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的博尔赫斯：1931-1989（精装）

1931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与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1914—1999）建立了充满文学色彩的深厚友谊，这段莫逆之交对于西班牙语文学来说亦产生了深远影响。自1947年起，比奥伊开始细致入微地记录二人之间几乎每天都要进行的“仿佛永无休止又激情碰撞的对话”，笔耕不辍地坚持了四十载，而这样的热忱成就了这部名作《日记中的博尔赫斯：1931—1989》。本书保留了博尔赫斯高谈阔论的精华部分，同时包含了其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评论和作家作品的评鉴，主题涉猎甚广，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正如作家马蒂诺所言：“通过比奥伊的文字功力，带领读者走进文学世界，走进这位以复杂深沉甚至难以捉摸著称的作家的思想世界。”

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1914—1999），阿根廷著名作家，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被誉为二十世纪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家。1940年，比奥伊·卡萨雷斯创作了《莫雷尔的发明》，博尔赫斯亲自作序推荐，称其可用“完美”二字评价。小说出版后获得多项文学大奖，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奖等。1981年，比奥伊·卡萨雷斯获颁法国骑士勋章，1990年获得西语文学崇高荣誉奖项塞万提斯奖。授奖词称比奥伊·卡萨雷斯的作品“通过完美的叙事结构，将现实与幻想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

第一版序
另
注释说明

1931—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9年

附录一 博尔赫斯与比奥伊年表
附录二 专有名词注释

1931—1946年
我认为我与博尔赫斯的友谊起于1931年还是1932年从圣伊西德罗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途中我们的第一次对话。那时的博尔赫斯是我们当中最有名气的青年作家，而我则是一个仅秘密出版过一本书的毛头小子。在问及我最喜欢的作家时，我开口了，尽管羞怯得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我提到了一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某日报写文学专栏的蹩脚诗人，夸他那些原本并不出彩的散文写得多好。或许是为了缓解尴尬气氛，博尔赫斯把问题展开了一下：
“是啊，”他附和说，“但除了某人以外，在本世纪或其他年代，您还有其他崇拜的作家吗？”
“加夫列尔·米罗，阿索林，詹姆斯·乔伊斯。”我答道。
还能怎么回答呢？我当时并没有办法解释在米罗如圣经传教般的鸿篇图景里，在阿索林描绘的乡村画卷中，是什么使我感到愉悦，也没有办法解释在乔伊斯如轰鸣瀑布般的笔下，那些令人似懂非懂之处，那些深不可测的、奇异的、现代的魔幻叙述，如同瀑布下蒸腾起的彩虹水雾，让我莫名感到快乐。而博尔赫斯提到一个观点：只有在那些把自己全部交予文字的作家作品里，年轻人才能充分发掘文学的魅力。随后在讲到对乔伊斯的崇拜之情时，他补充说：
“当然。那是一种用心，一种信念之举，一种承诺，保证他们（他指年轻人）在阅读的时候一定会喜欢的承诺。”
我依稀记得那段时期，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是在阿德罗格的别墅区漫步时，那些关于书和书中情节的没完没了又异常兴奋的对话。我记得一个下午，在雷科莱塔区附近，我和他聊到了关于《雪的假誓》的想法，这是我多年之后写成的一部短篇小说；我记得还有一个下午我们去了奥地利街的一栋大宅，在那里我结识了曼努埃尔·佩罗，还一起恭恭敬敬地听了唱片里达米娅唱的《不祥的祷告》。
在1935年抑或1936年间，我们在帕尔多的一个庄园待了一星期，为了合作写一本商业宣传手册。那是一本带有科学性质的小册子，大概讲的是一种保加利亚食品的优越性。当时天气很冷，房子里乱糟糟的，我们一直窝在餐厅里，壁炉里烧着桉树枝，劈啪作响。写那本小册子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而在完成它以后，我算得上一个更经验老到的作家了。我和博尔赫斯的所有合作都相当于一场经年累月的劳作。我们曾尝试写一首列举式十四行诗，诗句的第三行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如何修改的了：磨坊，天使，那些字母L；我们还曾计划共同撰写一部短篇侦探小说，都是博尔赫斯的主意，故事是关于一名叫普雷托留斯的医生，一个外表宽厚温和的德国人，还是一所小学的校长，然而在那所学校里，他却通过玩乐的手段（如强制性游戏、不停放音乐等）虐杀儿童。而这一情节也成了所有以布斯托斯· 多梅克和苏亚雷斯·林奇为笔名的作品的开端。
在那么多已经被我遗忘的对话中，我还记得很久以前在乡下的那个礼拜的一次交谈。当时我坚称，对于艺术和文学创作来说，必须要拥有彻底的、“愚蠢的”自由，一位我喜欢的作家曾经这样呼吁过，而我则在到处宣讲不知道从哪里看来的理论，这个理论只是在一直重复两个字：创新；因此，我开始夸大做梦、轻率和疯狂对艺术和文学的作用。而令我意外的是，博尔赫斯当时主张经过头脑深思的艺术，站在了贺拉斯和那些反对花哨的先锋派诗人与画家的教授们一边，与我崇拜的英雄们相对立。我们就这样各执己见，彼此也不过问对方的事。那次争吵中，博尔赫斯给我留了最后一句话就走了，而我当时以为那种情形是因为我说的更有道理。可第二天，大概就是当天晚上，我便倒向了另一个阵营，开始发现很多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并没有在他们写的文艺批评和新闻专栏里那么令人崇拜，我努力编着故事，让自己显得有理有据。
尽管作为作家的我们当时有着不同的观念，但我们的友谊仍在延续，因为我们都对书有着一样的狂热。我们一下午一下午、一整夜一整夜地谈论着约翰逊、德·昆西、史蒂文森、幻想文学、侦探小说情节、《滑稽的幻觉》、文学理论、图莱的《反集韵》、翻译的问题、塞万提斯、卢贡内斯、贡戈拉、克维多、十四行诗、自由体诗、中国文学、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邓恩、时间、相对论、唯心主义、叔本华的《形而上幻想》、苏尔·索拉的新克里奥语、毛特纳的《语言批判论稿》。
1936年，我们创办了杂志《不合时宜》。这一标题体现了我们对于脱离那个时代迷信的渴望。我们尤其反对一些批评家忽略作品本质价值，只关注作品是否带有民间本土色彩，是否与文学史、社会学和各种统计数据相关。而我们一直认为，一个文学流派过去的宝贵经验有时候应该像高乔文学三部曲那类作品或中产阶级女裁缝等形象一样，被抛诸脑后才好。
我们从哥伦布印刷厂出来的那个九月的上午，在奥尔特格拉街，手里拿着杂志创刊号，博尔赫斯半调侃又半严肃地提议，我们应该为这历史性的一刻而拍照留念。于是我们在街区一家很简陋的照相馆合了影。但那张照片很快不翼而飞，我现在甚至都想不起来有过那张照片。《不合时宜》当时集结了众多杰出作家，最终做了三期。
我和博尔赫斯在很多方面都有过合作：我们一起写过侦探小说和带有讽刺意味的幻想小说，写过电影剧本、文章，作过序，一起带头编纂过系列文丛和内容繁杂的文选，一起编注文学经典。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莫过于我们一起编注典籍的那几个夜晚，作注之书包括了托马斯· 布朗的《瓮葬》《基督教道德》《医者的宗教》和格拉西安的《机敏及聪慧的艺术》，还有那些为《幻想文学作品选》选材的冬夜，我们还共同翻译过史威登堡、爱伦·坡、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吉卜林、H·G·威尔斯、麦克斯·毕尔邦。
当时我们之间的对话带给我的感受是如何被勾起回忆的呢？因为博尔赫斯评论过的、我之前读过的那些诗句、文学批评和小说片段常常真切地出现在眼前，而所有那些我还没有读过的，都仿若一个充满了奇幻冒险的世界，像生活本身迅速幻化而成的梦，令人目眩神迷。
我常常问自己，后世眼中，现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部分难道不会成为博尔赫斯小说里情节和人物的一部分吗？或许的确不会，因为我已经发现，很多时候博尔赫斯的文字会给予我们比生活本身更多的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