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的路标 要素和真相 复旦通识丛书

本书对日本由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尤其对影响日本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使读者对日本的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冯玮

1956年1月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务农，4年后成为77级大学生，后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曾历任日本庆应大学客座教授、日本神奈川大学访问学者、韩国高丽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迄今独立撰写《日本通史》《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的互动》等专著8部，合著多部；发表《昭和时代见证录》《菊与刀》《犹太思想》《犹太人》等日译汉、英译汉著作6部；以中、英、日文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日本学刊》和东京大学等日本大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另担任海内外报刊的专栏作者，发表评论文章400余篇。曾获上海市教学科研一等奖、复旦大学教学一等奖、“复华一等奖”、“徽阁史学”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应仁之乱”

    日本著名史学家、“京都学派”代表内藤湖南认为，如果要了解今天的日本，必须了解始于“应仁之乱”的战国时代。因为这场内乱使日本发生了三方面的深刻变化：

    第一，民众开始形成作为家族共同体的“家”。这种“家”和13世纪左右形成的贵族、武士等的“家”一样，将祭祀祖先以及家族的延续持久和繁荣作为最大的价值规范。这种“家”是村和町的胚胎。

    第二，律令制、佛教和系统的中国文明，进一步渗入日本尚未开化的土著文化并与之结合，使日本文化日趋成熟。今天被视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艺能，如歌舞伎、能乐等，大都是在这一时代成形的。

    第三，具有国民国家性格的日本开始形成。除了北海道和冲绳，日本的疆域大致在此时定型。自此以后，日本开始全面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和华夷秩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应仁之乱”始于幕府内部的权力斗争。1464年12月，室町幕府第8代将军足利义政因为没有儿子，于是便让他已出家为僧的弟弟足利义寻还俗，将他收作养子以便继承将军职位。因为只有儿子才能继承将军职位，无论亲子还是养子。说起来，日本也重视“传宗接代”，但和中国明显不同的是，日本人不太在乎是亲生还是过继的。既然弟弟成了儿子，没必要改姓，但得改个名字。于是，足利义寻改名足利义视，并被托付给“管领”细川胜元。孰料翌年11月，足利义政的正室日野富子生下了一个儿子，她坚持要让亲儿子继位，足利义政也有此意，便将儿子足利义尚托付给能与细川胜元抗衡的另一名“管领”山名持丰。细川和山名两大氏族的矛盾因此迅速激化，最终围绕将军继嗣问题大打出手，在应仁元年即1467年引爆“应仁之乱”。细川胜元和山名宗全分别拥立足利义视和足利义尚为将军，使日本形成了东西两个幕府。在细川胜元和山名宗全去世后，两家的后一代细川政元和山名政丰打得筋疲力尽，最后在1477年签署和约。由于当时年号已经从“应仁”变为“文明”，因此这场历时11年的内乱又称“应仁·文明之乱”。最后，足利义政的亲儿子足利义尚成为室町幕府第9代将军，幕府重新复归一统。但是，支撑室町幕府政治的“大名联合体”因此崩溃，“守护领国制”迅速演变为“战国大名领国制”。因为“守护”也称“大名”，他们管辖的“国”称“领国”或“分国”，幕府将军可以将大名罢免并收回分国。当时幕府确定了一项原则：“守护在京。”这项规定表面上是让守护共同参与幕政管理，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守护在自己的领国培植党羽，做大势力，取幕府而代之。由于“守护在京”，因此其领国由“守护代”治理。战国时代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应仁之乱爆发后，室町幕府的足利将军越来越难以管控各领国，守护纷纷返回自己的领国，“守护领国制”演变为“战国大名领国制”。正如井泽元彦所言，“战国时代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室町幕府的足利将军家族未能成功地驾驭诸大名”。

    战国时代的显著特征是群雄纷争，各领风骚。当时的日本，实力较强大的战国大名有“美浓的巨人”斋藤义龙、“东海之雄”今川义元、“甲斐之虎”武田信玄、“北陆守护神”上杉谦信、“濑户内智将”毛利元就，还有六角义贤、细川胜元、三好之长、朝仓孝景。他们之间进行了多次战役，但值得特书一笔的是发生在1560年的“桶狭间合战”。这场战役使尾张国（名古屋）一个根基浅薄的小领主织田信长脱颖而出。

    织田信长的父亲织田信秀是尾张国守护斯波氏的守护代。织田信长是嫡长子，幼名吉法师。1546年，12岁的织田信长在古渡城行了武士的成人礼“元服礼”。1551年3月，42岁的织田信秀撒手尘寰，未满20岁的织田信长成了尾张国的实际统治者。

    1560年5月12日，被称为“东海之雄”的骏河（静冈）的守护今川义元率领27000大军向尾张国挺进。织田信长获得了一个有关今川义元在桶狭间扎营布防的重要情报，并即刻紧紧抓住战机，挥师东进，冲向“桶狭间”。桶狭间，顾名思义，地势狭窄。今川义元在此安营扎寨，难以采取常用阵势，使“中军帐”居中受众军士保护，只能呈“一”字排开，几乎与道路平行。这种阵势为织田信长攻破“中军帐”创造了良机。于是，织田信长对今川义元的“中军帐”发动了决死突击。正在此时，天降暴雨。这场暴雨似乎是天意，不仅突如其来，而且持续时间仅10分钟左右。织田信长率领军队乘风冒雨突进，顷刻攻入今川义元的“中军帐”。今川义元逃出营帐，在其直属武士“旗本”的保护下骑马后撤。由于道路泥泞，而且今川军呈一字排开，无法集结有生力量阻遏织田信长军队的突进，最终今川义元被织田信长的近臣服部春安、毛利良胜追上。服部春安用长枪刺入今川义元右腿，今川义元殊死反抗，砍断了服部春安的右腿，并在近身肉搏中咬断了毛利良胜的两根手指，但毛利良胜忍痛将今川义元斩首。织田信长军中见状大喊：“今川义元死了！”

    眼见主公被斩首，今川义元属下的几个武士向织田信长军队阵营发起了自杀式攻击，最后全部战死。今川义元的军队见大势已去，匆忙退去。这一仗共杀死今川义元军队士卒约3000人。织田信长检验过今川义元的首级后，命令将今川义元的首级、太刀、胁差以及随行的10名僧人一起，交今川义元的侧近送还今川义元的领国骏府（今天的静冈），今川义元的名刀“左文字之刀”则被织田信长收藏。之后，织田信长为今川义元的首级立了墓碑，供奉千部佛经祭祀。

    据史料分析，织田信长之所以能取得桶狭间合战的胜利，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情报准确。织田信长的军队为什么能在连绵数里的军营中，准确袭击今川义元的“中军帐”？最合理的解释是，今川义元军中有内奸。据《松平记》记载，合战开始时，今川义元的侧近佐佐枭人正、一宫左卫门等人失踪，他们很可能是织田信长的奸细。另据《甲阳军鉴》记载，今川义元曾派遣一个叫户部新左卫门的间谍前往搜集织田信长方面的情报。织田信长将计就计，命令他的书记官模仿户部新左卫门的笔迹，伪造户部新左卫门暗通织田信长的信件，辗转送到今川义元的手中。今川义元信以为真，砍掉了户部新左卫门的首级。

    第二，那场突降的暴雨，掩盖了马蹄声和喊杀声，使今川义元的“中军帐”遭到袭击时，连驻扎在不远处的军队也不知道“中军帐”遭到袭击，未能及时增援。而且因为大雨，镇守今川义元“中军帐”的队伍不能发射火枪，无法进行有效的阻击。

    第三，织田信长没有遵循常规战法，而是出奇制胜。当时在日本，如果两军对阵，以正攻法为主，即两军在约定地点集结，双方士卒的背部都插有绘着家徽的战旗，呼喊口号，当面锣对面鼓进行交战。但织田信长自小放纵不羁，在今川军到来的时候，他卸下战旗等累赘，以布包住马蹄，翻山越岭抄小路偷袭。这种战法与正规的武士战法迥然有异，被称为“野武士战法”。

    今天，在桶狭间合战的古战场遗址，有今川义元和织田信长的两尊雕像，中间是一块镌刻着“近世之曙光”的石碑。也就是说，桶狭间合战是迎接近世即江户时代的黎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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