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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典辩护》是一部高水准的评论集，评论的对象都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经典之作，如费吉斯的《娜塔莎之舞》、埃德蒙·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蒙森的《罗马史》、阿玛蒂亚森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略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埃文斯的《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等。书中还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托马斯·曼、菲茨杰拉德、加缪、聂鲁达、布罗茨基、昆德拉等一系列杰出作家的评论。
【封底语】
书名“为经典辩护”是我全部书评写作的一个核心思想。经典作品有时看起来不够时髦，甚至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时间的尘埃，但所有经典作品都有一股扑不灭的活力，英国作家伍尔夫曾准确地将这种活力比喻为大洋里“深沉的潜流”。正是这股不易察觉的潜流，带动人类思潮向前运动，并将人类带往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未来。相对而言，我较少关注流行读物，这使我可以避免奥登所说的在批评劣作时容易流露出的虚荣心，而且它们在光鲜一阵子后就会消失，根本无需书评人额外付出“埋葬的劳动”。
书评作为一种文化市场的产物，必须依赖于“意见市场”的需要。因此，书评作为广义的“意见”之一种，必然会随着社会对于“意见”的抵触和反感而不断萎缩。这多少是件让人伤感的事情，但伤感的不仅是书评写作在上升期的戛然而止，也是以此为象征的整个文化市场的日渐衰落。
——凌越
凌越，诗人，译者，评论家。安徽铜陵人，现居广州。著有诗集《尘世之歌》《飘浮的地址》，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见证者之书》《汗淋淋走过这些词》等。主编“俄耳甫斯诗译丛”。
上辑
探究俄罗斯文化的底色
为地上天堂打下第一根桩
从“地下”窥探启蒙运动
一部英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史诗
在吉本和蒙森的夹缝间
三种视角看印度
挑起双眉的旅行者
文学和纪实的双重魅力
将报道带入沉静的氛围
刷新第三帝国的历史与记忆
让历史真相从迷雾中浮现
下辑
卡尔维诺：为经典辩护
詹姆斯·伍德：批评的美学
略萨：小说结构的魔法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和地下室写作
康拉德：以道德之光照亮黑暗
托马斯·曼：从专制拥趸到反纳粹斗士
菲茨杰拉德：爵士时代的幻梦
加缪： 为人道主义立下里程碑
昆德拉：我总是听见小说
聂鲁达：自传中的留白
布罗茨基：从威尼斯远眺圣彼得堡
附录“我们晓得墓地中没有死者”
后记
探究俄罗斯文化的底色
讲起俄罗斯文化，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一长串伟大人物的名字——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列宾、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夏加尔、康定斯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等等，这个名单足以让我们产生由衷的敬意。显然，这些名字是俄罗斯文化中最华彩的部分；反过来说，作为一种更笼统的俄罗斯文化一定有某种特质催生出如此绚烂的俄罗斯小说、戏剧、音乐、绘画。《娜塔莎之舞》正是试图从文化的方方面面去探究俄罗斯文化的底色，去厘清“种种俄国借以理解自身民族的概念思想”，因为“如果我们观察足够仔细，或许可以窥见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上述那一串光辉的名字，全都是19世纪以降的文化名人。俄罗斯虽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甚至在16、17世纪已经展示了它对外攻城略地、迅速扩张的惊人能力，但是18世纪以前的俄罗斯在文化方面完全乏善可陈。1802年，诗人和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编了一本《俄罗斯伟大作家名录》，从远古的吟游诗人搏扬一直到作者生活的时代，总共也只有20人。18世纪俄罗斯文学取得的最高成就——康捷米尔公爵的讽刺作品，特列季阿科夫和苏马罗科夫的颂歌，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的诗歌，克尼亚兹宁的悲剧和冯维辛的喜剧，和同时期的英法德文学成就相比，明显是微不足道的。与文学的低品质相呼应，在18世纪以前并不存在富丽堂皇的贵族之家，大多数沙皇的臣僚都住在木头制成的房子里，并不比农民的小木屋大多少，家具也非常简陋，用的是陶罐和木罐。据17世纪30年代派驻俄罗斯的特使荷尔斯泰因公爵亚当·奥莱留斯描述，很少有俄国贵族睡得起羽毛床垫，相反，“他们躺在铺了垫子、稻草、席子或者衣服的长凳上，冬天则睡在炕上，跟仆人、鸡和猪躺在一起”。这场面同时期无论是西方的哈布斯堡王朝还是明清帝国的贵族都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仅仅过了一两百年，俄罗斯已是牛人辈出。那么，在这一两百年间俄罗斯一定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从而扭转了俄罗斯在文化上持续多个世纪的颓势，甚至后来居上，产生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世界性文化伟人。《娜塔莎之舞》的作者费吉斯显然认为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正是彼得大帝在涅瓦河口建城，因此，这本卷帙浩繁的俄罗斯文化史起首就是“1703年春天一个雾蒙蒙的早晨”。那天，沙皇彼得骑马带着十几个随从正穿过涅瓦河的入海口——一片荒凉的沼泽地。眼前宽阔的河流蜿蜒流入大海的景象触动了沙皇彼得，当他们来到岸边，沙皇跳下马，用随身佩带的刺刀割下两块泥炭，将它们在沼泽地上摆成十字形，彼得说：“这里应该建一座城。”建造彼得堡的过程极尽奢华，“彼得堡的教堂采用朴素的古典巴洛克风格，和莫斯科色彩鲜艳的洋葱式圆顶迥然而异，它们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里加那些尖顶教堂的混合体”。即使在和瑞典人激战正酣的那几年，彼得也经常过问修筑细节，“为了使夏园‘胜过凡尔赛宫’，他下令从波斯运来牡丹和柑橘树，从中东运来观赏鱼，甚至从印度运来各类鸣禽”。
费吉斯如此细致地描述建城的诸多细节，显然不仅仅在于彼得堡的恢宏和精致，而是因为彼得堡不只是一座城市，更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乌托邦工程，目的是从文化上将俄罗斯人重新塑造成欧洲人。“彼得堡文化”的每一方面都是为了否定“中世纪”的莫斯科公国。彼得认为，为了成为彼得堡公民，必须将莫斯科那些“黑暗”和“落后”的风俗抛弃，作为一个欧洲化的俄罗斯人，跨进西方进步和启蒙的现代世界。
可以说彼得堡建城时期正是俄罗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盘西化”时期，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改造显然卓有成效，俄罗斯贵族——以舍列梅捷夫家族为代表——迅速摆脱了18世纪以前寒碜的生活方式，优渥的生活使他们得以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拥抱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费吉斯在书中列举了一份舍列梅捷夫家族的购物清单，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西欧进口的，即便是那些俄罗斯随处可见的基本物品（橡木、纸张、蘑菇、黄油）也是国外的好，虽然要花更多的钱。在贵族的豪宅里，楼上的沙龙属于一个精神上的欧化世界，每一座重要的贵族之家都有自己的沙龙，作为举办音乐会和化装舞会的场地。俄罗斯的女人在西化方面更是走在男人前面，到18世纪晚期，许多贵族妇女和女孩都能流利地说七八种语言，弹奏几种乐器，并对法国、英国、意大利的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了如指掌。
整个欧化教育的观念，造就了一定程度的世界主义，费吉斯认为后者是俄罗斯文化中最持久的优势之一，它使那些受过此类教育的阶层可以从更广阔的欧洲文明的视角观察他们身处的世界，“这是19世纪俄罗斯民族文化取得登峰造极成就的关键”。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柴可夫斯基、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他们说到底都是由与生俱来的俄罗斯属性和一种外在的欧洲文化身份相互摩擦、挤压，在一种近乎撕裂的氛围中共同造就的结果。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彼得推动的西化运动好像一枚钉子，硬生生砸进俄罗斯文化古老的近乎麻木的躯体，强烈刺激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当然，这种来自外部的强刺激也带来一种危机意识，一种对本民族文化固执的坚守。向外、向内两种力量的对垒与融合，加之俄罗斯幅员辽阔的地域、深厚的东正教文化传统、某种具有开拓性的民族性格，所有这些因素合力促成了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强劲发展。
16、17世纪以后，西欧文化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地位，在世界许多地方西欧文化都不乏追随者，可是为什么只有在俄罗斯才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换言之，向西欧先进文明学习并不必然结出文化上的硕果。那么，在俄罗斯文化传统内部一定有某种特别的能量支持了它在19世纪的爆发——在西化运动的刺激和催化下。《娜塔莎之舞》第二章《1812年的孩子》在我看来正是在努力探寻俄罗斯文化内部那隐藏很深却至关重要的爆发性力量。和1703年彼得决定建造彼得堡一样，1812年也是俄罗斯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拿破仑大举入侵俄罗斯，8月攻陷莫斯科。就在拿破仑驻扎克里姆林宫后不久，有人在它东面围墙根的摊位放了把火。火是莫斯科市长罗斯托普钦伯爵下令放的，目的是断绝法军供给，迫其撤军。莫斯科随即陷入火海，拿破仑被迫撤离，据说他一边从火海中冲出来，一边不停地表达着对俄罗斯人牺牲精神的钦佩：“多么伟大的民族！这些斯基泰人！多么决绝！这些野蛮人！”大火一直烧到1812年9月20日，莫斯科城五分之四的建筑付之一炬。三个星期后，下起了第一场雪，冬天早早来临，法国人在这座烧光的城市里什么补给也指望不上，只好撤退。
在击败四十万法国大军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农民游击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爱国热忱感动了像谢尔盖·沃尔孔斯基这样的年轻贵族将领；另一方面，拿破仑的入侵也动摇了这些俄罗斯贵族的法国情结。1813—1814年，沃尔孔斯基带领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追击拿破仑直至巴黎。在巴黎，他加入了夏多布里昂和邦雅曼·贡斯当等政治改革家圈子，又到伦敦旁听了下议院对乔治三世精神问题的讨论，由此领会了君主立宪制的运作原则。
这次亲临其境的短暂接触，深刻影响了沃尔孔斯基的思想，使他坚信人人皆有尊严——这是十二月党人的基本信条，是他们反对专制政府和农奴制的基础。1825年12月，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以失败告终，彼斯捷尔和雷列耶夫等领头的五人被处以绞刑，沃尔孔斯基因为和皇室的密切关系免于一死，和其他十二月党人一起流放西伯利亚，而他的妻子玛丽亚也和其他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样放弃优渥的生活，追随自己的丈夫到生活极为困苦的西伯利亚。十二月党人悲剧性的命运在俄罗斯近代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俄罗斯诗人、作家和画家创作的主题之一，普希金在《寄西伯利亚》等诗作中热情地赞颂过他们，而在托尔斯泰的巨制《战争与和平》中，沃尔孔斯基化身为具有理性主义情怀的博尔孔斯基。在费吉斯看来，十二月党人起义以及随后的悲剧命运，显然给俄罗斯文化注入了一腔热血和一颗强健的魂灵。自此，俄罗斯文化中民族意识觉醒等所有重要议题都将在一张色彩浓烈的画布上得以讨论，并给俄罗斯文化带来一股内在的强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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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彼得堡是俄罗斯拥抱西方文化的桥头堡，莫斯科则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生活方式的中心。一句俄罗斯谚语对这两座城市做了精确区分：“彼得堡是我们的头，莫斯科是我们的心。”前者体现出俄罗斯文化中克制、禁欲的一面，后者则将俄罗斯文化中狄奥尼索斯式的激情和放纵演绎得淋漓尽致。“莫斯科是一个俄罗斯的贵族，如果他想玩乐，他会痛痛快快地玩到倒下，根本不在乎自己口袋里还剩多少钱。”（果戈理语）自然，莫斯科的“俄罗斯性”是在欧化的彼得堡的反衬下得来的，对于斯拉夫主义者来说，彼得堡是与神圣罗斯灾难性决裂的象征，它是一个人工制造的怪物，“是一个建造在注定难逃一劫的人类痛苦之上的帝国”，相形之下，莫斯科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城市。
费吉斯以果戈理《彼得堡的故事》为例，来说明彼得堡在某些俄罗斯作家心中的印象。果戈理笔下的彼得堡是一座充满了幻象和欺骗的城市：“噢，请不要对这条涅瓦大街抱有幻想……它全是骗人的，是个梦，完全不是看上去的样子。”《彼得堡的故事》里的人物都是悲哀而孤独的，被这座城市压抑的气氛逼促得喘不过气来，而且大多注定死于非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评价甚高，他断言俄罗斯文学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走出来的，他的早期小说受果戈理影响颇深（尤其是《双重人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挤满了想入非非的人，通过描绘这座城市的拥挤不堪、经常从海上刮来的雾气、使人们生病的冷雨，作家的笔端流淌出现实。至少在早期阶段，涅瓦河上的幻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个中心意象，并使他拥有了创作上最初的自信。
与彼得堡相反，莫斯科则被视为一座脚踏实地的城市。这是一座饕餮之城，餐馆酒肆众多，人们经常彻夜纵酒狂欢，将整个贵族身家用于享乐的例子并不少见。莫斯科近郊舍列梅捷夫家族的奢华聚会非常有名，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多达五万名的客人从莫斯科涌向库斯科沃，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大型娱乐活动，各条道路都挤满马车，队伍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城内15公里。在《娜塔莎之舞》第三章《莫斯科！莫斯科！》中，费吉斯以穆索尔斯基的音乐、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和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来阐明莫斯科突出的狄奥尼索斯式文化激情如何锻造出美妙的文化产品。
穆索尔斯基是土生土长的彼得堡人，但几次莫斯科之行就使他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敏锐地意识到莫斯科所蕴含的斯拉夫文化的热情正是他的音乐所需要的，事实上，他的杰作——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就从古老的俄罗斯颂歌中获得不少灵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大雷雨》中的莫斯科商人则是一种介乎斯拉夫主义者和西化主义者之间的人物形象，他们在新俄罗斯的欧洲文化中蓬勃发展，却设法保留了古老的文化。茨维塔耶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她的每一行诗都透露出这座城市（莫斯科）的精神”，尤其是和古典而内敛的阿赫玛托娃（彼得堡诗人）比较时，茨维塔耶娃在诗中袒露胸膛般的真诚就显得更加突出。曼德尔施塔姆夫人曾经对莫斯科之于俄罗斯诗人的意义做过很好的总结：“因为如果只有彼得堡而没有莫斯科，我们将不可能自由地呼吸，也不可能获得俄罗斯的真实情感。”
在历史上国家还未形成的时刻，俄罗斯人民的身份认同全都来自基督教。别尔嘉耶夫说过：“俄罗斯已成为模糊的概念，而宗教却比任何东西更能够把俄罗斯人联系起来。”俄罗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统治者显然也清楚这一点，他们非常注意借重宗教的权威来加强自己的统治。1472年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为妻，将拜占庭宫廷礼仪引入莫斯科，同时采用拜占庭帝国双头鹰的标志为自己国家的国徽，而俄国教会则宣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正如费吉斯所言：“关于俄国是从拜占庭帝国而非西方接受基督教这一点，不论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正是出于拜占庭的传统精神，俄罗斯帝国将自己视为一个神权国家，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王国。教会势力在俄罗斯一直很强大，而相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精神也深刻影响了俄罗斯人。俄罗斯是孕育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分子的沃土，俄国宗教信仰的神秘根基，加上民族意识中的救世主情节，使得俄国民众对于在“神圣的俄罗斯土地”上建立一个纯粹的上帝之国抱有强烈的精神追求。
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作家对于宗教信仰的探讨也就再正常不过，而且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作家们最关心的几个核心主题之一。果戈理的《死魂灵》就被当作一部有宗教指导意义的小说，它的写作风格带有强烈的以赛亚精神特质，果戈理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显然沉浸在自我预言的宗教狂热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几部堪称伟大的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都可以视为理性与信仰的对话，两者之间紧张的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一直没有消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真理就蕴藏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同样，信仰的必要性也是契诃夫文学创作的中心思想，契诃夫小说和戏剧中的许多角色，都持有工作以及科学能够改变人类生活的信仰。这些作品——《六号病房》《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充满了基督徒式的人物，他们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忍受着眼下的痛苦与磨难。而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上帝就是爱，有爱的地方就有上帝，每个人神圣的核心就是拥有同情和爱他人的能力。
众所周知，从13世纪到15世纪中叶差不多25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实际上在蒙古可汗的掌控下。这一段被蒙古征服的历史，对俄罗斯文化影响深远。和几乎所有民族都有意淡忘或淡化自身被征服奴役的历史一样，俄罗斯对自己被蒙古征服也一样讳莫如深，至少是怀有很深的敌意。普希金曾在自己的诗作里说过，蒙古人来到俄罗斯时“既没有带来代数，也没有带来一个亚里士多德”，他们使俄国陷入“黑暗年代”。俄国历史学家索洛维耶夫在其28卷的巨著《俄罗斯历史》中，只花了三页篇幅来讲述蒙古人的文化影响。
这些从民族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并不是事实。首先，许多俄罗斯人都有蒙古血统，著名的有屠格涅夫、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别尔嘉耶夫、布哈林等。其次，许多俄罗斯特色食品——抓饭、鸡蛋面、奶渣等——都来源于高加索地区和中亚，而俄国人对马肉和发酵的马奶的热衷，毫无疑问是蒙古部落遗传下来的。另外，尽管东正教在俄罗斯具有统治性地位，但是来自亚洲的古老的萨满教依然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当19世纪年轻的俄罗斯浪漫主义者急于找到一种能将俄罗斯和西方区分开来的根源时，来自亚洲或者说蒙古的影响则被放大。高加索地区的高山和西伯利亚广袤的荒原都成为俄罗斯文化寻求自身强健基因的来源，从这个角度看，普希金、莱蒙托夫、巴拉基列夫对于高加索狂野景观的热爱就有其必然性了。
总体而言，《娜塔莎之舞》是一部“好看”的文化史，这种好看和费吉斯文学化的表述方式有关，也和这本书的写作特点有关。这不是一部平均用力的文化史，事实上，费吉斯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在灵活地调节焦距，在重要的事件上他会不惜笔墨，娓娓道来，而在不那么重要或者对本书主旨推进无益的事件上他会果断放弃，一笔带过。因此，这本书尽管视野恢宏，时间跨度很大，却是一本细致到发丝的结实的文化史，它在读者中良好的口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这本书由一组刻画细致入微的群像构成，潮水般涌来的细节携带着情感，一瞬间就把读者淹没了，使他们完全笼罩在俄罗斯历史上众多杰出文化人物命运的光照与幽暗之中，情不自禁地为这些伟人扼腕或赞叹。整本书就像一串珍珠，以对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的辨析为线索，串联起俄罗斯文化史上一长串伟大人物的高光时刻，诸如沙皇彼得决定在涅瓦河口建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被流放，莱蒙托夫在高加索地区的漫游，托尔斯泰之死，契诃夫在萨哈林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劳改营，茨维塔耶娃之死，斯特拉文斯基重返俄罗斯等等。这些俄罗斯文化史上的重要时刻本身的戏剧性，给整本书带来一种炫目的色彩。
版 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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