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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

作  者:余华 著

出 版 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03月

定  价:59.00

I S B N :9787532963638

所属分类: 文学  >  文学  >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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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是余华接受来自世界各方的访谈结集,针对他的创作观及文学观、影响他创作的内在外在因素,做了一番文学的深度探讨与答辩。这本书里有关于《活着》背后的故事,《第七天》究竟讲述了什么,《文城》是怎么创作的,《兄弟》内外及《兄弟》前后的故事,等等,在本书中,余华袒露了童年及原生家庭印记,并分享了私密阅读体验,是一本难得的从“私角度”切入和追溯余华成长、阅读、思考、探索、写作历程的作品。余华不同凡响的阅读和写作经历,有常人难以注意的丰沛而奇妙的内涵,给人以意外而珍贵的启迪。

 

TOP作者简介

  余华

  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60年4月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第七天》等。

  其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韩国、丹麦、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2014),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文学奖(2018),意大利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纳文学奖(2018)等。

 

 

TOP目录

CHAPTER 01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 

火焰的秘密心脏 

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

我想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 

当代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现状与未来

远离生存记忆的历史书写  

 

CHAPTER 02

答波士顿广播电台评论员威廉?马克思

答《纽约客》小说主编德博拉?特瑞斯曼

答《洛杉矶书评》编辑梅兰 

答美国《科克斯评论》编辑梅根

答法国《解放报》 

答法国《十字架报》

答法国《人道报》

答瑞士《时报》

答意大利《共和国报》

答意大利《生活》杂志 

答意大利Reset 杂志

答意大利《晚邮报》 

答瑞典文学杂志《驼队》 

答韩国《朝鲜日报》

答丹麦《基督教汇报》 

答美国Electric Literature 杂志

答意大利《共和国报》

答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文化频道记者

答塞尔维亚《达纳斯日报》

 

 

TOP书摘

《兄弟》内外

  洪治纲:读完《兄弟》,我有两点感到震惊:一是在你以往的创作中,所有作品加起来不过一百五十万字左右,而这部你在中断小说创作十年之后的小说,居然长达五十一万字,并且在阅读上并不感到累赘。是叙述本身控制了你,还是你对长篇小说的“长度”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二是《兄弟》竟动用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进入当下的现实生活,并且在整体上体现出“波澜壮阔”的宏观性特点。而在你以往的小说中,只有一些短篇涉及当下的现实生活,并且多半局限于婚姻、家庭等“小叙事”。是怎样一种想法促动你产生了这种叙事格局的转变?

  余华:在《兄弟》之前,我已经在写作一部很长的小说,写了三年只有二十多万字,问题不是字数的多少,是我写了三年仍然没有疯狂起来,我知道叙述出现了问题。我刚好去了美国七个月,有时间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的叙述里只有优美的词句,没有忘我和疯狂的感觉?换一个说法就是写了三年我的叙述一直没有飞翔起来,我发现问题就出在叙述的过于精美,为了保证叙述的优雅,有时候不得不放弃很多活生生的描写。精美和优雅的叙述只适合于“角度小说”,也就是寻找到一个很好很独特的角度,用一种几乎是完美语调完成叙述,比如在中国名声显赫的杜拉斯的《情人》。“角度小说”在做到叙述的纯洁时是很容易的,可是“正面小说”的叙述就无法纯洁了,因为“角度小说”充分利用了叙述上的取舍,“正面小说”就很难取舍,取舍就意味着回避,叙述的回避就不会写出正面的小说。当描写的事物是优美时,语言也会优美;当描写的事物是粗俗时,语言也会粗俗;当描写的事物是肮脏时,语言就很难干净,这就是“正面小说”的叙述。十多年前我读过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也就是著名的“复调”理论,“正面小说”无法用一种语调来完成叙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所有的伟大小说都是“复调”的,因为它们都是正面来表达的。

  洪治纲:与你以前的三部长篇相比,《兄弟》看起来似乎很不一样,其喜剧性基调明显大于以往的悲剧性基调。但是,细研之后,我发现其内部仍然贯穿着你的某些艺术思维的惯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死亡的不自觉的迷恋。《兄弟》一共写了七个人的死,李山峰、孙伟父子、宋凡平父子、李兰、宋钢的爷爷,除了最后两人是正常死亡,其他五位都是非正常的死亡。当然,这些非正常的死亡主要是针对“文革”时期的压抑性和暴力性背景的(除了宋钢),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你对人物命运的一种习惯性的处理方式。二是对江南小镇地域风情的不自觉的迷恋。尽管《兄弟》中并没有详细描述刘镇的具体位置和风土人情,但是,从“我们刘镇”这句叙述者频繁使用的句式中,从频繁出现的河流、小桥以及李兰守寡不洗头的风俗中,从刘镇对上海的依赖关系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它是你的故乡海盐的再一次呈现。记得你曾说过:“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这次的《兄弟》写作,似乎意味着你在精神上的再一次回乡,也意味着地域文化对一个人的强大的制约力。三是作品中所渗透的悲悯情怀仍然贯穿始终,只不过在控制手段上更加隐蔽。我曾论及过,《在细雨中呼喊》是通过孤独和无助来寻找和发现悲悯的重要,《活着》是通过“眼泪的宽广”来展示悲悯的价值,《许三观卖血记》则是通过爱与温情来表达悲悯的救赎作用。而在《兄弟》中,悲悯依然在人物内心深处不断被激活,并构成了一种消解荒诞生活的重要元素。

  余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别说我在1980年代写的那些令人恐怖的中短篇小说了,就是我的四部长篇小说里也都有非正常死亡,原来指望《许三观卖血记》可以没有,可是何小勇被汽车撞死了,在这个情节上我犹豫了很久,我希望何小勇活着,让我有一部长篇小说里没有人非正常死亡,可是要命的是何小勇活着的话,后面所有的情节都无法展开了。我想这是叙述的天意,包括《活着》,其实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最后只有福贵活在人世间。至于“刘镇”,毫无疑问是一个江南小镇,可是已经不是我的故乡了,我家乡的小镇已经面目全非,过去的房屋都没有了,过去熟悉的脸也都老了,或者消失了。尽管如此,只要我写作,我还是自然地回到江南的小镇上,只是没有具体的地理了,是精神意义上的江南小镇,或者说是很多江南小镇的若隐若现。

  洪治纲:《兄弟》真正地写活了李光头这个人物。表面上看,他是一个草莽英雄,既粗鲁自私又直爽侠义,既果敢无畏又狡黠奸诈,但是,他的骨子里,仍然不乏一些悲悯情怀,不乏一些执着的人生追求。他对兄弟宋钢的感情可谓血浓于水。他既能受胯下之辱,又能受巅峰之誉。前半生,他几乎被一切大大小小的权力意志所凌辱;而后半生,他却成功地控制了各种权力意志。可以说,他是一个中国的特殊历史所铸就的怪胎,充分彰显了中国社会转型期所暴露出来的各种人性本相,这种人性内部的分裂聚集在他的身上,使他一直处于某种强劲的张力场中,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显得矛盾重重,相反却始终从容自在,甚至有一种潇洒自如的状态。他是一种典型的欲望狂欢的精神镜像。因此,其精神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其命运的沉浮。

  余华:我曾经说过,李光头是一个混世魔王。我喜欢这个人物,喜欢他的丰富和复杂,这个人物和我们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就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我要说明的是,我喜欢这个人物,并不是赞成他的所作所为,如果有人来问我:“你为什么让李光头这样?”我的回答是:“应该去问李光头。”为什么?这就是叙述,当一个人物出现以后,他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不是作者可以控制的。这个人物在上部时,我已经控制不住他了,到了下部,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记录此人的言行,可以说我只是叙述的记录者。

  洪治纲:《兄弟》之所以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喜剧化格调,主要在于它突出了一些带有荒诞意味的事件,像李光头摩擦电线杆,李光头用偷窥后的屁股换取三鲜面,李光头广泛发动群众展开爱情攻势,李光头操纵的新闻事件和全国处美人大赛……等等。我个人认为,这些事件是带着小说飞升起来的重要部分,它有些类似于米兰·昆德拉所强调的“可能性的存在”,即,它抓住了现实中某些具体表现力的事件,将它进行必要的扩张,使它在“可能性”上挣脱客观现实的羁绊,从而揭示现实背后的某些晦暗成分,强化叙事的表现力。譬如李光头摩擦电线杆和用偷窥后的屁股换面条,不仅凸现了那种专制化制度下人性被极度压抑的现实景象,而且也揭示了这种人性自我平衡的突围手段。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喜剧化的方式,撕开了极权意志下人性被褫夺的惨痛状态。因为它的真实寓意不在于李光头本人的所作所为,而在于刘镇的看客和听众的畸形心态。同样,李光头所操纵的《百万富翁呼唤爱情》新闻事件和全国处美人大赛,也不仅仅是表现了李光头的市场眼光和特殊智慧,它还从声势浩大的参与者的身心折射了欲望时代的利益景观。

  余华:细节会在叙述中自己延伸,两年前我刚刚写下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看时,根本不会想到在下部里刘作家会在报道中用一把钥匙给他平反。当宋钢和林红结婚时,我即兴地写下了李光头去医院结扎的段落,没想到后来这份结扎病历让他在法庭上打赢了官司。我在上部里写刘成功和赵胜利如何给李光头和宋钢吃扫荡腿时,也没想到在结尾的时候,赵胜利(赵诗人)竟然当上了李光头的体能陪练师,风雨无阻地供李光头扫荡自己。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对人物的处理,我在下部中让小关剪刀去了海南岛,我以为不会写到他了,没想到宋钢在海南岛遇到了小关剪刀。还有李光头在福利厂的十四个忠臣,我也以为他们不会出现了,可是宋钢死后李光头悲哀地重新回到了福利厂,这些人物在最后也交代了。

  洪治纲:在阅读《兄弟》时,我觉得有很多极为扎实的细节叙述非常具有震撼力。无论是宋凡平的死亡,李兰为丈夫送葬,还是李光头陪母亲祭父,李光头和宋钢为母亲送葬;无论是宋钢爷爷的死亡,宋钢从内裤口袋里掏钱付账,还是宋钢在接受林红爱情时的情感游离,李光头和林红面对宋钢自杀后的表现等等,你在叙述这些事件时,始终坚持不弯不绕,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十分罕见的精确,读后像刀片划过一般,让人战栗不已。尤其是李兰从上海回来,当她下车后得知丈夫被打死在车站广场时,面对广场上那摊隐约尚在的血迹,李兰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表情和行为,看似没有涉及任何心理上的直接描写,但是,她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表情所折射出来的内心之痛,都远比心理描写要有力量得多。类似于这些细节的叙述,在我的阅读体验里,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曾经有过。

  余华:我之所以喜欢这部《兄弟》,一方面它是最新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我在处理细节的能力得到了强化,这对我十分重要,不仅是对这部《兄弟》,对我以后的写作更是如此。叙述的力量常常是在丰富有力的细部表现出来的,很多年前,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表达杀人者内心的动荡,这个篇章让我阅读时非常震撼,那种精确细致的描写丝丝入扣。而在《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去勾引德·瑞娜夫人时,司汤达尔写得像是一场战争一样激烈。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有力地去叙述故事?我觉得《兄弟》的写作让我看到了这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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