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全面考证《共产党宣言》的报告文学,是一部厚植于党史的优秀现实题材作品。它以报告文学手法,从小角度纵深切入,追根溯源,从马克思、恩格斯著述《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再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过程,全景式讲述了《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出版的前世今生,并牢牢把握翻译 《共产党宣言》 这条主线,刻画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中的“望道们”,以及在《共产党宣言》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影响和带给中国革命的意义。
全书饱蘸厚重历史之墨,兼具生动文学之笔,深入诠释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又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刻画了以陈望道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群像,将个人抉择置于时代洪流之中,真实而细腻地展现了其对革命的上下求索和对信仰的不懈追求。
同时,本书又从多角度深入地剖析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铸魂引航作用。在追溯中,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又光辉灿烂的征程也缓缓展现,给予读者持久磅礴的心灵力量。
徐锦庚,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社长,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出版《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国家记忆》《台儿庄涅槃》《大器晚成》《涧溪春晓》等长篇报告文学,发表《懒汉治村》《行走的脊梁》《驯虫记》《老汤》等短篇报告文学,被《新华文摘》《学习活页文选》《红旗文摘》等转载,入选多个纪实文学精品选本,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山东省第七届“泰山文艺奖”、山东省第十一届“文艺精品工程”奖,作品被翻译成英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罗马尼亚语、土耳其语。根据《国家记忆》改编的电影《大火种》,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为纪念建党95周年重点影片。《国家记忆》和《台儿庄涅槃》被评为“中国有声”70年70部优秀有声阅读文学作品。
引子 心有所信,方能致远 001
第一章 植根于土壤之中 005
一 冷淡初识 007
二 行星相遇 013
三 天鹅之家 021
第二章 从空想到科学 029
一 点燃火炬 029
二 星火燎原 037
第三章 风起于青蘋之末 048
一 同道中人 050
二 独秀落难 057
第四章 在困厄中求索 066
一 救亡图存 066
二 殊途同归 074
第五章 走出分水塘 086
一 耕读人家 087
二 毁佛办学 095
三 救国梦碎 105
四 父子过招 111
第六章 人生的抉择 119
一 亡国之忧 119
二 改名立志 126
第七章 在斗争中成长 137
一 四大金刚 138
二 山雨欲来 146
三 一师风潮 158
第八章 重返分水塘 173
一 自我革命 174
二 寒夜孤灯 183
第九章 革命的火种 196
一 意外变故 197
二 酝酿建党 202
三 错印封面 211
第十章 从这里开天辟地 216
一 百川归海 219
二 南湖红船 229
第十一章 跌宕起伏的人生 240
一 沉浮命运 242
二 分道扬镳 250
三 重拾初心 260
第十二章 永恒的明灯 279
一 继往开来 281
二 薪火相传 295
三 度尽劫波 304
四 空棺密藏 310
五 红色经典 316
尾声 百年风华 325
附录 1 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全文 331
附录 2 中共中央编译局版《共产党宣言》全文 349
主要参考书目 379
后记 380
张首映(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文学博士)
锦庚文名,早已“遐迩”。电话中,知他在写关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报告文学,心头一沉:这可是一件大活重活难活。
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理论、叙述与论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自古沟通难,融通更难。近世以来,它们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分道扬镳现象越来越明显。
文学如诗词、小说、戏剧,可虚作,报告文学首先是报告事实,必须写实、实写,以形象思维、文学笔法写实、实写。锦庚写的是经典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撰著《共产党宣言》的往事,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阅读理解《共产党宣言》经典理论的故事,二十世纪初理论翻译家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本事,理论要素占据相当分量。无论是对象和材料,还是思维和手法,写起来,虽不至于“难于上青天”,也有“难于上华山”之艰辛。
锦庚在电话里说,鉴于我有文艺学、美学的学历和从事理论编辑工作的经历,基于我们多年同事抑或知音的关系,希望我为本书作序。“怦”“怦”,心跳骤然加剧,“嗡”,头一下子就大了。何德何能?何名何望?读说尚可,点评也罢,研之不足,岂敢为这宏大叙事“看门”?羡慕之余,只能写个“读后感”。
“叮咚”一声,微信来了。《望道》初稿,瞬间映入眼帘。晚上11点看到,一口气读到天明。这样的阅读体验,一个字,爽!
梅林等的《马克思传》,早年认真拜读过。没想到,锦庚从马克思同恩格斯第一次相见写起,一写就是两章,写到两位伟大导师先后仙逝,重点描述他们撰写《共产党宣言》的过程,写得头头是道、栩栩如生,有些情节细节,比梅林写得还具体生动。由此想到,锦庚之“望道”,先在“溯道”,追寻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和信仰,犹如理论确立的前提、根基、依据,“是其所是”,把所“望”之“道”的思想性、真理性、革命性、指导性叙述清楚了,“望”的理由就充分了,那么不惜代价,那么“虽九死其犹未悔”地翻译之、追随之,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这份寓理于事、寓逻辑思维于形象思维的构思,这等皓首穷经的功力,这种以点带面,通过创作《共产党宣言》,刻画两位伟人一生友谊的叙述力,让人油然而生的,是敬佩,是拍手叫好。
近代思想界、教育界和新闻界都存在“望道”期。列强侵略、国破家亡、民生凋敝,出路何在、复兴何途?探索出路者,寻求发展者,喷薄而出,络绎不绝。传统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改良派自由主义的变法维新思想、革命派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思想等,交汇奔涌,浩浩汤汤。变法维新者如梁启超,三民主义者如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众多留学生、外国传教士,都通过报刊宣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极力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大壮举。
锦庚取精用宏,牢牢把握翻译《共产党宣言》这条主线,刻画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中的“望道”们。当时,译品匮乏,多数人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代表作,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托陈独秀找人翻译。戴季陶很早就筹划翻译,自觉力有未逮,找邵力子推荐人选,提出三个条件: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至少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之一,具备较高语言文学素养。邵与人创办《生活日报》(《民国日报》前身),主持《觉悟》副刊,多次刊发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人脉广泛,脱口而出:“此等重任,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陈望道留日时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精通英语、日语,汉语功底深厚。这是1920年初的事,陈独秀、李大钊可能在为中共召开“一大”进行理论准备,企盼把所“望”之“道”落地落实,提高党员认识,吸引更多志同道合者。
道者,亦问道、求道、认道、取道、用道、弘道之谓也。在一众“望道”者中,陈望道无疑是本书的主角。锦庚用相当篇幅,仍以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主线,书写这位著名学者的传奇经历。他是浙江义乌人,1891年出生,6岁上私塾,1915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受五四运动热潮感染回国,任教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初,受命翻译《共产党宣言》,回到乡村老家,收拾柴房,搁上木板,足不出户,挑灯夜战。译到忘我处,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发行,首印1000册,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强烈关注,再印又千册,很快售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像一盏灯,照亮中国共产党人前行的进程;像一把火,点燃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火炬。于陈望道而言,也像一座里程碑,完成从“望道”“受道”到“认道”“成道”的转变,为中共建党、提升党员思想水平办了一件镌刻史册的大事。
通过展示大量党史文献,《望道》彰显出陈译《共产党宣言》的巨大影响力。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他多次批示,号召全党深刻领会《共产党宣言》的精髓要义。1920年,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教材之一就是陈译《共产党宣言》,教师之一为陈望道。1922年9月,朱德赴欧洲寻找革命真理,周恩来送给他陈译《共产党宣言》,他反复诵读。1937年4月,陈云奉命接应失利的西路军余部,亲抓政治学习,组织阅读《共产党宣言》,战士们思想认识大提高,精神面貌大变样。1949年4月,攻占南京后,邓小平对陈毅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有人从国内带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我正是读了这本书,才认准这条路的。”2020年6月,习近平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回信时写道:“100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你们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吕氏春秋·用民》云:“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提起网上的总绳,一个个网眼就都张开了。抓住事物的关键环节,就可以带动其他环节。可以说,《共产党宣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纲”。百年来,《共产党宣言》这本红色经典,为中国共产党人注入“红色基因”,指引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一直引领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指导广大人民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影响和改变当代中国人的命运,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促进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看来,锦庚写《望道》,写的真是重特大题材,干的真是一件大活重活难活。作为报告文学,他又是如何写人的?
的确,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报告”的是事,“文学”的是人,以记事为题材,以写人为主体。有人考问,怎样区别报告文学与通讯?一言以蔽之,主要写人的是报告文学,主要写事的是通讯;把人写好了的,是优秀报告文学,把事写好了的,是优秀通讯;既把人写好了,又把事写好了,合二为一,就是优秀报告文学或优秀通讯,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锦庚1995年从海军转业,奉职新闻界,迄今26年,作为资深记者,乐于采访、长于记事、精于叙事;作为作家,深谙写人之道,敢于写人、善于写人、专于写人。《望道》富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地方,既在叙事上,更在写人上。
锦庚以前写的多是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刻画了不少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在既定时空范围里,提炼他们的精气神,展现小人物的人性光辉,多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望道》属于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写的多是大人物,是现代史上尤其党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意在雕刻一组“望道”者群像。从文学塑造和雕刻形象乃至群像视角看,他精心雕刻的人物形象,神形各异,气质性情迥然,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尤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它的长度、广度和厚度。
长度不只在篇幅上,更在书写对象的时间跨度上。《共产党宣言》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至今已逾百年。这意味着,在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围绕《共产党宣言》问世、传播、运用、发展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它在中国的翻译、传播、运用、发展,都是锦庚需要考虑的。展开这么大跨度的时间轴,光凭“扛鼎”气力,肯定不够。诗歌、理论有时可以“穿越”,而报告文学须一丁一卯地着实,通过事件、情节、场景、对话、情绪、细节等,在塑造和雕刻人物时把它们“选”出来,合丁合卯地“嵌”上去。可喜可贺的是,锦庚锚定主题主线,把这期间相关联的代表性人物都展现出来了。
从广度上说,既有一时一地之广度,也有同一地域不同时期之广度。马恩当年活动在欧洲,主要在德、法、英、比四国。《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中国传播。中国幅员辽阔,不同阶段的空间布局设造,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关联性,又有差异性,有些差异是巨大的。读《望道》,发现锦庚善写背景,在历史背景中显现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展现历史人物的活动和性格。《望道》涉及甲午海战、袁世凯称帝、护法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红军长征等重大历史事件,区域主要在上海、北京、浙江等地。写周恩来与《共产党宣言》的渊源时,从周恩来青年时代阅读、研究、发表论文写起,写到“从长征到抗战,周恩来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总是装着《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周恩来询问陈望道当年翻译时参考的版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陈望道作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著名学者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关心他的身体之余,不忘问他:“《共产党宣言》首印本找到了吗?”短短几行,带出四个重大历史事件,展现周恩来对陈望道及其译作的关心重视。
1983年至次年中,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美学时,读过陈望道的《美学概论》《修辞学发凡》,受益匪浅。这次读《望道》,方知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详尽过程,对他更是肃然起敬、敬仰有加。虽然陈望道一生著述丰硕、桃李芬芳,是语言学宗师、教育界先驱,但他人生的最大亮点、最大辉煌,无疑是翻译《共产党宣言》。冯梦龙说:“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成就陈望道“争百年”的“大事”,正是翻译《共产党宣言》。换言之,“《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译者”的身份,必将使陈望道永垂青史。
厚度体现在考证的深入和思想的当量。创作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因时间久远、场景不再,作者很难直接获取第一手素材,只能从第二手、第三手素材中推测当年的真实情况。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素材中去芜存菁、去伪存真,避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这非常考验作者甄别、考证素材的功力,这功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取决于作者功课是否做得扎实深入。显然,锦庚是做足了功课的。
比如,在国内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为共识,说的是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去天津的途中,两个人商议组建共产党。但锦庚考证后的结论是:这是子虚乌有的事。
再比如,关于陈望道改名的事,陈望道秘书邓明以教授所作的《陈望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陈望道原名陈参一,他求学东瀛及初到‘一师’任教时都是用的原名。正是在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后才改名为‘望道’。”锦庚提出四条依据,认为陈望道是在留日期间改的名。
又比如,关于陈望道离开浙江一师的时间,目前一边倒的观点,都认为是在“一师风潮”结束后。包括《杭州地方革命史资料》1959年第1期、邓明以的《陈望道传》、分水塘村陈望道纪念馆里的说明等,皆是如此。《陈望道传》中的描述更是绘声绘色:“1920年3月29日清晨……陈望道表现出非凡的机智和勇敢,他疾步走入学生中间,高声喊道:‘同学们,我和你们永远在一起,你们不要哭!’然后他带领学生同军警开展面对面的斗争。……陈望道乘机向军警大喝道:‘学生被逼得要自杀了,你们还不赶快后退!’”
上述文字表明,陈望道参与了“一师风潮”全过程,在风潮结束后才离开“一师”。陈望道第一个研究生、复旦大学教授陈光磊,陈望道之子、复旦大学教授陈振新,也持同样的观点。
但锦庚经过分析甄别,得出的结论是:“一师风潮”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非孝”,时间为1919年下学年至寒假;第二阶段是“留经”,时间为寒假至1920年上学年。陈望道等“四大金刚”经历了第一阶段,因寒假时离校,未参加第二阶段。他列出七条依据,说明自施存统的《非孝》发表后,陈望道等“四大金刚”一直受冲击,寒假期间又遭金布排挤,他们都是志存高远者,不太可能新学年又返校。还有陈望道回忆中说的,“1920年初,我就离开杭州”。而“一师风潮”的最高潮是在1920年3月29日,假如陈望道此时仍在“一师”,离开杭州的时间,最快也要延至4月上旬。这个时间点,按照惯常表述,应该是“1920年上半年”,而不是“1920年初”。
这样的考证,文中还有很多,读者可能一时难判正误,但至少逻辑上是令人信服的。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要“厚而有文”,必须是客体与主体同样厚重。锦庚这些令人信服的考证,给人以厚重之感。通览全书,可以说,《望道》是一部厚重之作。
感谢锦庚,让我们知道这么多。锦庚写的报告文学,能看到的我必看,也参与编发过几篇。评论他报告文学作品的文章,也是能看到的必看。有评论说,锦庚的报告文学已形成独特气象、独特风格,特别是独特的语言风格,我是赞成的。有机会成为《望道》的“第一读者”,比较以前所读,感受最深的,就是题材上的重、特、大“三性”,艺术上的长、广、厚“三度”,可谓“六字心得”,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焉非焉,供锦庚参考,请读者指正。至于开头提出的困难,诸如处理叙述和论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关系之类,只要事实准确、把主要人物写活写亮了,自然迎刃而解。
2021年6月15日
【书摘】
陈望道打开行李箱,把书和资料摆在案板上,有英译本、日译本的《共产党宣言》,还有英汉和日汉字典。
煤油灯光昏黄摇曳,陈望道端坐案板前,点燃一支烟,摊开两个译本,对照着默默诵读起来。虽然他中文功底深厚,兼修英文和日文,留日期间又大量接触社会主义,但细细研读后,仍感到十分棘手。这时,他才理解,为什么戴季陶说请他“试译”。
要准确翻译《共产党宣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国内,只有一些零星的段落翻译,因文中有大量的新名词、新思想、新观点,译者从未遇到过,理解把握的难度相当大。
有的译者,从未听说过社会主义思想,把它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安民思想混为一谈,将“社会主义”译成“安民新学”。
有的词不达意,如《万国公报》连载的《大同学》中,译了其中一段文字:“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在后来的中译本中,则变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两相比较,天壤之别。
有的还出现许多谬误,让读者不知所云。如《共产党宣言》最末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盟会成员朱执信的译文则是:“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摊在陈望道面前的两个译本,出身颇为曲折,传播路径经历了德文(1848)→英文(1888)→日文(1906)的转译历程。因译本出处不同,加上译者理解有异,两个译本存在差异。他一会儿拿起这本,一会儿放下那本,反复对照,尽量吸取两者合理之处。
日译本中,有很多汉语词汇。这些词汇,有的仍沿用汉语用意,有的已产生变异。陈望道反复比较、斟酌后,保留许多汉字词汇。如:怪物、欧洲、徘徊、共产主义、神圣同盟、急进党、在野的政党、在朝的政敌、事实、共产党员、意见、目的、趋向、废墟、农奴、特许市民、殖民地、贸易、工厂组织、近世产业、国民解放、制造家、中等阶级、复杂、刺激、自治团体、交换机关、财产关系、劳动阶级、革命 阶级、危险阶级、伦敦、历史、制造工业、商业、航海、共产党、谬见谬想、劳动者、权力阶级等。
《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让陈望道颇费踌躇。他在纸上写了画,画了写,绞尽脑汁,反复修改,最后敲定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油灯下的陈望道,并没有意识到,他郑重写下的这句话,在民众心里回荡了 数十年!直到22年后,在延安窑洞的另一盏油灯下,共产党的理论家博古反复 推敲,才将“怪物”改为“幽灵”,把“徘徊”改作“游荡”。
到今天,经过100年的演变,汉语本身词义已发生变化。陈望道当时选用的“怪物”和“徘徊”,在今天来看,已不是当初的意义内涵,都有一定的贬义。而“幽灵”和“游荡”,更能客观表述出当时共产主义所处的状态。
日译本中的其他汉语词汇,陈望道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变更。比如,第一章标题,日译本译作汉字“绅士和平民”,陈望道则译作“有产者及无产者”,并在标题后面的括号里,加了两句说明,解释其内涵:“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人,资本家,财主,原文Bourgeois;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劳动家,原文Proletarians。”
最明显的,是对国名的翻译。日译本中,国名采取音译,这是旧式的译法, 陈望道没有照搬,而是采用现代的国家名称。日译本中,有一个国名叫“和阑”。 开始,陈望道译作“荷兰”,但对照英译本,发觉不对。反复琢磨后,他得出结论:日译本译错了,正确的国名应是“丹麦”。
得益于深厚的中文功底,陈望道注重在韵律节奏、直白易懂、生动形象上下功夫。如“同业组合、被雇职人”,他换成简短的“行东、佣工”;“阵营、渣滓、革命要素”,他换成形象的“营寨、赘疣、革命种子”。这么一换,想象力和理解力大增。一些原本抽象难记的词,如“生产机关、社会组织、农业的革命”,他换成具象易懂的“生产工具、社会的状况、土地革命”,既易懂,也易记。特别是“土地革命”,此概念融入《共产党宣言》思想后,使《宣言》犹如教科书,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直接的现实指导作用,影响广泛而深远。
为了体现鲜明的立场,使《共产党宣言》更具号召力、战斗性,他还增加了一些更为尖锐的词汇,体现更为激烈的斗争立场。如,表示两种阶级对立状态时, 日译本用的是“相敌视”,他改为“对垒”。分析资产阶级发展状况时,日译本用的是“没落”,他换成“倾覆”。
陈望道发现,日译本中的一些词汇,偏重于书面语,严谨有余,不易传播。 于是,他有意识口语化。如,将“战栗”译为“发抖”、将“精神”译为“智识”。现在,“智识”已很少用,“精神”倒是常见,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智识”是个高频词,知识界无人不晓。
在日译本中,陈望道还发现一个现象:在第一章和第三章,有很多英文原词,数了数,共有49处。为什么要保留这些英文呢?他拿起英译本,揣摩出缘 由:这两章中,提到大量西方社会阶层和角色,以及社会主义代表性人物和文献,日译本保留的英文,都是专名(包括人名、地名、书名等)、术语和重要概念。为了保留英文专名的参考价值,他决定参照日译本。不过,他在译文中附录了 45处。
陈望道注意到,英译本的第三人称代词“they,their”,日译本却变成第一人称代词“吾人,吾人の”,即中文“我们,我们的”。他心生狐疑:两位日译者翻译时,为什么要转换人称呢?是无意的叙事视角转变,还是特意的立场转换?
对幸德秋水和堺利彦,陈望道并不陌生。他俩的文章,他都读过,深受影响。他想,两位译者之所以转换人称,绝不是无意的前者,肯定是特意的后者。 因为,他俩都是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视自己为共产党人,使用第一人称,更能表达自己的立场,更具感情色彩。
“那么,我是忠于英译本,还是像两位日译者,表达鲜明立场呢?”陈望道一边哈着气,给冻僵的手取暖,一边原地转着圈。柴房本就不大,又堆着杂物,空间逼仄,行不过七八步,就走到尽头,稍不留意,不是碰着柴火,就是磕着农具。
磕磕碰碰中,他忽然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便摇头晃脑,轻轻吟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吟诵罢,他心里乐了: “嘿嘿!我这也算是‘身居陋室,心忧天下’吧?”
陈望道陷入深思:两位日译者,都是我仰慕的对象,他们信仰社会主义,视自己为共产党人,我虽然还不是共产党人,但他们的信仰,就是我的追求,我也应该朝这个目标前进,早日做一个共产党人!
“对,我也要表达鲜明立场! ”陈望道立刻坐下,拿起毛笔,在相关的人称位置上,郑重写下“我们”“我们的”。
在如今的中译本中,这些代词更忠实于原文。这是因为,《共产党宣言》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革命纲领,更是全世界人民的行动纲领。