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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先富共富”的中国梦


共同富裕:“先富共富”的中国梦

作  者:贾康 苏京春

出 版 社:广东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04月

定  价:88.00

I S B N :9787545482942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经济  >  经济学读物  >  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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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本书采用开阔的视角和观点,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深层逻辑。书稿基于已有的多项中外具积极意义的研究成果,紧贴中国实际,围绕“先富共富”和“收入分配”等关键点展开讨论。同时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中国问题对代表性案例作出深刻剖析和总体性的基本诊断,在深入剖析问题之后以 “对症下药”而 “综合施治”导向,提出中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和结构,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思路、原则和体系化政策主张。

  本书作者贾康是我国著名的财税专家,在写作中以其长期研究财税体制改革的视角,对推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问题——优化收入分配,提出大量改革建议与意见,这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TOP作者简介

  贾康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与苏京春合著的《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刘薇合著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分别获评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21年度中国好书”。

  苏京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财政部宏观研究人才库入库专家。曾赴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访问,多次受邀于英国格林威治大学(University of Greenwich)客座授课(Guest Lecture)。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合著7部,公开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或参与课题60余项。与贾康先生合著的《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荣获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荣获2018年中国智库学术成果“优秀著作奖”,并于2019年入选德国科隆大学(Universit?t zu K?ln)东亚图书馆(East Asia Library)馆藏;曾多次荣获财政部“三优”论文奖、“邓子基财税学术论文奖”。


TOP目录

第一章 人类共同富裕的大同之梦/

一、人类还从未实现过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的理想之光/

三、国际观察——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三个结果/

四、中国由“先富”向“共富”的阶段转换/

五、两大主流认识间的悖论与问题的关键/

第二章 现代化中国梦也是共同富裕之梦/

一、从民不聊生到走向“富起来”/

二、从“三步走”到“全面小康”,再对接“新的两步走”:从邓小平的“金句”说起/

三、“先富共富”的基本逻辑/

四、“先富共富”之路上应把握好的原则/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央指导一脉相承/

六、更加强调对接系统论思维与可操作性/

第三章 什么是财富与富裕?哲理溯源与数量反映/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要点/

二、财富源泉与要素分配/

三、分配格局演变长期趋势之辩/

四、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

五、中国收入分配:阶段性概览/

第四章 促进共同富裕所关联的制度机制建设:三层次分配框架与要领/

一、初次分配——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介入/

二、再分配——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三、公益慈善——社会建立可作出积极贡献的机制,政府鼓励和引导/

四、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

第五章 “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需正本清源/

一、什么是公平/

二、公平与效率/

三、公平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收入差距来自哪里/

五、分配结果的均平与微观效益/

六、分配结果的宏观效益逻辑/

第六章 系统工程之第一阶梯:初次分配/

一、宗旨与重心之辨:“做大蛋糕”是大前提/

二、初次分配相关问题探析/

三、基本关系的考察/

四、中国初次分配的实证数据观察/

五、按要素分配:如何优化初次分配/

第七章 系统工程之第二阶梯:再分配/

一、宗旨与重心之辨:“分好蛋糕”中的政府发力与合理角色/

二、我国再分配格局的实证考察:转移性因素影响力上升/

三、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

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府税收和支出/

五、转移支付和社会政策托底——“抬低”/

六、直接税:适当“抽肥”以“补瘦”——“限高”/

七、注重缓解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

八、借鉴国际经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九、怎样看待和回应美国的减税/

第八章 系统工程之第三阶梯:第三次分配/

一、宗旨与重心之辨:“蛋糕多轮优化分配”中的社会渠道建设/

二、我国现阶段发展第三次分配的必要性/

三、自愿原则的公益慈善:国际经验/

四、政府助力道德伦理驱动的“良心行为”:以美国为例/

五、中国的第三次分配:特点与政府的引导、鼓励/

第九章 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与促进共同富裕/

一、制度创新是打开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潜力空间,焕发活力推进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二、财税改革和配套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间接调控框架下优化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度性依托/

三、直接税改革和构建“先行示范区”是中国今后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操作性始发环节/

第十章 换向思维和正本清源:共同富裕不是什么/

一、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导向下的富裕/

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避免金字塔型,追求橄榄型、宝塔型/

三、不是“杀富济贫”行政手段可达到的稳定状态/

四、不是“主要靠国民能力提升”可达到的稳定状态/

五、我国收入分配的代表性问题:如何看待“灰色收入”与综合负担/

六、如何尊重和顺应科研规律走通创新型国家之路/

第十一章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一、收入分配格局/

二、“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分配/

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空间/

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相关的两项挑战/

第十二章 重建个人所有制:优化收入分配提升共富水准的重要路径/

一、股份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

二、股份制对私有制扬弃的本质探索/

三、从股份制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积极扬弃/

第十三章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关于我国如何看待收入分配公平/

一、重要的“公平感”/

二、从全球看收入分配“公平感”/

三、阶层流动与收入分配“公平感”/

四、“公平感”象限图与收入分配抉择/

五、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看中国收入分配调节/

第十四章 结语:“无限趋近”的共同富裕和相关的“走向共和”/

一、共同富裕愿景及其“先富共富”实现路径/

二、下一阶段应加快推进由“先富”向“共富”的战略转换/

三、走通“先富共富”之路要依托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权力入笼的法治化/

五、“走向共和”:把权力和人性都关进法治的笼子里/

六、“走向共和”中“最大公约数”式“规范的公共选择”:以“税收法定”为例/

七、向共同富裕橄榄型目标“无限趋近”砥砺前行/


TOP书摘

四、中国由“先富”向“共富”的阶段转换

  马克思主义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提出未来社会应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状态所支持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不言而喻,与此种追求相匹配的,一定是共同富裕的分配状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共同富裕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愿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后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已由邓小平明确地表述为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所高屋建瓴而简洁概括的走向共同富裕认识,上合中国古代早已树立的大同理想,下合现时亿万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说是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总纲,是今后优化我国收入分配明确的目标导向。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社会基本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尖锐。为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我国及时制定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确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机制和原则,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以求最终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这一发展思路,也被人们简称为“先富共富论”。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其实现路径是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而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出深圳等首先发达起来的地区,要回过头来支持欠发达的地区。党的十四大也提出,“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等观点。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1997年党的十五大重申了这一原则。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机制崇尚效率,从而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国家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1979—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从36241亿元增长到209407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966%,而同期世界平均GDP增长速度仅在3%4%。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回落,但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收入分配失衡为核心的社会公平问题也在不断加剧,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并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2002年,世界银行指出:“大范围的贫困人口减少是中国1979年改革之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此后的深化改革并没有像之前那样让贫困人口受益。在没有解决其他国内市场扭曲问题的情况下进行这些改革反而使得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改革开放初期,正是针对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国情特点,我国及时制定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先富”战略。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选择,使我国尽快摆脱了贫困落后状况。然而,这一不平衡发展战略也是有代价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收入差距扩大为代表的后果日益凸显,不同程度的危害产生,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由“先富”向“共富”的阶段性转换显得愈发迫切,并且转换时机和条件也已趋于成熟。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为调节收入分配和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缩小贫富差距,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客观要求,已十分迫切。这些标志着我国发展战略重心由“先富”转向更多注重“共富”的时机已经成熟,既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紧迫性。

  选择恰当的时机将经济工作的重心由“先富”转向“共富”,是改革初期便确立的一项既定发展战略,也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的必然要求。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和经验的启示,同时鉴于收入差距过大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和各种危害,在“问题导向”之下,我国当前已迎来了由“先富”到“共富”阶段转变的全局性契机,特别是基于20世纪末以来陆续制定和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税费改革、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效果的逐步显现,我国地区居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生活、收入水平差距在近几年已开始逐渐缩小,为共同富裕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下一阶段,我国还应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2021年中央“8·17”会议精神为指导,针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把“问题导向”结合于“目标导向”,将“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确立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心之一,持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而使全社会的努力,更加合理地集中到推进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目标上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在揭示社会再生产基本规律的层面,阐发了人类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关联,刻画了其运行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的依次继起、互动和周而复始的循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肯定生产的关键意义和根本性决定作用的同时,也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逻辑,深刻地指出了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的能动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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