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为何明清易代之际殉国士大夫的人数居历朝之冠？为何殉国者和屈身新朝的遗民内心都有挥之不去的生死情结？生死抉择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复杂动机？本书聚焦明末士大夫在明清王朝更替之际所呈现的立场和心态，特别是殉国表现与生死观念，以及时人对殉国者的评价，生动再现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各种人生面向与复杂心理。
全书以士大夫这一社会阶层为研究对象，对其诸多心理困境做了细致的辨析和解说，有助于今人理解传统士人精神在明清转型时期的嬗变历程，近距离观察当时知识阶层的形态，进而了解当时的社会及政治状况。
何冠彪，1953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哲学博士，曾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著有《戴名世研究》《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研究》《明清人物与著述》等专著六种，在《历史研究》《汉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在论说上有新议”与“在资料上有发现”，乃何冠彪先生著述之宗旨。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本书的研究范围
第二节 殉国观念的源流
第三节 明季士大夫面临的抉择
第二章 明季士大夫的殉国人数
第一节 官私记载中的明季殉国人数
第二节 明季殉国人数为历朝之冠
第三节 明季殉国士大夫与当时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比率
第三章 明季士大夫殉国的原因
第一节 明季士大夫对殉国观念的认同
第二节 明季士大夫殉身的对象
第三节 明季士大夫热心殉国的原因
第四节 明季士大夫迫于无奈而殉国的原因
第五节 其他导致明季士大夫殉国的原因
第六节 明季士大夫殉国原因的多元性
第四章 明季士大夫在忠与孝之间的抉择
第一节 尽忠的例子
第二节 从孝的例子
第三节 如何取舍忠孝的意见
第四节 薙发与忠孝之间的矛盾
第五节 忠孝不能两全下的遗憾
第五章 明清之际士大夫对须否殉国的争论
第一节 人臣须否一律殉国的争论
第二节 未出仕者须否殉国的争论
第三节 有父母在堂者须否殉国的争论
第四节 “守经”抑或“达权”的争论
第五节 “生胜于死”抑或“死胜于生”的争论
第六节 须否殉国争论的调和
第七节 殉国者的心安理得与遗民的惭愧内疚
第六章 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生死难易的比较
第一节 生与死难易的比较
第二节 “慷慨”与“从容”难易的比较
第三节 “图功”与“殉节”难易的比较
第四节 “殉节”与“守节”难易的比较
第七章 明清之际士大夫对明季殉国者的评价
第一节 殉国者得到广泛推崇及多方回护
第二节 赞扬殉国者的原则
第三节 划分殉国者的类别与等第
第四节 史籍中的殉国者分类
附论 殉国者与不殉国者合共等第的划分
第八章 结论
第一节 评论明季殉国者的困难
第二节 殉国者的两类型——积极进取与消极退缩
第三节 两类型殉国者的异同
第四节 两类型殉国者的评价
附录 明遗民对殉国与否的抉择与回应——陈确个案研究
第一节 陈确在明亡以前的事迹
第二节 陈确在生死之间的抉择
第三节 陈确为母亲而不殉国的疑点
第四节 陈确在明亡以后的生活改变
第五节 陈确对生死问题的反思
第六节 陈确生死观平议
征引书目
索引
导 论
本书的主旨是研究明季士大夫的殉国情况及明清之际士大夫对殉国者的意见和评价。
一、本书的研究范围
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对“明季”“明清之际”“士大夫”“殉国”等词稍做解释，以确定本书的研究范围。
自从明亡以后，“明季”一词就广泛为人使用。如在谢国桢(1901—1982)《增订晚明史籍考》所记载的书籍中，就有六十三种书名含“明季”。但是，“明季”所包括的年份，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例如，顾炎武(1613—1682)的《明季实录》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陷落至福王(朱由崧，1607—1646，1644—1645在位)登基情形。计六奇(1622—1687)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合计万历二十三年(1595)至永历十四年(即顺治十七年，1660)的事迹。邹漪的《明季遗闻》则记崇祯二年(1629)四月至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的史事。因此，我们对“明季”的年限，可以灵活处理，由于本书研究当时士大夫的殉国，所以“明季”指崇祯一朝(1628—1644)及南明时期(1644—1662)。
“明清之际”一词，不及“明季”普及。此词在什么时候出现，不可确考。张元济(1867—1959)《涵芬楼原存善本书目》中有《明清之际名人传》抄本一种。谢国桢在1934年又出版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虽然他未为“明清之际”一词下定义，但书中包括的年代为“万历时代(1573—1620)”“崇祯朝”“南明三朝”及“清初顺治(1644—1661)、康熙(1661—1722)间”。其后，王漪著有《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一书，讲述的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情况。李亚宁的《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虽亦未为“明清之际”一词定一界说，但从其书的副题，可知指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然而，为此书作序的萧萐父则认为“明清之际”是指“从明嘉靖、万历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即公元十六世纪中至十九世纪初”。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明清之际”一词等同于英文中所谓“the dynastic transition from Ming to Ch’ing”或“the Ming-Ch’ing transition”，有关年限的说法就更多。不过，由于本书所探讨的是明清之际士大夫对明季殉国者的意见和评价，所以亦相应地以崇祯朝作为“明清之际”的开端，而以“明清之际”概括崇祯至康熙近百年的时间，其中包括与顺治朝并存的南明时代。至于选择康熙朝作为结束的原因，是因为到了康熙晚年，讨论殉国问题的风气已趋于平淡。
有了上述的界定后，本书所谓的“明季士大夫”乃指生活在崇祯朝和南明各朝的士大夫；至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则泛指明季士大夫和清朝顺治、康熙两代的士大夫。基于这种关系，在明清之际为清朝殉国的士大夫，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
关于“士大夫”一词的定义，近人做过不少研究，这里不拟重复。本书采用此词的通义，指一切已出仕和未出仕的读书人，前者包括各级在任、停职及致仕等官员；后者包括已取得进士衔而仍未授职的士人、其他具有科举衔头的士人(如举人、生员)、国子监和地方庠序的学生，以及一般布衣之士。僧、道等方外之人则不包括在内。
“殉国”一词虽不一定含牺牲生命的意思，但本书采用众所共喻的说法，指遇到国难时为了国家或国君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不过，过往多以此词作为褒语，例如，曹植(192—232)便说：
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
然而，本书把“殉国”当成一个中性词语，应用的时候不含标榜的意思。换言之，所谓“殉国”，仅指遇到国难时，为了国家或国君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至于“殉国”有没有意义，则因人而异，而本书大致分“殉国”者为两类型，即“积极进取”与“消极退缩”(参看第八章第二节)。其次，“殉国”是指有所为而死的行为，不兼指在战乱中不幸遇难而死。况且明清之际的人已清楚指出这个准则(参看第二章第一节及第七章第三节之二)，所以不容混淆。
当然，除“殉国”外，尚有其他同义词可供采用。如《中文大辞典》就有“殉身”“殉节”“殉难”等等，但它们似乎都不及“殉国”一词般合适本书的需要。例如，“殉身”只“言牺牲生命”，不必专用于为国而死；“殉节”指“守节不屈辱而死”，但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已指出当时的殉国者不必有“死节”(参看第五章第六节)。至于“殉难”虽亦指“以生命殉国家之难”，而据《中文大辞典》所引《六部成语·兵部》，“殉难”是指“身死于贼，为国尽忠”。可是，不少明季殉国者是自杀而死的(散见第三章至第八章)，不合上述定义。基于以上原因，除了个别例外(参看第三章第二节)，本书不拟采用“殉身”“殉节”“殉难”等词。
二、殉国观念的源流
人臣应该殉国(不论是为君而死或为国而死)的观念，在春秋(前770—前476)时已经形成。就为君而死言，如晏婴(？—前500)便说：
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
范蠡亦有“主忧臣劳，主辱臣死”之说。两说的性质虽有差异，但同系针对人臣对君主的道德责任而立论。换言之，人臣有为君而死的义务。就为国而死言，后来《礼记·檀弓上》所谓：
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
就是按国家与臣子的关系来说。然而，不论是为君抑或为国，作为一个君子，必须“临难毋苟免”。
但是，当时对“苟免”者苛责不深。例如，晋公族大夫韩厥因年纪老迈，想命长子韩无忌“受事于朝”，但韩无忌坚决推辞，原因是：“(晋)厉公(姬寿曼，？—前573，前580—前573在位)之乱，无忌备公族，不能死。”既然他“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难，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所以不“敢辱君朝以忝韩宗”。可是，晋悼公(姬周，前586—前558，前572—前558在位)知道韩无忌请辞的理由后，却说：“难虽不能死君而能让，不可不赏也。”于是使韩无忌执掌公族大夫。由此可见，殉国的观念虽在春秋时代已形成，却不是衡量人臣的唯一标准。
忠臣应殉国的观念，到宋代趋于炽热。如宋初有《忠经》面世，强调“忠之常道”在于“奉君忘身，徇国忘家，正隆直辞，临难死节”。又如欧阳修(1007—1072)编撰《新五代史》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为了表彰殉国者，还创立《死节传》和《死事传》。其后理学的盛行，更加巩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使得“君为臣纲”的观念无限膨胀，人臣应该殉国的观念自然更为流行。
明朝永乐(1403—1424)年间，朝廷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使得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朱(朱熹，1130—1200)理学取得独尊的地位。从此，朱学思想成为教育的内容。于是，在社会上和家庭里，朱学思想的影响到处存在；即使在艺术方面，如戏曲、小说、弹词，也染有朱学思想的色彩。结果，忠孝节义的思想，上至官员，下至贩夫走卒，都受到感染。
本来，王守仁(1472—1529)提倡人人皆有良知及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学说，成为“伦理纲常的违戾”。自从王学流行以后，出现“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的现象。而他的弟子王艮(1483—1541)更提出“明哲保身”的“安身”说及“待价而沽”的“尊身”说，为明清之际的变节者“开一临难苟免之隙”。然而，王门后学在明末已对“临难苟免”的思想加以批评；而王学对个人人格地位的提升，亦产生与上述现象对立的影响。例如，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便认为宋明理学的盛行，使得“受教育的上层分子”产生了“新儒家个人主义”。他们“只专注自己，不再以服务百姓或阐扬真道为职志”，其中有些人“从自我牺牲的殉难行为”，成就他们的“英雄事迹”，从而“自得其乐”。
这样，在忠孝思想和个人主义的相互影响下，明季部分“上品”的儒者，便“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了。
此外，南明政府表彰死节，可能亦引起鼓舞士大夫殉国的作用。如大仆寺卿监军御史陈潜夫(1610—1647)感到“浙东、西多节烈”，因此在隆武元年十二月(1646年初)上疏说：
自来人心解携，望风迎降，皆由读书不深，未解忠孝二字。每一念及，发上指冠，乃有投缳绝粒，沉疴号血，视死如归，与日月争光，凛凛不磨，是其学术端正，亦祖宗培养之所贻也。主上(唐王朱聿键，1602—1646)奋起中兴，首当褒崇殉难诸臣，以鼓忠义……不独慰忠魂九原，义激起者当益众矣。
陈潜夫显然看出了表彰死节的作用。
三、明季士大夫面临的抉择
有人认为，“明祚即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这种划分方法不够精确，因为“起义”本身并不是一个“结局”；如果“忠臣义士”在“起义”失败以后仍生存，他们仍须选择“殉国”或是“归隐”。
其实，明季士大夫所面临的是一连串的抉择。他们最先必须选择的，自然是生存或死亡，亦即殉国或不殉国。明季士大夫殉国，不始于明代覆亡以后，因为在明代末年，在“流寇”和清军交侵之下，不少士大夫在城陷或被俘的时候，便要做出抉择。殉国者死后固然一了百了，而不殉国者随即面对反抗或不反抗的抉择。不反抗者在新朝统治下，固须在出处之间，做出取舍；而反抗者在失败之后，便再一次面临生存(不殉国)或死亡(殉国)的抉择。如果他们也愿意在清朝统治下生活，他们就须在出处之间做出最后的抉择。
由此可见，明季士大夫面临的抉择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而以生与死作为开端。当他们在生与死之间做出抉择后，才产生出殉国、起义、归隐甚或仕敌的取向。其次，不少士大夫可能经历过多次生与死的抉择。例如，从以下各章中，我们会发觉甲申(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之变、乙酉(弘光元年，即顺治二年，1645)之变及清廷颁行的薙发令的相继发生，使得不少士大夫一而再、再而三考虑须否殉国。
自 序
1987至1988年间，我有幸获得机会，在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一年。研究的题目是“清初汉族士大夫在外族统治下的意识形态”。由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美东大学图书馆庋藏明末清初的文集和史籍相当丰赡，我听从韦庆远教授的意见，集中精力于翻阅书籍、摘录和复制资料，拟定返港以后才进行著作。
可是，回港以后，遇到了人事的纠缠，使我感到莫大的悲愤。在沉重的心情之下，我整整两年埋首于修订旧作与考证饾饤的问题，不愿意去接触思辨性强的课题。上述的著作计划便束之高阁了。
1990年秋季，因为有同事离职的缘故，由我接手教授明末至乾嘉的学术思想史。翌年，又因课程改变，进而教授宋代至清代的学术思想史。无论是哪一门课程，汉族士大夫对明亡清兴所做的反省，都在讲授之列。于是我才整理在美国搜集得到的材料，并且在教学之余，展开从前拟定的著作计划。
由于我相信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面临着一连串的抉择，而他们在入清以后对仕或隐的决定与他们在国亡之时生与死(即殉国与不殉国)的抉择有密切关系，所以希望先行处理他们对生与死的抉择问题。在我最初的构思中，生与死的抉择只占全书的一章。但是，庆远教授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意义，鼓励我多做研究，加之我手上的材料亦不少，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从1992年4月至12月，一口气写了几篇关于明季士大夫殉国的文章。当时，我打算将它们合为一部论文集。不过，内子咏聪建议我把它们扩充为一部首尾衔接，有章有节的专著。咏聪偶与陈学霖教授谈及这事，学霖教授亦认为一部专著比一部论文集有价值。这样，在他们的勉励之下，我便以几篇论文为基础，重新撰著。终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一书。
此书撰写期间，上述几篇文章陆续刊出。每一篇文章刊行以后，蒙柳存仁教授拨冗赐教，匡正文中疏谬，使我撰书之时，获益良多。咏聪与我蛰居无间，又不屑自费刊印著作，所以这部书完成后，颇为出版而伤脑筋。幸蒙马幼垣教授指引，我便把书稿寄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评审。评审以后，承总编辑林载爵教授雅爱，应允出版。由于评审的时间不短，我固然心急如焚，幼垣教授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多次赐函垂询评审的消息。王汎森兄素来关心拙书的出版，今次亦两番来信，告示近日台湾出版界的审书制度，着我耐心等候。以上老师和前辈的奖励提携，以及挚友的高谊隆情，令我感佩不已，谨此申谢。
我应该多谢咏聪在本书撰写及评审期间的支持。事实上，我在婚后的著作，都先由她阅读，然后才写定。同时，她对学术有理想和热忱，乐见丈夫勤于著作。因此在我写书期间，给我的照料比平日尤多。所以，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她的功劳不少。
最后，我必须感谢母亲文兰瑛女士。母亲贞勤慈惠，不但持家有道，而且教子有方。她除了是我的慈母，亦是我尊敬的老师和挚爱的朋友。她对我的养育、教导和关怀，仿如三春之晖，岂是我所能回报！今年适逢她的七十寿辰，谨以此书奉献给她，聊表我的寸心而已。
1994年4月12日
装 帧：平装
印 次：1
版 次：1
开 本：1/16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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