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

　　在所有重要层面上，马洛伊都属于一个正在消亡的族类，即“奥匈帝国的进步市民阶层”。这个阶层的代表精神是“勤勉、爱国、有社会责任感、尊重学识”，是马洛伊在它不复存在后仍然孜孜不忘之物。

　　—— J. M. 库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马洛伊·山多尔，生于新旧世纪之交，欧洲市民阶层最后的荣耀时刻，经历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交织的一生。他以故乡考绍为原点、青春成长为轨迹、家族历史为背景，开始一个市民的自白，生动地再现了奥匈帝国末年东欧市民文化的全景画卷，细微地记录了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家族传统、文艺风尚、道德准则与礼仪风度。他不仅描摹形色各异的人物，从皇帝到女佣，从亲友到邻里，从文人到政客，每个人都拥有个性的面孔和命定的际遇，更将视线由外而内逐渐收束，深度地探索市民阶层的精神愿景、回溯自我心灵的成长，并最终聚焦于考绍的身份社会，观照这座城市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丰富面向。
　　马洛伊从童年居住的一座摩登公寓楼起笔，以皇储斐迪南大公遇刺落笔，从布尔乔亚的欢欣愉悦写到帝国衰亡的哀音响起，时代命运照见了其后自身命运的无常。  

　　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 1900—1989）
　　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名门望族，享有贵族称谓，然而一生困顿颠沛，流亡四十一年，客死异乡。他是二十世纪匈牙利文坛巨匠，一生笔耕不辍，著有五十六部作品，死后被追赠匈牙利文学蕞高荣誉“科舒特奖”。他亦是二十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他的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
　　他质朴的文字蕴藏着千军万马，情感磅礴而表达节制。他写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友情与爱情的辩证，阶级与文化的攻守，冷静的叙述下暗流汹涌。德国文学批评界认为他与茨威格齐名，另有批评家将他与托马斯·曼、穆齐尔、卡夫卡并列。因为他，二十世纪文坛大师被重新排序。
　　他是马洛伊·山多尔。

　　余泽民：作家、翻译家，现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特聘教授。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后记

第一章
　　1
　　在这座城市中，两层的楼房仅有十来栋：除了我 们家住的那一栋和国防军的两座营房之外，再有就是几 幢公共建筑。稍后修建的武装部队司令部官邸也是两层，楼里安装了吊式电梯。我们家住的那栋楼坐落在中央大街的马路边，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都市建筑，地地道道的公寓楼，外墙高大，门道幽深，台阶宽敞（楼道里刮着穿堂风，上午总有一些赶集者在楼梯上歇脚，他们穿着绣有图案的毛呢外套，头戴绵羊皮帽，聚在那里吃腊肉、抽烟斗、随地吐痰），每层楼都有十二扇窗户一字排开，朝向街道。我们家住在一层。每套公寓都有一个狭小的阳台，夏季未至，邻居们就在阳台的铁栏杆上悬挂填满花土、种有天竺葵的长方形木盆。（“让你的城市更美丽！”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人们为了普及这个高尚的理念还成立了协会，即“城市美化联合会”。）那栋楼设计得漂亮、气派，是这座城中第一栋名副其实的“摩登”建筑，墙体是用粗糙的红砖垒砌而成，建筑师在窗框外贴满了花里胡哨的石膏装饰。朝新建的公寓楼上贴所能贴的一切，这是世纪末建筑师们的共同心愿。
　　这座城里所有的房子都被称为“家宅”，哪怕楼里住有许多户人家和付租金的房客。真正城市几乎可以说是“隐形的”，建在隐秘的深处，藏在街头巷尾的房屋外墙背后。假若哪位旅人透过拱券式大门洞朝里面张望，会看到庭院里建有四五幢房子，孙子和玄孙们都在院里盖房，把院子挤得逼仄不堪；如果一个男孩结婚了，家人就会为他在老楼的一侧新盖一座翼楼。城市隐匿在那些庭院里。人们心怀忌妒，带着荒唐的谨慎封闭地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户家庭都在城中某个犄角旮旯为自己搭盖了一个小小的建筑群，只有临街的外墙以一副代言人的庄重面孔应对世界。这个世纪初，我父母在那栋全州闻名、在当地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摩天大厦”的楼房里租下一套公寓。那是一栋高大、肃穆的公寓楼，当时这类建筑在首都已盖了数百座：住满了房客，楼上悬廊环绕，中央供暖，底层有公用的洗衣间，后侧楼道上有用人专用的厕所。那个时候，这座小城的居民尚未见过这样的建筑。中央供暖系统属于现代化设施，而用人的厕所，也引发了众议。要知道许多世纪以来，尽管主人们品位高雅，但从来没人关心过用人们在哪里或去哪儿解手。设计并建造我们这栋公寓楼的“摩登”建筑师，可谓是当地的“改革先锋”。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如此泾渭分明地将主人们跟用人们共同生活的“必须之地”区分了开来。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夸口，说我家楼里有专供用人使用的厕所。事实上，出于某种羞耻感或厌恶感，用人们并不愿意光临那些被单独分隔给他们的厕所，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去哪儿解手。估计他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去他们许多世纪以来，自创世以来常去的地方。建筑师设计时可以随心所欲，用不着为节省地皮或建材花费脑筋。楼道里，房门开向面积跟卧室差不多大的前厅，那里立着带镜子的橱柜，墙上挂着装刷子的绣花布袋和鹿角标本；门厅里很冷，冬天会冻得人浑身打战，因为盖房时忘了在那里安装暖气；由于门厅里没有供暖设施，客人们的裘皮大衣会像冰坨一样硬邦邦地冻在衣架上。按理说，开在楼道内的房门才是从外面进屋的“正门”，可是这扇门只为贵客敞开。用人们和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平时都从开向悬廊的侧门进屋。那扇嵌有玻璃的小门开在厨房旁边，这里没装门铃，所以来人要敲厨房的窗户。家里人的朋友们大多也是从这扇小门进屋来。“正门”和挂有鹿角的前厅，一年到头也只使用两三次，在我父亲的命名日，还有化装舞会的那天晚上。有一次，我央求母亲，请她允许我在一个并非周末的寻常日子里扬扬自得地独自穿过通向楼道的前厅走进家里，作为送给自己的一件生日礼物，那种感觉，简直像荣获特殊的恩赐。
　　庭院是矩形的，面积很大，中央竖着一个掸灰尘用的立架，看上去像一个可供多人使用的晾衣架；院子里还有一眼圆口的水井，借助电力将井水泵出，然后输送到住户家里。在当时，城里人还没见过水管。每天拂晓和黄昏时刻，楼长的妻子杜库什夫人都会来到井边，开动小型发电机，一直泵到安装于二楼房檐下的排水管里有一道涓细的水柱流到庭院，表明位置最高的水罐里也 已经注满了饮用水。那个场面格外壮观，特别是在日落时分，楼里所有那些不会因围观而有损尊严的人都聚在一起，主要是孩子们和用人们。那时候，在城里大多数的住房里，电灯都已经相当普遍；电灯泡和奥尔牌汽灯交替照明。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仍然点煤气灯。我奶奶直到去世那天，始终用一盏煤气吊灯照明。在我高中毕业那年，父母将我送到相邻城市的一所学校走读，寄宿在一位唱诗班的声乐教师家里，我在煤气灯昏黄的光亮下学习了一年，也玩了一年的“二十一点”；说实话，那种居住环境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大合适，都会为自己迫不得已屈身在如此落后的地方而感到自尊心受伤。在童年时代，我们都为自己家装有电灯而感到自豪，但是，只要家里没有客人，我们就会在吃晚饭时点上光线柔和、奶油色泽的煤气灯。在我们家里，总是弥散着一股煤气味。后来，不知哪个聪明人发明了一种相当安全的煤气点火器，薄薄的铂金片上面装有新发明不久的“奥尔纱罩”。充煤气时，铂金片开始微微抖动，炽热发光，并自动点着易燃物。我父亲热衷于科学技术类的新生事物，他是我们城里第一批在煤气吊灯上安装这种安全装置的人之一。总而言之，我们虽然有了电灯可仍旧使用煤气灯照明，特别是那些用人们，特别是在厨房里；在楼道内，楼长也点煤气灯。人们虽为电灯惊叹，但是对它并不很信赖。
　　中央供暖系统与其说供暖，不如说在制造稀里哗啦的噪声。我母亲不相信蒸汽的神效，以至于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砌了一个瓷砖壁炉。世纪初的所有奇迹，在彼时彼刻只是加重了人们的生活负担。发明者从我们受过的洋罪里吸取经验。几十年后，全世界都因电灯、煤气和 马达而充满喧嚣，嘶嘶作响；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发明者仍在摸爬滚打，他们的发明还远不完善，应用起来问题很多，让勇敢的革新者和虔诚的信徒们疲惫不堪，头疼不已。电灯忽明忽暗，只能发出昏黄的光线；蒸汽暖气不是在刺骨的严冬里突然罢工，就是运转失控，房间里充满潮湿的寒气，因此我们经常生病。按理说，人们应该“赶超时代”，但我姨妈却不以为然，她不乐意“赶超时代”，继续在白色的瓷砖壁炉里添柴生火。我们则丢下现代化的蒸汽供暖，跑到她家取暖，享受在炉膛内闷烧的榉木发出的温和、幽香的滚滚热浪。
　　劲风吹过宽敞的庭院，总是发出怒吼和呼啸，因为庭院的北边无遮无挡，朝向环抱城市、即使夏季也白雪皑皑的巍峨山脉。根据建筑师的设计，在庭院两侧，与二楼外墙相连的是一楼的侧翼；在庭院尽头还盖了一排相当漂亮的小平房，相当于一套“两居室住宅”，楼长杜库什一家曾在那儿住过。这一切都使得这栋楼向远处延伸，占地面积相当大。估计建筑师本人不太相信这栋楼能够住满人家，所以没在庭院里修建更高的楼层。那栋楼可以说是一份新时代的宣言，是对努力攀升、拼命建设、勤奋经营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一曲颂歌。那是城里第一栋不是为让居民们在熟悉的高墙内消磨一生而建的住房——据我所知，世纪初曾在那里居住过的老房客们，如今没有一位还住在那儿。那是一栋住满房客的公寓楼。家族史悠久的贵族人家，都不愿在这样的楼里购买住宅，甚至蔑视楼里那些刚搬进来、没有生存土壤的居民们。

装　　帧：精装

页　　数：348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