打得更狠些。他脸部的轮廓，在头上戴的圣路易斯红雀队的帽子的阴影下形成了一种绝望的困惑。他似乎在想，这球为什么就进不去呢？
肖恩压抑着自己的好胜心，也围着球桌转。因为输球，詹姆斯壮实的肩膀在他那件长及膝盖的肖恩·约翰牌英式橄榄球衬衫下耷拉着，而一身卡哈特牌工作装的肖恩却是动作流畅而果断。他自信满满。肖恩那双蓝眼睛的瞳孔睁得大大的，显得相当清醒，在台球桌上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詹姆斯。肖恩正吸着冰毒，且欢着呢。
随着我接连几晚跟詹姆斯和肖恩一起打台球、聊天，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原来冰毒并非一路跟着我到处走。冰毒也并非碰巧就是过去五年里我所去过的一些地方的当地生活中的一种偶然，无论我去的是古丁镇、洛杉矶还是海伦娜，冰毒确实无处不在，包括那个最重要的地方： 我的家乡。而在我眼前的这两个人，冰毒正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只要环境稍有不同，我就很有可能跟他们一起长大。
与肖恩和詹姆斯的相遇，消除了我自一九九九年以来对冰毒的抽象认识。在看到了格林维尔的事情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责无旁贷地去写一本有关冰毒泛滥的书。差不多也是那个时期，在纽约居住了十年之久的我开始渴望重新回到中西部去生活。一方面，我想要了解清楚冰毒到底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一种本能也促使我想看看自己十八岁时离开的那个地方是否安好，这两个想法不谋而合。而我也日益迫切地想要解开心中的这两个谜团。到二五年中期，正如《新闻周刊》在当年八月八日那期的封面报道上所写的那样，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冰毒是“美国最危险的毒品”。
最终，在二五年和二六年期间，冰毒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切在某些方面可以追溯到二四年下半年的名为《不必要的流行病》的系列文章，是史蒂夫·索为波特兰当地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俄勒冈人报》撰写的。《俄勒冈人报》总共发表了二百五十多篇文章，史无前例地深入报道了冰毒的肆虐。在《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PBS频道的《前线追踪》（Frontline）特别报道以及有线电视台的几部纪录片相继推出之后，二五年下半年，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宣布甲基苯丙胺为“世界上滥用最严重的毒品”，根据PBS频道的报道，全世界吸食冰毒者达到两千六百万人。即便全球对毒品的意识有所提高，但冰毒与美国小镇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最紧密的。不过，毒品会在奥尔温镇扎根的想法被认为是有违直觉的，是在挑战美国认同感的核心。人们对于把毒品和小镇联系起来普遍怀有抵触情绪，这将继续使冰毒在毒品滥用中看似具有一种特殊性。
在经过六年的努力后，二五年，我得到了一份写这本书的合同，前提是把冰毒作为一个牵涉较广的真实犯罪故事来写。在那个版本的冰毒故事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方面是像肖恩这样的人可以在自己家里制毒。或者说，我在一九九九年遇到的那个墨西哥少年可可，不惜冒着第四次被遣送出境的危险来到爱达荷州的古丁镇贩毒。到二五年，很多执法人员都在报纸的采访中预言，艾奥瓦州将很快取代我的家乡密苏里州，成为美国所谓夫妻老婆店出品的甲基苯丙胺的最大制造者。正因如此，再加上肖恩和詹姆斯已经明确表示不想被我写进书里，我一直把我的调查重点放在我家族的另一半成员发源的那个州，而那里似乎也正在成为美国最新的冰毒之都。一天，我在查阅《得梅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的剪报时，偶然看到一篇文章中引用的来自该州东北部的一位医生的话相当有意思。于是，便在某天下午从自己在纽约的公寓打电话给这位医生。之前，我曾考虑把冰毒这个题材作为一个犯罪故事来写，然而在与这位医生的一个半小时聊天中，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开始考虑这是一件有着更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的事。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他将冰毒描述为“社会文化之癌”。当天晚些时候，我找了这位医生的孪生兄弟——县前任公设辩护律师——详细地沟通了一下，然后又找了县助理检察官。那位医生住在奥尔温镇。我打电话的那天是星期六。接下来的星期三，我开车上了一五号公路，跟着从纽约途经芝加哥前往锡达拉皮兹的航班一路向北。
这位医生名叫克雷·豪贝格，当地人称他为克雷医生。他是奥尔温镇的全科医生，曾经也是个浪荡子。他的父亲在他之前已经行医四十五载，克雷子承父业，在他二十年的行医生涯里不仅为产妇接生、监督癌症治疗、做手术，还当过临时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奥尔温镇上的人，无论是富裕的农场主还是贫穷的肉类加工厂工人，无论是墨西哥人、意大利人还是德国人，无论是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还是福音派教徒，都对克雷充满信任。奥尔温镇充斥着单调乏味的现实和看不见的光怪陆离，每天都在克雷那间狭小而凌乱的办公室上演，办公室的街对面是慈心医院（Mercy Hospital），离当地一所高中的北面只有一个路口。克雷从小在这个镇上长大，自医学院毕业后，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居住了一段时间，然后重新搬回这个小镇。他和太太塔米把家安在了他父母和两个兄弟所住的同一条街上，并在那里共同养育了三个子女。说真的，我之所以决定去奥尔温，是因为克雷和他的家乡似乎跟我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和乡土美国跟冰毒开始变得不可分割一样。我觉得克雷可以向我解释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装 帧：平装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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