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此书是全球知名博物馆学研究专家约翰·H.福克（John H.Falk）教授的经典之作。经过多年对博物馆观众的研究，福克教授总结出了观众在博物馆的经历模型。在他看来，这个模型是带有预言性的，其中身份（identity）因素在观众参观中非常重要。在书中，他还区分了5种观众类型，并且分析了驱使他们多次参观博物馆的内在因素。
《博物馆观众：身份与博物馆体验》对博物馆如何塑造、呈现个人和群体的身份的理解，具有独到见解。无论是对观众还是对博物馆从业人员，该书均具极高的阅读价值。
[美]约翰·H.福克（John H.Falk），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从事自由选择学习与博物馆教育研究，成果享誉全球。2006年，被“美国博物馆联盟”评选为过去100年全球100位有影响力的博物馆研究人员之一。2010年，获得“美国博物馆联盟”颁发的高荣誉John Cotton Dana奖。他与林恩·迪尔金（Lynn Dierking）合著了《博物馆体验》（The Museum Experienc）、《博物馆学习》（Learning from Museums）；与贝弗利·谢泼德（Beverly Sheppard）合著了《知识时代的繁荣：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的新商业模式》（Thriving in the Knowledge Age:New Business Models for Museums and OtherCultural Institutions）；此外还编辑了大量书籍，包括《实践中的原则：作为学习机构的博物馆》（In Principle-In Practice:Museums as Learning Institutions）等。
郑霞，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仲英青年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法国波尔多二大联合培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认知与传播、博物馆观众研究。
林如诗，浙江大学图书馆馆员，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数字人文、文献资源建设。
第一部分 理论
01 引言：博物馆和观众
02 博物馆
03 观众
04 参观
05 满意度
06 记忆
07 博物馆观众参观体验模型
第二部分 实践
08 从理论到实践
09 吸引和培养观众
10 让博物馆为观众服务
11 机构价值与责任
注释
参考文献
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拥有新的视角。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写这本书的动力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我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20世纪70年代，我相信很有可能开发一个基于实证的博物馆观众体验模型。30多年来我一直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试图了解人们为什么去博物馆，他们在博物馆做了什么，最终，人们在他们的博物馆参观体验中构建了什么样的意义。在许多方面，本书代表了我这些年所有研究和思考的成果。虽然本书提出的模型相较成熟的理想体验模型有所欠缺，但已非常接近。
正如我与林恩·迪尔金（Lynn Dierking）共同撰写的《博物馆体验》（The Museum Experience）和《博物馆学习》（Learning from Museums）2首先所描述的那样，博物馆观众体验是多种因素复杂的组合作用。在之前的书中，尽管我对博物馆观众体验的描述越来越复杂，我的理解深度还是限制了我的描述。在本书中，我不仅介绍了一个博物馆观众体验的描述模型，还介绍了一个预测模型。过去六年中最重要的突破是，我意识到了解博物馆观众体验的关键在于身份的构建。正如我所发现的，这条单一而宽泛的线索贯穿了博物馆观众体验的各个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身份，并用这些身份来支持我们与世界的互动，包括参观博物馆。个人的身份相关需求促使他或她参观博物馆，并为这种参观体验提供总体框架。然而，个人在博物馆中面临的社会和物理现实并非无关紧要。虽然与身份相关的需求和兴趣主要影响个人参观博物馆的体验，但博物馆本身并不是被动的。博物馆的现实也在改变和塑造个人博物馆参观体验方面发挥作用。但是一旦离开博物馆，个人身份相关需求再次占据主导地位，它形成一个棱镜，我们通过它可以看到所有的体验。而挑战在于如何将所有这些线索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理论上一致且实证可支持的模型。
写本书时，我试图将各方面的认识汇集在一起，尤其是我对博物馆观众研究的深刻理解和对休闲学研究的全面认识。同时也运用了对心理学、神经生物学和营销研究的理解。我努力将这些基本链交织在一个统一的模型中，以期描述和预测观众体验。这是一个考虑如何通过参观博物馆来构建人们长期记忆和意义的模型。这种模型假设观众的博物馆参观受到个人参观前基于他或她的身份相关需求形成的期望的深刻影响，也受个人对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期望和看法的影响。模型描述了体验集合如何真实地强烈影响着个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体验集合中的体验来自曾经参观过博物馆的每个人（包括自己）。由于书的架构所限，虽然我线性地呈现了此模型，从21世纪休闲的大背景开始到个人记忆层面结束，但重点是要记住，该模型可以很容易从一个人的记忆开始反向运行。当然，模型中的每个链接与其他链接之间有许多反馈回路。
我写本书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帮助博物馆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公众作为博物馆观众的体验。我真诚地相信，这种方式有望让博物馆以新的、更好的方式主动管理博物馆的观众体验。具体而言，我提出的模型鼓励博物馆以更加个性化和量身定制的方式与观众互动，以满足个人观众的特定需求；这涉及的不是关于观众类型，而是关于观众需求的类型。基于这种新模型的实践还需要对目前的博物馆实践进行深刻变革——开发旨在满足多种结果和观众目标的展览和项目。最后，我认为使用该模型还将极大地改变博物馆定义和衡量自身影响力的方式，使机构使命、实施和评估更符合实际的社会公共价值和成果。我知道这些都是大胆的断言。最终，每位读者都需要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此模型或是否认可我对模型影响的断言。
虽然提出的模型主要基于我在美国开展的研究，但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哥伦比亚的研究结果同样也支持我的结论。研究尽可能地包括来自其他国家／地区的数据，但主要数据来自美国。尽管存在这种区域差异，但我认为模型的基本框架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可能也是适用的。话虽如此，其他人员仍有待确定我定义的观众的特定动机类别在其他国家和情况下是否相同。此外，尽管性别、种族／民族、社会阶层甚至年龄等变量的解释力相对较弱，但我不想暗示这些变量对观众体验没有影响。它们对专门关注种族／民族、性别和国籍等与身份问题相关的博物馆来说肯定很重要（许多种族／民族博物馆，如非裔美国人博物馆和日本美国国家博物馆；性别博物馆，如妇女博物馆；聚焦国籍和种族的博物馆，如美国历史博物馆、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和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所以说，书中我没有明确涉及这些变量或这些类型的博物馆。
显然，这本书重点关注的是博物馆。然而，我认为这里提出的想法可以应用于其他更广泛的休闲环境和场景。虽然多年来，类似的想法也曾用于娱乐和休闲环境中，但相关人员没有像我一样提出这样的模型。虽然现在各类休闲动机模型考虑了公众参与休闲活动的原因，但并没有对观众结果做出超出满意度的预测。
总体结构上，本书分成两个主要部分。前七章构成理论部分，试图对构成模型基础的重要思想理论进行一次全面且通俗易懂的回顾。我希望其他人像我一样发现这个模型背后的逻辑很有说服力。后四章构成实践部分。不可避免的是，一些博物馆从业人员可能觉得，实践部分在提供充分实践这一模型而建议所需的可能性细节方面还做得不够。如果是这样，我很抱歉，希望大家能多一些耐心，因为模型是新建的，肯定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会出现更好的实践案例来补充。目前，我只力图建议如何使用该模型。
像往常一样，本书的观点并不完全来自我个人。首先，我特别感谢在过去几年里帮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朋友——一些朋友是直接给予我帮助，其他一些朋友是通过他们的著作影响了我，而另一些朋友是因其灵感而启发了我。我特别感谢在长期学习研究所的同事马丁·斯托克斯迪克（Martin Storksdieck）、乔·海姆利奇（Joe Heimlich）、克里·布朗内坎特（Kerry Bronnenkant）、杰西卡·卢克（Jessica Luke）、吉尔·斯坦（Jill Stein）和内蒂·维特格特（Nettie Witgert）；还有澳大利亚的同事简·帕克（Jan Packer）。在加州科学中心的同事，特别是大卫·比巴斯（David Bibas）、杰弗里·鲁道夫（Jeffery Rudolph）、黛安·佩洛夫（Diane Perlov），以及我亲爱的已故朋友戴夫·库姆斯（Dave Combs），多年来为我在科学中心的调查提供了支持和资金。还要感谢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同事辛西娅·弗农（Cynthia Vernon）、杰姬·奥格登（Jackie Ogden）、凯西·瓦格纳（Kathy Wagner）、卡罗尔·桑德斯（Carol Saunders）、布鲁斯·卡尔（Bruce Carr）和埃里克·莱因哈特（Eric Reinhart），他们帮着力推、评论、推动我在动物园和水族馆的主要调查。
答：哦，我还不知道，比如去主日学校，或者差不多的这些。
问：为什么会去那里呢？
答：我去那些地方，因为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当我喜欢某些东西时，我就会带着[我的孩子]也去那里。
问：你提到了基督教。那也是你的爱好吗？
答：是的。你是说基督教，教堂？是的，是这样。我所有的空余时间都在做这些。我参与基督教电视台的工作，我在空闲时间就是做这些。如果我带孩子去主日学校那样可能会更好。这也很好地利用了他们的时间。
菲利普很明确地表示他去科学中心只是为了他的孩子，支持他孩子的学习，而不是主要和家人共度美好时光。他想要孩子们学习到一些特定的科学知识，从而能够改变他们的一些行为——得到更多锻炼。菲利普也乐意承认其他的人可能还有其他参观科学中心的动机。但对他来说，带着孩子一同前往的唯一原因就是让他们学习（Learn）（注意：我特地在此用了大写字母“L”，强调“学习”的传统的、狭义的定义）。鉴于他不确定孩子们学到了多少，他只对这次体验部分满意。尤其要指出的是，菲利普觉得科学中心的设计妨碍了学习；那里面有太多的展品，而没有足够的重点，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上。为什么菲利普觉得后面这个话题对他的孩子来说很重要，在采访中没有明确说明。最后，他表示虽然他仍然希望这次参观在某种程度上对孩子们的学习有价值，但是他认为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比如，学习更多的宗教知识。
他关于主日学校的评论反映了菲利普带孩子们去科学中心等校外环境中学习的某种观点。他并不希望他的孩子将科学作为一种抽象的知识体系来学习，而是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结果的事实来学习，比如，锻炼能够带来一个健康的身体，对环境的欣赏产生了对上帝创造物的更多欣赏。在某种程度上，菲利普好像把科学中心的参观类比于去主日学校——两者都帮助他的孩子做出更好的道德选择。尽管当一个称职的家长，为孩子们的“肥胖”做一些事情本身就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似乎不是菲利普定义自己的方式。他对基督教充满热情，通过教会工作来表达。他拥有成为一名好家长这个“小我（i）”身份，他应当帮助教育他的孩子。带着孩子去科学中心正是表达了这一个身份相关的动机。然而，他最终质疑自己的决定，因为他并不确定他的孩子们是否达到了他从家长动机出发所要求的学习。可以假设，如果他的孩子们在知识和行为方面表现出预期的变化，那么菲利普也许会有不同的感受。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似乎他近期不可能带孩子们再去科学中心了，尽管科学中心是免费开放的。
不同于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所描写的其他博物馆观众，菲利普对科学中心最能为孩子们提供什么没有一个完善的心理概念。他之前的经验和对类似科学中心这样的场所的理解，使得他对这次的体验有了一个稍微不准确的模型。科学中心是一个教育机构，但其所支持的“看起来”和“感觉起来”的学习体验类型和菲利普为他的孩子们所设想的那些完全不同。他的学习模式更符合学校教育的形式。教堂的主日学校的课程符合他的模式，但是科学中心更加自由自在、自由选择的性质并不符合。菲利普对“实际的”科学中心的参观体验的印象和他“想象的”科学中心的参观体验并不一致。尽管他承认孩子们可能学习到了一些东西，也意识到孩子们确实很享受整个参观过程，但是这些观察结果与他的“好家长”的自我维度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菲利普作为一个好家长的自我认同建构并没有因为他的博物馆参观体验而改变。两年之后，他仍然无法将自己参观博物馆的经历与他对博物馆的期望相调和，尤其是他认为孩子们对所经历的东西缺乏学习。这就导致了菲利普对整个参观体验的不满意，以及他很有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带家人去参观另一个博物馆。
不像大多数的博物馆观众，菲利普认为他的博物馆参观目标没有全然得到满足。我试图说明，从菲利普的预期来看，这主要因为他对科学中心能够提供什么缺乏了解。菲利普一直都在质疑他先前的参观经历，这些没有被摘录。他几乎一无所获，这可能可以解释他在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时，很难理解展品。但是，他理解展品的困难也是博物馆观众群体不断扩大时出现的问题。我在之后的第九章会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模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也就是如何吸引新的和历来代表性不足的个体来参观博物馆。但这个模型也表明了博物馆所要面临的挑战。在菲利普的例子里，我们可以推断，他对博物馆应提供什么的误解，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相关经验，部分原因在于文化方面。即使菲利普对类似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的学习有一个较深的认识，他或许还是会选择其他的地方度过自己的休闲时间。因为他有着什么是好家长及“学习”应该是什么样的信念。破坏他科学中心之旅的并不是菲利普对一个好家长的自我概念，而是他对博物馆所能提供什么，以及如何利用它们来满足重要的身份相关需求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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