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王尔德与昔日爱人波西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对簿公堂，被判入狱，身败名裂。在狱中，王尔德给波西写下这封文学史上的著名长信《自深深处》，历数波西给他带来的痛苦，也探讨了耶稣、爱情和文学，又似对两人的未来有所期待。
作者：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剧作家、小说家、童话家和诗人，英国唯美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一生写下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也因曲折的经历而为人所瞩目。
译者：
朱纯深，诺丁汉大学1993年英语（翻译）博士。从事翻译、翻译教学与研究四十余年，曾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翻译学教授。著有Fathoming Translation as Discursive Experience（2021），译有《浮生琐记》（待出）等。
译序：落叶听风
自深深处
注释
译后记
雷丁监狱 1897年1—3月
亲爱的波西：
经过长久的、毫无结果的等待之后，我决定还是由我写信给你，为了我也为了你。因为我不想看到自己在漫长的两年囚禁中，除了使我痛心的传闻外，连你的一行书信，甚至一点消息或口信都没收到。
我们之间坎坷不幸、令人痛心疾首的友谊，已经以我的身败名裂而告结束。但是，那段久远的情意却常在记忆中伴随着我，而一想到自己心中那曾经盛着爱的地方，就要永远让憎恨和苦涩、轻蔑和屈辱所占据，我就会感到深深的悲哀。你自己心中，我想，将会感到，当我孤独地卧在铁窗内服刑时，给我写信要胜过未经许可发表我的书信，或者自作主张地为我献诗；虽然这样世人将一点也不知道你的所为，不管你选择怎样充满悲哀或激情、悔恨或冷漠的言辞来回应或者叫屈。
毫无疑问这封信中所写的关于你还有我的生活，关于过去和将来，关于美好变成苦痛以及苦痛或可成为欢乐，个中很有一些东西会深深伤到你的虚荣心的。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一遍又一遍地把信重读吧，直到它将你的虚荣心除灭。假如发现信中有什么你觉得是把你冤枉了，记住应该感谢世上竟还有什么错失，可以使人因此受到指责而蒙受冤屈。假如信中有哪怕是一段话使泪花蒙上你的眼睛，那就哭吧，像我们在狱中这样地哭吧。在这儿，白天同黑夜一样，是留给眼泪的。只有这个能救你了。假如你跑到你母亲跟前告状，就像那次告我在给罗比的信中嘲弄你那样，让她来疼你哄你，哄得你又飘飘然得意忘形起来，那你就全完了。假如你为自己找了一个虚假的借口，过不久便会找到一百个，那也就同过去的你毫无二致了。你是不是还像在给罗比的回信中那样，说我“把卑劣的动机归咎”于你？啊！你的生活中可没有动机。你只有欲念而已。动机是理性的目标。说是在你我的友谊开始时你年纪还“很小”？你的毛病不是少不更事，而是对生活懂得太多。少男岁月如晨曦初露，如鲜花初绽，可那纯洁清澈的光辉，那纯真向往的欢乐，已被你远远抛于脑后了。你脚步飞快地，早已从“浪漫”跑到了“现实”，迷上了这儿的阴沟以及生活在里边的东西。这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惹上麻烦，向我求助的；而我，以这个世界的眼光看是不明智的，却出于怜悯和善意出手相助。你一定要把这封信通读，虽然信中的一词一语会让你觉得像外科医生的刀与火，叫细嫩的肌肤灼痛流血。记住，诸神眼里的傻瓜和世人眼里的傻瓜是大不一样的。艺术变革的种种方式或思想演进的种种状态、拉丁诗的华彩或元音化的希腊语那更丰富的抑扬顿挫、意大利托斯卡纳式的雕塑、伊丽莎白时代的歌调，对这些，一个人可以全然不知，但却仍然充满最美妙的智慧。真正的傻瓜，诸神用来取乐或取笑的傻瓜，是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这样的傻瓜，我曾经当得太久了，你也已经当得太久了。别再当下去了。别害怕。恶大莫过于浮浅。无论什么，领悟了就是。同样记住，不管什么，你要是读着痛苦，那我使它形诸笔墨就更加痛苦。那些无形的力量待你是非常好的。它们让你目睹生活的种种怪异悲惨的形态，就像在水晶球中看幻影一样。蛇发女怪美杜莎，她那颗能把活人变成顽石的头颅，允许你只要在镜中看就行。你自己在鲜花中了然无事地走了，而我呢，多姿多彩来去自由的美好世界已经被剥夺了。
一开头我要告诉你我拼命地怪自己。坐在这黑牢里，囚衣蔽体，身败名裂，我怪我自己。暗夜里辗转反侧，苦痛中忽睡忽醒，白日里枯坐牢底，忧心惨切，我怪的是自己。怪自己让一段毫无心智的友情，一段其根本目的不在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友情，完完全全左右了自己的生活。从一开始，你我之间的鸿沟就太大了。你在中学就懒散度日，读大学就更不堪了。你并没有意识到，一个艺术家，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作品的质量靠的是加强个性的艺术家，其艺术的发展要求思想的默契，心智的氛围，安详悠静的独处。我的作品完成后你会钦佩赞赏：首演之夜辉煌的成功，随之而来辉煌的宴会，都让你高兴。你感到骄傲，这很自然，自己会是这么一位大艺术家的亲密朋友，但你无法理解艺术作品得以产生的那些必备条件。我不夸大其词，而是绝对实事求是地要你知道，在我们相处的那个时候，我一行东西都没写。无论是在托基、戈灵、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其他地方，只要你在身旁，我就才思枯竭，灵感全无，而除了那么几次以外，我很遗憾地说，你总是待在我身旁。
比如，就举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吧，记得是在1893年9月，我在圣詹姆斯旅馆租了一套房间，这完全是为了能不受干扰地写作，因为我答应过约翰·赫尔写个剧本，却完不成合约，他正催着要稿呢。第一个星期你没来找我。我们就你的《莎乐美》译文的艺术价值意见不合，这的确并不奇怪。因此你就退而给我写些愚蠢的信纠缠这件事。那个星期我完成了《理想丈夫》的第一幕，所有的细节都写好了，同最终的演出本一样。可第二个星期你回来了，我简直就无法再动笔了。每天上午十一点半我就来到旅馆，为的是有机会想想写写，省得在自己家里，尽管那个家够安宁平静的，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打搅。可是这份心思白费了。十二点你就驾着车来了，待着抽烟聊天直到一点半，到那时我只好带你去皇家咖啡座或伯克莱用午餐。午餐加上甜酒，一顿通常吃到三点半。你到怀特俱乐部歇了一个钟头，等下午茶时分又出现了，一待就待到更衣用正餐的时候。你同我用餐，要么在萨瓦伊酒店要么在泰特街。照例我们要等到半夜过后才分手，因为在威利斯菜馆吃过夜宵后这销魂的一天不收也得收了。这就是我在那三个月过的生活，天天如此，除了你出国的四天外。当然我过后不得不到加莱去把你接回国。具有我这样心地禀性的人，那情形既荒诞又具悲剧性。
装 帧：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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