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

导论

　　我们有四本从11世纪中叶小令实践中产生的集子。这一类型的小令不同于勾栏瓦肆的曲子，是为官员宴席而作的歌词。这些歌词之所以被编成词集，在于它们的“作者”名声很大；但是，这些词集各有各的问题，因此以“词集”为单位去考虑它们是较为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些词集中，我们考查的第一本是《阳春集》，署名作者是南唐鼎鼎大名的冯延巳。集中所辑录之词出处不明，集前有陈世修作于1058年的序。这本词集最早的版本中，有相当大比例（约30%）的作品同时出现在别处，并被归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其中一部分作品很明显来自10世纪南唐宫廷；可是另外一些作品，则重出于晏殊和欧阳修这两位11世纪中叶最突出的小令词人名下。

　　第二本集子是代表晏殊词的《珠玉词》。同样，我们不知道这本集子中作品的出处，也不知道它的编纂时间。该词集的某版本据传有晏殊好友张先的序文，但已经散佚。和《阳春集》类似，这个集子很有可能也产生于11世纪六七十年代。

　　另外两本集子是12世纪晚期的刻本（其中一本可能是13世纪早期的本子）。两本都是欧阳修词的结集。欧阳修的词作常以不同的题目流传，而且版本往往不尽相同。这两部集子收录了不少词作，但如果撇除在别处系于他人名下的一部分作品，那么同时收录于这两部集子中，并且作者归属没有争议的词仅有86首。

　　第五部词集的作者是长寿的张先。这部集子代表了张先所属的小令词人群体，但它同时也收录了数量可观的慢词。这些慢词多属张先晚年的作品，展示了11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社交风格。

　　这些集子各有特点，每个集子中也都有那么一些作品能让我们联想到词人的个人风格。中国文学批评从古至今一般以作者为中心，注重标举和区分不同作者的个人风格。然而，从风格学和文献学的层面说，这些集子里面绝大部分的作品风格非常一致，甚至有些作品以不同题目出现在别的集子中；我们无法将一首10世纪中期的词作和一首11世纪中期的词作区分开来。

　　这种作者归属的分歧助长了一种似乎过度精细的鉴赏方式，即判断甲词之作者必为X而非Y。对于这种判断方式，我们首先要注意：假设甲词并未收入X的词集，那么论者会立即接受甲词出自Y之手，并将此作品融入他对Y的理解之中。虽然统计数据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直接，但在冯延巳、晏殊和欧阳修的集子中，有20%-30%的作品重复出现于两个或以上的词集。冯延巳的集子和《花间集》有很多重出的地方，他的作品有时会被归到11世纪中期的其他北宋词人名下。同时，宋代的小令词人彼此的作品也会有重叠的情况，这些词作有时也会归到宋代其他词人（以及冯延巳）的名下。

　　这就导致了另一个难题。假设我们接受冯延已是生活在10世纪的人，而第一部小令词集大约在11世纪六七十年代编订，那其实这部词集编纂时，以小令著名的作者屈指可数，只有冯延巳、晏殊、张先和欧阳修（柳永集里的小令作品有时也被归到这些作者名下）。这一类词作的作者归属，很少落在上述这几大词人之外。我们很难相信11世纪中期流传的所有小令全都是这几位作者写的。换言之，即使是仅见于一部集子里的词作，我们也不一定知道它们的真正作者是谁。这类作品的作者归属很多都可能被替换到一个名气更大的词人名下。

　　我们必须想象歌者的世界跟学者的世界相遇的那一刻。歌者熟悉一首歌，她也许还有一本有唱词而没有作者名字的歌本；也许歌本上记有词人的名字，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本子上记录的作者署名有多少权威性。宴会上的文人会问：“该词何人所作？”我们不一定知道自己耳熟能详的许多歌曲的原创者是谁；跟我们一样，很多时候歌者演唱时也不一定关心这个问题。这时，歌者可以回答说她不知道——有些歌者的确不知道。

装　　帧：精装

页　　数：423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