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新挑战与应对
2021 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 2021年“两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讨论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很高兴有机会对此做一点解读。
2020年举行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总书记在给《“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建议时谈道：“……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2019年5月21日，他在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曾说：“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谈中国未来经济的挑战与应对。
各界人士应该都关注到，中国未来的发展确实有很多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期望等，同时还面临着新的科技革命、中美关系摩擦等。
面对这么多挑战，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中央发布的各种文件里面都谈到，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所以，在具体阐述挑战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2021—2035年的发展潜力有多少，发展态势到底如何，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正确认识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
我借用一个开玩笑的比喻。京巴狗或藏獒小时候都非常小，个头差不多，而且看起来都像小狮子。但如果你养的是京巴狗，不管你多努力，都不可能把它养成一条大藏獒；如果你把藏獒当成京巴狗养，倒真有可能把它养成一条京巴狗。这是因为京巴狗与藏獒的生长潜力大不相同。所以，看准潜力非常重要。
应该如何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到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2%，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或地区以如此高的增长率持续这么长时间。我们都共同见证和参与了人类经济史上的这一奇迹。
对于未来，各界都很关心，可是目前国内外的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普遍不看好，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过去 42 年发展太快，是非常态，终归要向常态增长回归。根据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的看法，中国会回落到 3%~3.5% 的常态增长。同时，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 World Tablea 第十版发布的研究数据，中国 2019 年年底的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7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 14 129 美元。有些学者用这个数字对比德国、日本，发现德国在达到人均 GDP 14 120 美元左右后的 16 年，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只有 2.3%；日本在达到这一水平之后的 16 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 4.4%。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世界闻名。既然它们在抵达这一水平之后的 16 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2.3% 和 4.4%，那么中国 2019—2035 年这 16 年间的增长潜力也不会很高。这个推理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已经开始人口老龄化，其他国家在出现人口老龄化之后，经济增长都放慢了，中国也难免会经济增长放缓。
上述研究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我个人不太同意。因为中国在过去这 40 多年里能够实现每年 9.2% 的增长有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与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差距所蕴含的后来者优势。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经济要发展，生活水平要提高，就要靠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处于全世界最前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靠自己发明，投资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进步速度非常有限。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过去 100 多年来的常态增长是萨默斯所说的每年 3%~3.5%。然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差距，引进成熟的技术作为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这种方式的成本和风险都比较小。懂得利用这种方式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正是利用这个优势实现每年 7.0% 甚至更高、持续 25 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3 个发展中经济体之一。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并不是看现在的收入水平，而要看中国现在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多大。
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人均 GDP 达到 14 120 美元左右是在 1971 年，那时已是美国人均 GDP 水平的 72.4%，无疑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已经用尽了后来者优势，要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经济增长速度自然慢下来。日本在1975年人均 GDP 达到 14 120 美元左右，当时达到美国人GDP水平的 69.7%，也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技术已经发展到世界最前沿，经济增长必须靠自己探索，发展速度当然也会慢下来。
中国在 2019 年人均 GDP 达到 14 129 美元，但只有美国同期水平的 22.6%。相比之下，德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是在什么时候人均 GDP达到美国的 22.6%的？德国是在 1946年，日本是在 1956 年，韩国是在 1985 年。德国从 1946 年到 1962 年，16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9.4%；日本从 1956 年到 1972 年， 16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9.2%；韩国从 1985 年到 2001 年，在其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一年负增长的状况下， 16 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9.0%。
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未来 16 年（从 2019 年算起）应该也有大约 9% 的增长潜力，因为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已经实现。
对此，很多人又开始强调第二个原因，即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速。确实，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较慢，但不要忘了，发生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多数是发达国家，老龄化到来时，其技术已经发展到世界最前沿，技术进步要靠自己探索，再叠加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经济增速就更慢。
中国正在发生人口老龄化，但我们的人均 GDP 只有美国22.6%，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还可以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往高附加值产业配置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个空间仍然非常大。所以，如果中国能利用后来者优势，即使人口不增长，也可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
另外，中国目前正在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这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而且，劳动力最重要的不仅是数量，而是质量，中国还可以提高人均效率水平。
我们再对比一下德国、日本、韩国在人均 GDP 达到 14 120美元左右之后 16 年的人口增长情况，看看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德国1946—1962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是0.8%；日本1956—1972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是1.0%；韩国1985—2001年年均人口增长率是 0.9%。中国 2019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 0.3%，将来也许会降到 0。因此，即使不考虑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配置到高附加值产业的可能，不考虑延长退休以及提高教育质量的可能，中国和日本、德国、韩国的人口增长率因素相比，顶多也就是 1 个百分点的差距。
因此，我认为到 2035 年之前，中国应该还有年均 8% 的增长潜力。相比德国、日本和韩国实际 9% 的增长，我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下调一个百分点。
当然，有这个增长潜力未必可以开足马力不顾其他因素去发展，因为中国要实现的是高质量增长，接下来必须解决好环境问题（包括碳达峰、碳中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还有中美关系摩擦带来的“卡脖子”问题。综合考虑这些必须应对的问题，以及 8% 的增长潜力，我认为，中国未来 15年（2021—2035 年）实现年均 5%～6% 的实际增长应该完全有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十四五”规划提建议时曾谈道：“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不论实现哪一个目标，2021—2035 年都需要达到年均 4.7% 的经济增长率。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 5%～6% 的经济增长率，到 2025 年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就会跨过 12 535 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直到现在，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18%，如果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个数字就会翻一番。到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应该能达到 23 000 美元（按照 2019 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中国将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从收入水平差距所代表的产业与技术水平差距的角度做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 2036—2049 年还有年均 6% 的增长潜力，再考虑到还有不少需要应对的问题，实现 4% 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完全有可能。以此计算，中国到 2049 年人均 GDP 将达到美国的一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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