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本书试图所要阐释的是，一个古代城邦政治体系的社会根基和内部运转。
作者将年鉴学派社会史的核心原则（重要的是理解普通人的“心态”），与当代文学理论的主要洞见（把文本视作必须根据与受众的关系来理解的象征体系）结合起来。得出的结果，是对一个古代城邦的政治发展做这样的解读：它更多的是与演说术、大众意识形态而不是和政治制度、风云人物、派系斗争或外交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作者希望以此说明：雅典人并非完全理性但却合乎逻辑的决策过程；有效的领导力与真正的人民主权的共存；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霸权，但至关重要的是，这种霸权并非有闲阶级的工具。
此外，作者还论证了，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形成、维持，并通过规则（法律和政治制度）和话语（尤其是公共演说）的生成来繁殖的。这对政治理论学者来说，应当有点意义。
约西亚·奥博
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政治系古典学和哲学康纳拉基斯讲席教授，“斯坦福古史学派”创始人，当代美西古典学的代表人物，也是zuiju国际影响，横跨历史、政治、哲学和古典学的为数不多的多学科学者之一。
序 言
第Ⅰ章 问题与方法 / 1
A. 民主：雅典的和当代的 / 2
B.精英与大众 / 11
C.社会稳定的解释 / 19
C.1 否定民主的真实性 / 22
C.2 宪法的和法律的解释 / 24
C.3 帝国 / 26
C.4 奴隶制 / 27
C.5 中产阶级的温和与阿提卡的资源 / 31
C.6 面对面社会 / 36
C.7 天才：团体的与个人的 / 39
D. 前提与方法 / 41
E. 修辞术 / 51
F. 其他主要史料 / 59
第Ⅱ章 雅典“宪法”：一个历时性的考察 / 63
A. 引言 / 64
B.梭伦之前：门第精英 / 66
C.梭伦：财富精英和大众 / 71
D. 庇西特拉图与人民的理想 / 78
E. 克里斯提尼的“平等” / 81
E.1 公民、坊社与共识 / 83
E.2 议事会和公民大会 / 85
E.3 陶片放逐制 / 88
F. 公元前5 世纪 / 90
F.1 至约公元前440 年的宪法改革 / 91
F.2 改革的背景 / 98
F.3 精英的领导权 / 101
F.4 伯里克利 / 103
F.5 人民领袖与将领 / 110
F.6 反革命 / 113
G. 公元前4 世纪 / 115
身为精英的重要性
政治演说者的精英言论，应该放在人民需要一种方便委托其权力的非宪法机制背景下来看待。演说家的精英属性使他能够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能。为了能正确地分析城邦问题并制定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他必须有头脑、受过良好教育。为了把城邦面临的复杂问题清楚地告诉人民，并为自己的建议争得支持，他还必须是技艺娴熟的演说家。演说家的财富为他提供了闲暇来研究城邦面临的挑战，并可能使他不受贿赂的影响（起码雅典人是这样认为的）。高贵的出身会使他在雅典精英中获得广泛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公民祖先遗传给他天生的爱国意识和对民主的热爱，这是他从政的先决条件。此外，雅典政治家只有具备了与城邦敌人旗鼓相当的实力，才能成功地打击雅典内部和外部敌人，从而成为“人民的保护者”。因此，他必须像他反对的坏人一样受过良好教育，一样能说会道，一样富有，一样有高贵的出身，才能保护人民。简而言之，对想在公共舞台上争夺人民关注和尊重的政治演说家来说，精英属性是必不可少的。出身不是精英的演说家，永远不过是个“取悦人民者”罢了。
雅典的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公共讨论之后的大众决策基础上的。一场典型的公民大会有6000—8000名参加者，根据法律，其中每一位都有权利积极参与公共讨论。但是，如果每次会议上有1%的参加者选择行使他的自由辩论权，投票前的大量辩论就会使制度崩溃。每年都要做出许多重大决定；在每次公民大会结束时，必须做出一些决定。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批评者指出，公民大会进行审议的时间非常短。很明显，需要一些具有过滤作用的程序，以确保在公民大会就重大问题发表演说者真的值得聆听，而不是废话连篇。演说者的精英地位提供了这样的机制。演说者在演讲中提及自己的造诣，并指出对手缺乏类似的造诣，以此证明自己作为提供意见者和辩护者的“专业资质”，也检验对手的资质。这种过滤程序取代了使现代民主社会的精英得以合法地承担政治领导作用的更正式的代表制度和选举制度。
通过在公民大会演说和公共审判中反复表明自己的精英身份，并鼓吹受欢迎的方案，政治家在听众中树立了一种他有能力给民众提供建议的信念。公民大会成员们讨论重大问题时愿意听完他的意见，没有行使集体辩论自由、起哄把他赶下台，这表明他取得了值得信赖的提供意见者地位。获得这一地位的政治家被非正式地授予了批评和谴责的权威，甚至在民众反对的情况下，也有权要求他们采取自己的政策。有时他的想法不能令人民信服，也能得到体谅。因此，他可以继续倡导（至少是暂时地）被投票者否决的政策。由于演说者的提议未能在公民大会通过而体现出来的“不信任投票”，因而未必会扼杀他的声音，雅典人仍可改变其政策。
认可过程需要时间。它需要未来政治家的毅力和技艺，以及对他被要求扮演的角色的周全理解。德摩斯提尼本人，早年向人民发表演说时，就未能引起公民大会的注意。他的困境，对初出茅庐的政治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常态，因为雅典人负担不起太多的精英职业政治专家的角逐。公民大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对人民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必须在几个小时内就把可用选项提出来。太多的演说会把问题搅浑，因此一点都不奇怪，任何时候在雅典活动的“全职”政治家，只有寥寥几位。
演说者的精英身份也方便他在城邦治理中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他论证了自身的优秀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这就合法化了他对领导地位的要求，若非如此，这种领导地位很有可能就显得太反民主了。用德摩斯提尼的话来说就是，演说家在危急时刻“展现了自己作为领袖的身份”。前面用过的戏剧表演的比方有助于清晰地说明这种“展现”的性质：通常扮演双重角色、用平等主义观点来平衡每一种精英主义主张的演说家，脱离了他的角色（而精英平民从未如此做过）；他摘下了“既平等又优秀”的面具，向听众显示自己更优秀、更适合统治。这样，他不仅是站在人民前列的，而且是高于人民的，因此，他主张自己应该得到人民的授权。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城邦的所有事务都可以安全地交给他处理。德摩斯提尼、莱库古，或许还有特拉叙布鲁斯、卡里特拉图斯和埃乌布卢斯等人，因此能够推行稳定的政策，使雅典人得以渡过难关。从提供意见者到领袖，这种地位的提升总是暂时的，人民的权力委托不过是权宜之计。危机结束时，受委托的领袖被要求回归正常的提供意见者角色。这与罗马的独裁官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把紧急状态下的领袖变成了宪法职位；雅典人则从未如此。
页 数：528
开 本：16开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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